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叙事结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杨学民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文体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她对时间与人和文学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并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搭建出了一个个形式与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从而促成了她对小说文体的创新。本文选取了《无出路咖啡馆》、《扶桑》和《人寰》这三部代表作进行细读式分析，以期对她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的样态、意味以及建构策略有比较深刻的把握。
　　
　　一
　　
　　“不过你不同啊，你是军官。军官会有一笔不小的钱吧?”
　　“记不清了。”我记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块，叫做“安家费”。
　　这是《无出路咖啡馆》(以下简称《咖啡馆》)中的一段对话，当时，主人公(也是叙述人)“我”正接受福茨的审问，“我”心是口非，口中应对着现时的提问，而记忆却跑到了“我”来美国以前的退伍之时。后面这一节叙述话语看起来十分平常，但就是这一平常话语，如果与整篇小说联系起来，其意义就不一般了。因为它将不同时间向度的情节组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时间结构，且这个叙述语句的时间结构与整篇小说的时间结构是异质同构的，从而也就成为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缩微模型。《咖啡馆》的这种由现在和过去这两个时间向度组成的对比性张力时间结构是一种形式结构，也是一种意义结构。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时空。时间在小说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作家的时间意识既表现在表层结构上，又深植入深层结构里。它在两个层面上的表现既有统一，又有区别。因此小说的序列、情节、人物和故事以及长河落日之类的环境描写等，在时间意义上都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作为结构要素，它们既可以组成表层结构也可以显示深层结构。在本文中，表层结构指的是小说的叙事时序结构，深层结构即叙事结构。就《咖啡馆》来说，在表层结构层面上，“过去”主要就是“我”在中国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所思――“我”的从军生活以及母亲的婚恋等，它们是一些回忆的碎片；而“现在”主要就是“我”在美国与外交官安德烈的所谓恋爱生活、求学历程，再加上与作曲家里昂、房东夫妇等人的纠葛，它们像是以“我”的受审经过串起的一个个冰糖葫芦，组成了“我”在新大陆的奋斗故事。从叙事时序来看，“过去”与“现在”是交错发展的，作品就像是一列夜间行驶的火车，明亮的窗子是“现在”在闪烁，那窗子的间隔就是那灰暗的“过去”，两个时间向度的交替呈现使小说形成了音乐般的叙述节奏。
　　值得赞赏的是，严歌苓在时序结构的下面还潜植了一种叙事结构、一种意义结构。叙事时序结构是动态的，沿着叙述语流直线向前发展，而叙事结构就不同了，它是静态的，空间性的，是潜藏在叙述语流之下的一组关系，是动中之静，无论表层叙事结构怎样变化，它基本是稳定的。《咖啡馆》的两种结构的并存使小说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时间与空间的对立统一。这种张力关系也是导致这部小说叙述曲折多变，而又没有落入通俗小说窠臼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咖啡馆》的叙事结构到底是啥模样呢?它是由“现在”和“过去”这两个时间向度组成的张力性时间结构。它深藏在故事与故事、情节与情节、序列与序列之间，也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形式，是打乱了时序结构以后的重新组合。在主人公“我”的内心世界里一部分是在中国的经验感受，另一部分是当下的美国经验和感受。前者是“我”的过去，后者是“我”的现在，它们一起聚集在“我”的身上，形成了张力性冲突，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中，具体显示了《咖啡馆》叙事结构的动态样式。在这里，“过去”与“现在”既无法分离，而又无法统一，两种文化观念、价值趋向、审美情调等时时发生龃龉，因此，“我”也就成为了一个痛苦的、躁动的、分裂的“移民”形象。这种“龃龉”是普遍的，在阅读过程中，时时都可以感受到。我们顺便看一下劳拉替“我”买礼服的场面：
　　她(劳拉)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示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在这儿，“我”的内心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一个小宇宙。“我”开始是不情愿的，但劳拉硬是将礼服套在“我”身上，但看到“平坦坦的胸”以后，马上又显示一种女性的自卑和向往(自卑与向往是姐妹)，转而又是拒绝，但“我”还是服从地照办了，而心理依然觉得“文不对题”。在服从与拒绝、自卑与向往的背后，不正是华裔美国人(现在的“我”)与中国人(过去的“我”)的审美情趣、情感方式、价值观念的拉锯式搏斗吗?
　　《咖啡馆》的这种叙事结构不仅制约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制约着小说中的故事关系。这篇作品最主要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我”父母的爱情传奇，属于陈年旧事，一个就是现在“我”与美国外交官安德烈的“以结婚为目标”的情感交往。这既是新旧爱情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爱情观念的碰撞。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常常使用夸张的语气来叙述父母的故事，从而实施了对父母的功利、情欲的爱情的颠覆，但这并不说明叙述者“我”对眼下的一切就持肯定的态度，因为“我”有时比母亲更加的世俗和功利，虽然“我”和安德烈都怀有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想。“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是复杂的，简单地厚此薄彼是行不通的，因为“灵”与“肉”的关系本来就是一种悖论。故此，我们也只能像作者一样怀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看着众生和我们自己。
　　
　　二
　　
　　就整体来看，《扶桑》和《人寰》与《咖啡馆》的叙事结构是一致的，但在由“过去”与“现在”所构建的叙事结构框架内，前两部小说又各有变异，甚至可以说都比《无出路咖啡馆》要复杂。《扶桑》中的人物之一、叙述者“我”是一位来到大洋彼岸的“洋插队”，嫁了一位白人丈夫，当了作家，写妓女扶桑的故事正是她“现在”的工作。她立足于现实的处境来重塑百年前中国名妓的遭遇，正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是与《咖啡馆》一致的叙事结构。《扶桑》叙事结构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所发生的故事的安排上，因为叙事结构中的“过去”这一时间向度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更复杂的二级叙事结构，呈现出大结构套小结构的状态。这个二级叙事结构的样态可以从下面这个叙述句中体会出来。
　　多年后，大约是在四十岁左右，克里斯有天想到他走出扶桑和大勇那幢楼的感觉。 　 显而易见，这句话既涉及到了小说“过去”故事的主要人物――扶桑、大勇和克里斯，主要环境――那幢楼，又涉及到了“未来、现在和过去”三个时间向度。相对于小说整体叙事结构而言，“过去”中的这三个时间向度，可以借鉴英语中的时态意义，更精确地表述为“过去将来时、过去时和过去完成时”。二级叙事结构也就是这三种时间所形成的对话关系。“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①这也就意味着时间结构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生命成长的迹线。
　　《扶桑》的二级叙事结构将三个时间向度聚合在一起，自然使小说的情节、人物性格等变得更为复杂了。就叙事结构在人物身上的表现而言，“过去完成时”主要是大勇的回忆和叙述者对扶桑或克里斯的童年生活的补叙，它解释了“过去时”中的三个主人公的历史。这时的叙事逻辑是“人即自己的历史”，它揭示了叙事结构中时间互相统一的一面。但叙事结构、人物性格等并非只有统一，时间的对立一直潜伏着。而最能说明其对立性的则是克里斯身上的“过去将来时”与“过去时”的纠葛。在小说中，几乎凡是有克里斯出现的地方，时间标志都是成对出现的：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过去将来时”，如“许多年后，七十岁的克里斯在老年性失眠的一个夜晚，又一次看到见了扶桑跪着的形象……他看着十七岁的自己像条垂死的鱼”。由此看来，时间在克里斯身上是重叠、交错的，既可以超前又可以倒流的。这难道仅是在叙述时间上玩魔术吗?非也。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不同时间段里的克里斯实际上成为了不同叙述角度和叙述对象，而不同的叙述角度却是叙述同一段故事，但每一次叙述所看到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意义前后不同与叙述角度、时间向度的转换密切相关。进一步来说，克里斯在“过去将来时”中回顾“过去时”故事时，历史语境和心境都发生了变化，他往往都是以成熟、反思、忏悔或怀旧的眼光来“刷新”记忆，七十岁的克里斯认为十七岁的自己像条垂死的鱼，而当时十七岁的克里斯却是一个“让自己尽量做一个正常的嫖客”的人，一个躺在扶桑的怀里“不再顾得上体面，索性呜呜地敞开来痛哭”的小伙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克里斯呢?哪一个都是!克里斯的性格是多面的、矛盾的、复杂的，而克里斯性格的诸多层面恰恰是随着时间向度的转换慢慢呈现的，时间关系或叙事结构实际就是人物性格的内部关系或深层组织形式。叙事结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正表现在这里。它也是严歌苓思想和叙事艺术成熟的表现。
　　
　　三
　　
　　《人寰》是“我”面对一个缺席的心理医生讲述出来的，“我”一边叙述自己的美国故事，一边穿插“我”早年的中国经历。“现在”与“过去”像条形码一样交替变换。这种时序结构与其他两部小说没有多大差异。差异主要在于，《人寰》的二级叙事结构与整体叙事结构是同构性的，是两个时间向度的组合，严格地讲应是“过去时”与“过去完成时”的组合。而比《扶桑》还复杂的是，在《扶桑》中由于“我”是讲述一个百年前的故事，不可能成为故事里的一员，而《人寰》是“我”在现在叙述自己所参与的过去的故事。这提醒我们小说的整体叙述结构与二级叙述结构的联系不只是形式上的，也是人物、意义上的。“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固然是一种时间结构，但也是一种人性结构，一种意义关系。“我”想从“红旗下的情感教育”中挣脱出来，但同时又难以挣脱对历史、对“红旗下的教育”的依恋，难以驱除早年生发的对贺叔叔的爱慕。这种以时间形式作表征的人性悖论，也是处在二级叙事结构中的父亲及贺叔叔的宿命。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发现，贺叔叔一直沉醉在自己的苦难而辉煌的“革命”历史中，他不但自己书写那段历史，也以自己的权利“请”人来捉刀，“文化大革命”他被下放成了瓜农，返城后，这段历史又成了他骄傲的资本，他是没有“未来”的人。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形象的父亲，其心灵的痛苦要比贺叔叔强烈得多。政治运动促成了他与贺叔叔的合作，贺提供素材，父亲艺术加工，贺提供政治庇护和生活保障，父亲感恩卖命。但他心中的冤屈和不平又难以忍受，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为什么就掴了贺一个耳光，一度决裂后，父亲又负疚地与贺重修旧好，又去接着干那卖命的营生。父亲的自虐的努力，岂不正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写照!但撇开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而站在人的本体层面上来思考父亲人性深处的矛盾，父亲与“我”一样也处在自己的“现在”与“过去”的纠缠中，而没有“未来”。这使我想起萨特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上，对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的评论：“人是一种去掉了潜在性，只以其过去的存在来解释的人”。②严歌苓的这三部小说代表了其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三种基本类型，其结构样态和文体建构策略等对国内作家不无借鉴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2页。
　　②让一保罗・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5/view-13342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