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与新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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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读《李汝伦诗词选・附录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写新诗的朋友改写旧诗……往往诗味很浓，比某些旧体诗格律很熟、掌握较多旧体诗词汇的老先生写得更富意境，贴近生活。原因很简单，老先生是从旧诗到旧诗，而他们是从生活到旧诗。老先生们是一生泡在旧诗里，从生活到语言，都被旧诗所浸透，开口便旧。”这些话似乎不经意中说出，却在提示真诗来自生活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种“从旧诗到旧诗”的要害便是脱离生活。脱离了生活的陈旧话语的堆砌，也只能是没有生命的诗的躯壳而已。
　　当下写这种“旧诗”的“老先生”，多已凋谢。而颇有一些风华正茂的“少先生”们，沿着“开口便旧”的路，却越走越远，大有后来更旧之势。他们写诗填词，往往先把自己异化成古人，并为自己设计出一个类似古人的规定情景。于是在他们的爱情词中，便出现了诸如：露冷香残、败叶西风、残宫断羽、灯梦低摇、鸳枕余薰、绛腊啼珠、篆烟空渺……这样一些与当代生活格格不入的词汇。另如有人写从重庆乘客轮到南京、常熟旅游的诗中，便出现了“布帆无恙到金陵”、“抠衣晚过东门外，来觅牧翁读书堂”一类令人产生《唐吉诃德》式的喜剧感的句子。
　　“文章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赵翼)。旧体诗的生命，在于与时俱进的创新。现当代诗歌大师臧克家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过：“我写旧体诗是为了追求‘三新’即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我个人认为，无此‘三新’，难乎称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旧体诗。固守陈规，不能新变，何以代雄?如果旧体诗与时代精神脱节，与人民生活无涉，只能略备一格”(《臧克家旧体诗稿・跋》)。大师一再强调的“三新”中的“思想新”、“感情新”，属于诗的内容，这固然重要，但诗是语言艺术，诗的思想感情是通过诗的语言实现的；习惯的说法，旧体诗以“文言”为载体，这没有错。但文言即“古汉语”或“古文’’的定义，却是一个误人误诗、乃至把旧体诗导向仿古、复古倾向的误解。如果为“文言”正名，我以为《辞海》“文字之别于语体者为文言”的解释比较科学。说白了，“文言”不过是由来自生活的口语提炼成文字的两种功用有别的书面语言：一是应用(包括科学著作)文章语言，二是从中分化出的文学语言。诗当属于后者。诗的文言，应当是一个贯穿着继承创新原则的历史范畴。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民歌小调所使用的“文言”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言。那么，面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汉语文言早已成为现当代各种文学形式的载体的共同语境。我们的诗词语言，似乎也应当有一个与时代同步的转变了，这便是由“古文言”向“新文言”的转化。近百年来，现代诗坛的两大巨星鲁迅、毛泽东以及郁达夫、郭沫若、田汉、老舍、聂绀弩、臧克家等前辈大师，都曾经以他们的经典诗作，划时代地为新文言建设奠定了历史的丰碑。活跃在当代诗坛上的霍松林、刘征、李汝伦、邵燕祥等几位大家，以及众多新旧体两栖诗人也都以富于个性化的现代文言，成功地创作出了全新的诗美意境，从而给读者以“活色生香”、富于时代感的审美享受。
　　诗中旧体，只标示这个诗体形式的历史悠久，今天的旧体诗却应当是以新文言为载体创作的具有“三新”品格的当代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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