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之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曹 云

　　文化身份问题是全球后殖民语境中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身份认同就是回答：我是谁？对自我的认同是由承诺和自我确认所规定的，这样的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视界和框架中，我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有价值的，我应该做的，或我反对和支持的。从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身份认同对自我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认同度失败意味着自我的破碎和精神根基的丧失。
　　身份认同与定位始终是困扰美国黑人女性的最大的问题。20世纪早期，贝尔・胡克斯指出黑人女性的“双重不可见性”：在美国，没有人能像女黑人那样没有社会存在与社会认同，当黑人被谈论时，谈论的焦点是男人，当女人被谈论时，谈论的焦点是女白人[1]。黑人女性不仅受到来自白人主流社会及其强势文化的种族歧视和压迫，在黑人世界里，又受到黑人男性的压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人女性是弱势中的弱者，无论白人男性、女性还是黑人男性，都在将自己的经验作为标准而视黑人妇女的经验为异端，因此黑人女性探索自我，发展自我的路程也就任重而道远。
　　作为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唯一的黑人女性得主，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中以独特的视角，将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纳入到文学创作中，通过黑人历史和黑人女性悲惨命运的再现，揭示黑人女性面临的身份认同的困境，让读者思考美国黑人女性如何摆脱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的阴霾，建构积极自主的种族文化身份这一现实问题。
　　第一，佩克拉：在白人文化中迷失的自我。《最蓝的眼睛》讲述的是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粗暴、同学的奚落和成年人的冷漠之中的黑人小女孩佩克拉，懵懂地觉察到，自己所有的困境源于自己是个丑陋的黑女孩。因而她渴望通过改变自我获得众人的认可和欢欣。于是，她开始向上帝祈祷，企盼能生出一双最蓝的眼睛。最后她堕入了迷狂的幻觉状态: 她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一双无与伦比的最蓝的眼睛，日日与它窃窃私语。
　　作为美国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黑人总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受到白人文化的侵蚀，他们渴望从外到内都向白人靠近；而另一方面，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注定他们处于边缘地带。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他们不得不以白人的话语方式来确定自己的身份。美国黑人精神领袖杜波依斯认为，“美国黑人是戴着面纱出生的，被赋予了超人的洞察力，这个社会没有给予他真正的自我意识，他们是通过另一个社会的展现看到自己，这是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双重意识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注视自我的感觉，用它的卷尺来估量自己”[1]。可以说，黑人置身于美国社会之内，但同时又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这种若即若离的二重性成为黑人身份认同最大的烦恼和困惑。
　　黑人小女孩佩拉克梦寐以求的是能够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目的在于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找到自己的合法身份。对她来说，别人的眼神，尤其是白人的眼神，是确立自己社会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不幸的是，佩克拉发现“所有白人的眼里都潜伏着厌恶的神色。毫无疑问，这神色是冲她来的，是冲着她和她的皮肤来的”[2]。在周围白人冷漠、厌恶和否定的眼神中，年幼的佩克拉看到自己被鄙视和否定的身份。
　　20世纪40年代，奴隶制虽然已废除，但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依然根植于白人社会，更深层次地体现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指出，如果你是一个黑人，这是一重不幸，同时又是穷人，这是两重不幸，同时又是女人，这就是三重不幸[3]。而作为长相最具黑人特征的佩拉克占尽着三重不幸。年幼的她无法理解造成自己生来丑陋，备受歧视的根源，只能从周围的环境中寻求答案，只能被动地接受了强势白人文化强加给她的审美意识。于是她长时间地坐在镜子前，渴望能生出一双像秀兰・邓波尔一样的蓝色的眼睛，陷入自我身份质疑、自我意识扭曲的痛苦中。
　　佩克拉对蓝眼睛的渴望是对白人文化价值和审美标准的认可，也是对自我的否定。在强大白人霸权文化的冲击下，黑人的心灵深处产生一种无可排解的文化自卑情结和劣根民族的痛苦。部分黑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审美观被逐渐扭曲和同化，不知不觉中，他们把这种白人的价值观以及审美观内化，“白”即是“美”。一切与“白”相关的也是美的，“黑”是丑陋的。以至于“所有的成年人，大一些的女孩，整个世界都一致认为这个蓝眼睛，金黄头发，粉红肤色的娃娃是每个女孩都珍视的东西”[2]。佩克拉对蓝眼睛的渴望、对自我的否认就在这种白人审美观与黑人自身生理特征冲突下产生的。在这种主流文化的价值和审美观中，黑人永远不可能达到这种美的标准，只能被边缘化。佩克拉按这种标准判断自我，只能得出自己是丑陋的结论。
　　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霍米・巴巴这样分析：“后殖民话语……使得被殖民者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而在自己的皮肤上戴上白人的面具。在这样扭曲的文化氛围中，完成了心理和精神被殖民化的过程。从而使压迫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化成文化的渗透与认同的关系，而被殖民者将外在强迫性变成内在的自觉性。”[5]
　　而这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被殖民也就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最终导致佩克拉的自我的破碎和精神根基的丧失，导致她人格的分裂和错乱，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成为白人主流文化侵蚀的牺牲品。
　　第二，秀拉：在双重歧视下追求独立人格的自我。《秀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最蓝的眼睛》的延续：同样植根于黑人女性的体验，并将对这一体验的描述从少女时代延续至成年。为了寻求自己独立的人格，秀拉选择了抗争。面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秀拉用她短暂的一生书写着打破传统藩篱、挣脱命运枷锁的传奇。
　　在少女时代，形影不离的秀拉和好友内尔就已经对作为黑人女性所面临的“双重压迫”有所感知，“她们发现自己不是男人也不是白人，一切自由与成功都没有她们的份”[4]，当经过冰淇淋店周围的男人时，他们无论种族黑白，眼里看着她们，心里想的就是“猪肉”，她们被吞没在一种贪婪、饥饿的男性目光中。两人携手面对充满敌意、令人压抑的环境，“着手为自己创造新的东西”[4]，宣布“我就是我。”。
　　秀拉在年仅十二岁的时候，就为了保护自己和内尔，为了能自由地走原来回家的路线，而选择割破自己的手指这种自残的方式，吓跑四个欺负她们的白人小孩。这朵叛逆、带刺的玫瑰已经表现出反抗种族压迫的精神，她要通过反抗来求得生存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
　　成年后的秀拉为了追求她精神的独立和独立人格的建构，选择了离家求学。但“到处都一样”道出了黑人在世间的辛酸。在秀拉眼中大城市只不过是“一个大的伯特姆”罢了，不论在哪里，黑人女性都要忍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重负。而秀拉要选择了一条和其他黑人妇女完全不同的道路。当衣着华丽的秀拉返回故乡后，她叛逆不羁，我行我素，成为黑人眼中的另类和他者。
　　她不要婚姻，不愿依附男人，更不会去做贤妻良母。她断然拒绝外祖母夏娃劝其结婚生子的劝告，大声地宣布：“我不想造就什么人，我只想成为我自己。”[4]她无视男人的存在，她将男人称之为“马桶”。她自我纵欲，与一个又一个男人做爱，然后再一个个抛弃。甚至连好友内儿的丈夫也不放过。秀拉挑战黑人社区的传统法规和观念、我行我素的作风导致她与整个社区的对立及与好友的疏离：“底层”的人们骂她是蟑螂、妓女、巫婆, 她成了黑人社区的邪恶的化身――一个不受欢迎的外来世界的闯入者。
　　“在族长制文化中，妇女是男性他者的能指，受到符号的制约”[6]。妇女的刻板印象一直都是被动的、边缘化的。为了摆脱男性的他者所指，为了不被淹没在传统价值观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中，对抗沉死的社会，秀拉通过自我放纵，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寻求女性的话语权和优先权。用自己的身体去体验一种“悲伤和刻骨的痛楚”，去挖掘自我的力量，去“找到自己，接纳自己，和自己完美地融合在一起”[4]。因为女人可以依靠的只是自己，而承载“自己”的就是既忍受苦痛又尽享欢愉的身体。她即使在临死前,她也清楚地表明,“我有自己的头脑,也有自己该想的事，也就是说,我拥有我自己。我的孤单是我自己的。”[4]她对孤独感的追求可以理解为对独立自我的追求，她宁可选择孤独，选择不为人理解。

　　秀拉反传统的行为时刻提醒她对抗沉死的社会。她的反叛行为不仅无视种种社会法规、颠覆了男权统治，而且体现了她寻求自我、建构自我的人生历程，使她成为黑人女性反抗双重歧视和压迫、寻求真实自我的先行者。
　　秀拉的反叛行为颠覆了男权统治，体现了她寻求自我、建构自我的决心，使她成为黑人女性反抗双重歧视和压迫、寻求真实自我的先行者。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要像红杉树一样倒下。”[4]秀拉寻求自我的道路是坎坷的，对现实社会的反抗是孤独的。她极端的反抗形式恰恰反证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时期黑人妇女的理想。
　　小说以秀拉的死结束，隐喻着秀拉寻求自我道路的失败。她将自己完全同自己的黑人社区以及民族文化割裂开，这必定造成她内心的孤寂和不被人们理解，从而最终导致自我价值实现的失败。但是她的那种无声的反抗，犹如时代先锋的呐喊一样，势必会唤醒一大批黑人妇女去探索今后的道路。
　　第三，内尔：屈服于传统的黑人女性自我。在《秀拉》中，内儿与秀拉构成了一个对称的人物组合，是伯特姆社区传统黑人妇女形象的典型。年幼的内尔可以说就是秀拉的复制品。内尔才十岁时就宣称：“我是我。”每次她使用“我”这个字眼时，浑身都感受到力量、喜悦或者是战栗。“‘我’，我想……我想要……当最棒的”[4],她的实现自我意识极为迫切，这就促使她与秀拉结交。她们同喜同悲、同乐同泣，共同追求黑人女性的价值和人格独立。
　　她们携手走过了少女时代，长大后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道路。内尔顺从，固守习俗，做了贤妻良母。侍候丈夫、养育孩子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尔安心做丈夫的影子,孩子的母亲这样恒定的生活,忘记了自我,也抛弃了童年独立的意识。但这样的牺牲换来是丈夫的背叛和抛弃。丈夫的离去对内儿是致命的打击,悲痛几乎粉碎了她。失去了丈夫,内尔就失去了身份,如同失去了生命。丈夫的离去顷刻之间把内尔推向了万丈深渊。“内尔等待着，等待着积蓄已久的哭喊”[4],内尔对那个因受伤而哭泣的自我的呼唤的失败暗示着内儿“我”整体性的撕裂。结婚后的内尔同所有的传统女人一样,在双重压迫下，不敢去探求生命的潜在价值，也不敢去反抗社会传统带给女性的桎梏。在秀拉眼中，内尔的痛苦和孤独却是被他人造成的二手的孤独。她无法再认清自我，保护自我，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与生命力。而这时的内尔对男性的依赖只能使自己成为男性的“他者”――失去自己的灵魂和独立性。
　　小说结束时，内尔在秀拉去世24年后来到秀拉的墓前，发出悠长的哭喊：“啊，上帝，秀拉！！ 女孩女孩女孩！”[4]内尔的哭泣表明她的觉醒，是对秀拉追求自我的黑人女性身份的认同，是对黑人女性寻求自身身份之艰难的感叹。
　　莫里森成功塑造了秀拉、佩克拉等一系列黑人女性角色，描述了黑人妇女在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压迫下的内心的挣扎，倾注了作者对黑人女性命运及前途的关注。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在白人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黑人妇女探索自我存在和实现自我价值所面对的难题和窘境。作者通过对黑人女性追求自我价值艰难之旅的困惑和探索的描述，引导黑人女性去反思如何摆脱种族和性别的藩篱，如何有效的建构自己黑人女性的身份策略，努力为解决黑人女性问题寻找一条出路。
　　
　　【参考文献】
　　[1]唐红梅. 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2]Morrison，Toni. The Bluest Eye [M]. New York : Knopf，1970.
　　[3]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Toni Morrison,Sula[M].Great Britain:Vintage Random House，1998.
　　[5]谢群.《最蓝的眼睛》的扭曲与变异[J].外国文学研究,1999，(4).
　　[6]谭秀敏. 黑人女性文学上的一朵奇葩――对《秀拉》中性别的重新解读[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作者简介：曹云，西安文理学院外语系讲师）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5/view-13156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