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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第169窟“丙申题记”的若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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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炳灵寺第169窟丙申题记是炳灵寺石窟中为数不多的北朝时期的题记之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丙申”的具体时间。针对丙申题记中的“灵岩”二字进行分析,厘清“炳灵寺”名称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以揭示炳灵寺石窟文化内涵的民族性、历史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炳灵寺第169窟;丙申题记;灵岩寺
   中图分类号:K87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3-0086-05
  On A Few Issues about the“Inscription in the Year of
  Bingshen”in Cave 169 at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CAO Xuewen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Binglingsi Cultural Relics, Dunhuang Academy,
  Yongjing, Gansu 731600)
   Abstract: An inscription from the year of Bingshen is one of few inscription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at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further confirms the exact date of“Bingshen”, presents a study on the words“lingyan”(spiritual rock)referred to in this inscrip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name of “Binglingsi”, thus uncovering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history, and diversity underlying the culture of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Keywords: cave 169 at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inscription in the year of Bingshen; Lingyan Temple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丙申题记”是炳灵寺第169窟中价值不亚于“建弘题记”的墨书纪年题记,长期以来学界对“丙申题记”的研究远没有对“建弘题记”那样关注。关注和认真研究“丙申题记”,对炳灵寺石窟早期年代的断定以及早期寺名的发展演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丙申题记年代的研究
  “丙申题记”(图1)位于第169窟南壁第23龛(图2)上方,共11行,每行字数8到11字不等。录文:
  岁在丙申六月十八日清信/张隆自慨过回尘秽/兹湮世沉沦迥波莫知/济故发微心来此灵/岩行道忏悔回观旧□/率自兴感遂发愤志/造宜修治此/ □请□/ 者/一生 /共兴此□同发此愿
  关于丙申题记,前辈们也做过初步的探讨和研究。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前所长王万青先生在《169窟题记考释》一文中谈到:“所以我认为这个丙申应为北魏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516),孝明帝元诩信奉佛教,来炳灵寺敬佛活动的人,在窟内题字,其内容与炳灵寺的兴建和造像的时代分期是比较合适的。”[1]
  董玉祥先生在其《炳灵寺169窟概述》中提出:“如果我们把‘丙申’的时间推到与西秦盛时相接近的阶段,向上推到‘396年’,正值乞伏乾归太初九年,若自太初九年往下推60年,则为公元456年,即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2]董先生认为,此“丙申”为太初九年或太安二年皆有可能,而456年的可能更大一些。
  王亨通先生在董玉祥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唐代某个“丙申”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按题记中有‘灵岩’的记载,好像是唐代的某个‘丙申’年,如按题记中‘……遂发愤志,造宜修治……’的记载,23龛的造像风格又不全然像唐风,所以‘丙申’的具体年代仍然是一个存在的学术问题。”[3]
  前面几位学者对“丙申题记”的探讨,主要针对“丙申”的具体年号提出了各自的观点。由于干支纪年法每六十年一个轮回,在“丙申”之前没有具体指明是哪朝哪代哪个皇帝时期的“丙申”,所以断定起来就较有争议。无论是董玉祥先生提出的太初九年或太安二年,还是王万青先生提出的北魏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愚以为皆有可能。而常青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南壁第23龛塑像(常青文章中編号S25)的年代是在420—471年之间[4],这与董玉祥先生推断的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基本吻合。我认为这里的 “丙申”应该是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这是因为431年西秦被赫连定所灭,旋即吐谷浑又灭了赫连定,到了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炳灵寺所在的枹罕(河州)地区尽归北魏所有。但是这个时期又恰逢太武帝灭佛,这次灭佛运动对北魏佛教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直到文成帝(452—465)即位后佛教才慢慢得以恢复,从西秦灭亡到到太平真君灭佛,再到文成帝复法,中间间隔了二十多年,经过了持续不断的战火和太武帝灭佛运动的劫难,当时的炳灵寺是一片破败的景象。佛教信徒们顺应历史潮流,跟随文成帝的复法运动,选择在这个时候来炳灵寺“遂发愤志造宜修治”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炳灵寺早期名称的探讨
  探讨丙申题记的目的,除了确认其具体的年代外,还有一个由丙申题记衍生出来的炳灵寺早期名称问题。笔者在《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炳灵寺名称之争的学术史钩沉》一文,就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炳灵寺名称的含义及其炳灵寺与灵岩寺名称谁为正统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在此根据丙申题记,进一步探讨炳灵寺石窟早期的名称,并对传统关于炳灵寺早期称为“唐述窟”或“唐述谷寺”提出一些看法。   现在一般认为炳灵寺在北朝时称为唐述窟或唐述谷寺,到了唐代始称灵岩寺,“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入主河州,开始称炳灵寺。“炳灵”是藏语“仙巴本朗”的音译,意为十万弥勒洲。多年来,对这一观点很少有提出质疑的。北朝时期的丙申题记中出现了“灵岩”二字,这就对我们的传统认知提出了新问题。是不是在北朝及其之前,除了“唐述窟”或“唐述谷寺”的称谓外,炳灵寺还有别的名字?或者说,“灵岩寺”这个名称不是唐代才出现的,抑或更早?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再进一步去研究探索。
  的确,早期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炳灵寺只有“唐述”之称,别无他称。郦道元(472—527)的《水经注·河水》记载:“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立,竞势争高,远望嵾嵾,若攒图之托霄上。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唐述窟。其怀道宗玄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栖托焉。故《秦州记》曰:‘河峡岸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导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谓之唐述水。”[5]这段文献告诉我们,在北朝时期炳灵寺石窟所在的山叫唐述山,从山中流出的水叫唐述水,开凿在山中的窟则叫唐述窟。
  除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记载,其他文献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如梁慧皎的《高僧传》卷11《玄高传》载:“有玄绍者,秦州陇西人。学究诸禅,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净,倍异于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灵异如绍者,又十一人。绍后入堂述山蝉蜕而逝。”[6]这里的堂述山就是唐述山。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第39卷《伽蓝篇》载:“晋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风林津,登长夷岭,南望名积石山,即《禹贡》导河之地也……南有石门滨于河上,镌石文曰:‘晋太始年之所立也。’寺东谷中,有一天寺,穷讨处所,略无定止。常闻钟声,又有异僧。 故号谷名为唐述,羌云鬼也。所以古今诸人入积石者,每逢仙圣,行住恍忽,现寺现僧。”[7]
  以上文献均记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炳灵寺的名称是唐述窟或唐述谷寺等,均以“唐述”命名。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唐述”的名称无法与炳灵寺石窟中的题记或碑刻相印证。炳灵寺石窟中的近百条题记中竟没有一处提到“唐述”二字,倒是第169窟北朝时期的丙申题记却出现了大家公认的唐代才开始的“灵岩”二字。如果按照董玉祥等先生研究的“丙申”是太初九年或太安二年,那么,在北魏时期甚至西秦时期炳灵寺就该称作灵岩寺了,传统中唐代始称灵岩寺的说法就不成立了。我们再看看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宋李远《青唐录》载:“河州渡河至炳灵寺,即唐灵岩寺也。贞元十九年(803)凉州观察使薄承洮所建。寺有大阁,附山九重,中有佛像,刻山为之,高百余尺。环寺皆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台榭故基及唐人碑碣。”[8]宋代文献记载唐时称灵岩寺,这本身没有错,因为炳灵寺石窟的唐代碑刻题记中大量出现了“灵岩寺”之称号,如位于第64龛上方刻于唐仪凤三年(678)“张楚金”摩崖石刻题记中,就有“灵岩寺”名:“……阁道入灵岩寺□□西南……”。位于第148龛外面北侧的《灵岩寺记》,高1.32米,宽0.98米,楷书阴刻,共30行,每行43字。这通碑文是金城公主入蕃21年后,唐玄宗为了“念其姻旧之戚,许以自新之惠”,遣御史大夫、上柱国魏县开国侯崔琳率朝廷各部、台、寺及内侍共72名官员组成使团,在入蕃途中经炳灵寺时,由副使魏季随刻写的,是研究唐蕃关系的重要史料,也是唐朝最高官方称作“灵岩寺”。
  唐时称灵岩寺,但并不一定唐朝就开始称灵岩寺。根据丙申题记,“灵岩寺”一词出现更早于唐朝,比如北魏或西秦,甚至可以推定“灵岩寺”一词与“炳灵寺”一词同时出现了。但是也有人认为,“灵岩”一词在唐代才在佛教石窟之名中出现,唐以前少见。
  其实不然,国内的早期佛教寺院,尤其是北朝时期的佛寺,称作“灵岩寺”的佛教寺院多有出现。如《水经注·?水》载:“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9]这里的“灵岩”指的是云冈石窟,描述的是武周川水流经云冈石窟时看到的景象,也就是说云冈石窟在北魏时也称作灵岩寺。杨森先生对“灵岩”一词做过考述:“关于‘灵岩’,《广弘明集》卷2载‘景明初……准代京灵岩寺石窟’。《洛阳伽蓝记》卷5载‘京南关口有石窟寺、灵岩寺’。此灵岩寺当指洛阳伊阙龙门石窟。敦煌文献和石窟题记中也有对敦煌石窟称灵岩寺和仙岩寺的记载……可知,在山崖上开窟造寺者皆可敬称‘仙岩’和‘灵岩’。”[10]杨森先生提到的《广弘明集》卷2记载的“景明初”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第一个年号(500—504年),这就是说龙门石窟在北魏时期就称作灵岩寺。《洛阳伽蓝记》成书时间为东魏武定五年(547),其中出现“灵岩寺”的记载,足见“灵岩寺”一名早在北朝时已经普遍出现是不争的事实,而非唐代才出现。
  另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山东泰山的灵岩寺、江苏苏州的灵岩寺等。山东泰山灵岩寺,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县,始建于东晋,距今有1600多年的历史。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灭法,佛事遂废,至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再兴,正光元年法定禅师重建。关于山东泰山灵岩寺名称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351年山东来了一位叫竺僧朗的高僧,他在泰山一带从事佛教活动,经常到泰山的玉符山讲经。据称讲经时,“石为之点头”,人们纷纷感叹此山有灵犀,故称灵岩,名字由此而来。僧朗率众开山,成为灵岩寺的奠基者。虽是传说,但也证明“灵岩寺”一名早在北魏早期就已經有了。苏州的灵岩寺也建于东晋时期,与炳灵寺的创建年代差不多同期。   通过对国内早期以 “灵岩”命名的佛教寺院的研究发现,这些寺院大致与炳灵寺同时代出现,均建在山奇峰秀的环境中。山东灵岩寺所在的地方叫灵岩峪,苏州灵岩寺所在的地方叫灵岩山,云冈、龙门和敦煌也曾称灵岩寺。无独有偶,炳灵寺所在的小积石山,历史上也叫灵岩山,明吴祯《河州志》有记载:“冰灵寺,在黄河北郡灵岩山。寺琢山为立佛,高六七丈,与岩齐。琢麓为卧佛,长十余丈。倚岩起阁,有上中下三八洞。”[11]
  当然,炳灵寺所在山历史上有多种名称,郦道元《水经注》称唐述山,慧皎《高僧传》称堂述山,释道世《法苑珠林》叫积石山,吴祯《河州志》叫灵岩山。“唐述”是羌语,翻译成汉语有神仙窟的意思,也有灵岩、仙岩之意。
  如果我们依照丙申题记推断炳灵寺早在北朝时期称灵岩寺,那么问题又来了,郦道元、释道世等在他们的著作中为何不直接称灵岩寺而是采用少数民族的语言,称作唐述窟或唐述谷寺呢?难道他们那个时候就不知道灵岩寺之称吗?
  针对这个问题,吴作人先生认为,郦道元、释道世等并没有来过炳灵寺,他们对炳灵寺的描述是根据传闻记述而已[12]。另外,炳灵寺所在的河州地区在南北朝时期长期由不同的少数民族所控制。这些少数民族汉文化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没有留下更多的可供参考的地方史志等文献。郦道元没有亲身到过炳灵寺,当然更无法看到写在天桥洞(第169窟)中的丙申题记,只是从别人口中得知这地方“神鬼莫敢近”“藏古书五笥”,羌人当时也不怎么了解佛教,把活动在这里的“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统统称之为鬼神。也许这就是唐述窟或唐述谷寺的来历。而真正了解佛教的汉族人或精通汉文化的部分少数民族,在这风景秀美的地方开窟造像坐禅修行时,称之为灵岩寺,在修寺塑佛后留下“来此灵岩”“遂发愤志,造宜修治” 的墨迹,是完全是合乎情理的。
  当然,郦道元的《水经注》最早把炳灵寺写进了历史文献中,开启了炳灵寺走进史籍的先河。也许,当时《水经注》还没怎么普及,开凿炳灵寺石窟的佛教徒们并不知道《水经注》已經成书,这恐怕就是在炳灵寺石窟的碑刻题记中为什么只见“灵岩”不见“唐述”的原因。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北朝时期炳灵寺周边的风土人情、民族生活状况和佛教传播等情况;而丙申题记则引导我们去了解炳灵寺石窟名称发展演变的真正脉络。
  通过前前后后的统合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炳灵寺自从有了佛教活动,在正统记载或汉文化系列文献中一直称为“灵岩寺”,从北朝丙申题记中的“来此灵岩”、唐代石刻题记“灵岩寺记”和张楚金题记,到宋代“何灌”石刻题记中的“绝冰河,尽灵岩”的记述,再到明代的《重修古刹灵岩碑记》,直到清康熙年间的《王菏泽游记》中灵岩寺与炳灵寺的辨析等等,“灵岩寺”这一名称可以说是延续千年,一脉相承,无有中断。而唐述窟、唐述谷寺、炳灵寺、冰林寺、贤巴本郎等名称,则是在历史长河中的某时期、某个少数民族在这里居主导地位时所用的名称。唐述窟在郦道元笔下是羌人所叫的名称。但我们认为,郦道元笔下的羌人,未必只是羌族,应该是那个时候生活在炳灵寺周边的包括羌族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西秦北魏时期,主掌炳灵寺所在的枹罕地区政权的少数民族是鲜卑族或与鲜卑族同根同源的吐谷浑,却没说鲜卑族对炳灵寺如何称呼的,而羌语中却称“唐述”了。到了唐末至宋、唃厮啰、西夏时期,随着吐蕃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吐蕃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炳灵寺”一名开始出现在史籍中,与“灵岩寺”混合并用。明朝成化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完全控制炳灵寺,“炳灵寺”一名成了唯一的名字,“灵岩”一名开始走入历史,以至于王菏泽在康熙时期来炳灵寺看到宋朝“何灌题记”上的灵岩二字时,还在较真究竟哪个名字正统。炳灵寺在藏语中称为“仙巴本郎”,意为十万弥勒。同样的道理,炳灵寺并不是只有藏族人叫贤巴本郎,生活在青海、甘肃甘南地区信仰藏传佛教的汉族人、蒙古族人和土族人都叫贤巴本郎。
  从炳灵寺名称的发展演变历史和名字的多样性、多重性中,我们更能深切地体会到炳灵寺石窟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瑰宝,凝结着各民族的智慧和心血,值得我们去保护研究和弘扬。
  参考文献:
  [1]王万青.169窟题记考释[J].敦煌学辑刊,1989(1):128.
  [2]董玉祥.炳灵寺一六九窟[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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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郦道元.水经注校证:河水:卷2[M].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43-44 .
  [6]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410.
  [7]释道世.法苑珠林校注:卷39[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7.
  [8]李远.青唐录[M]//劳亦安.古今游记丛钞:第3册:卷13.上海:中华书局,1936:1.
  [9]郦道元.水经注:?水[M].王先谦,校.成都:巴蜀书社,1985:254.
  [10]杨森.炳灵寺石窟的道人、道士、道观、喇嘛及其他[C]//郑炳林,石劲松.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452.
  [11]吴祯.河州志校刊[M].马志勇,校.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55.
  [12]吴作人.永靖炳灵寺:序[M]//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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