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谁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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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讴歌
8毛钱事件、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脚趾变手指事件……现如今真是缺什么也不缺医患纠纷。其实，在”看病”这件事上，大家有没有想过，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着作用，背后还隐藏着更强大的力量在掌控着我们的健康？
一位千里迢迢前往著名医院看病的病人，会报怨医生看病时间过短，说话不多，关心不够，几分钟就把自己给打发了。出来时，打量走廊里，发现还坐着三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像自己一样，手里攥着各地医院的病历和检查结果，脸上挂着匆匆行色和满心期待。面对这样的现状，病人们是否想过，这也许并不全是医生的错?
“全国病人上协和”，曾经成了新华社一条新闻的大标题。一方面是京、沪、粤各大医院人满为患、门庭若市，另一方面是二级医院门可罗雀、冷冷清清，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为“大小医院人气的冰火两重天”。这是高端医疗资源有限分配不均造成的后果，显然跟医生无关。病人们能看见的是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个人――医生，而医生只是代表巨大的医疗露脸而已，并不代表医疗的全部。
医疗已然变成企业
老罗是美国的一位医生，从医30年。在一次成为病人之后，他开始得以用病人的眼光好好打量眼前的医疗体制：
“一百多年来，医院的传统是要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来。可是，最近几年情况变了，许多医院要病人在手术当天才住院。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研究报告证实这样对病人比较好，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用时，不是根据病人住院多久、花了多少治疗成本，而是根据病人得了什么病，然后给付固定的费用。病人的住院时间愈短、成本愈低，医院就可以赚越多的钱。
“医学已经变质。过去我们这一行提供的是大众的福利，我们第一考虑的是病人。可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商业化了，有些诊所和医院就像公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过去医疗的变迁是渐进的，最近几年却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每个医师像家庭工业一样，各自默默做好自己的本分，现在，突然之间，医疗竟然变成了大企业。”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它也不再是最初修道院医学时期的医院，“Hospital”与“hospitable(好客的，殷勤的)”共用一个词根。在商业社会中，它不得不重新定位，不得不牺牲部分职业中本属的“清高”，来换取经济利益以维持自己的生存。
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域，大家都能理解并渐渐接纳。虽然在娱乐界或艺术界，时而还有人在偏执地追问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与医学比起来，它们的问题就完全可暂搁一边。
相较而言，医疗是暴露在阳光之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它还和医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
病人已被称为客户
在今日美国，医疗已被“成本遏制措施”“竞争”“消费态度与趋势”“人头计算”等这些冷静的经济概念所塑造，最明显的莫过于，病人已被称为“客户”。
现在，在医生的沙龙聚会上，我时常听到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的讨论，也会有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等这样的话题。
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与医院接触的那一刻、那一场景，但是，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傲慢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乘上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既有温情的失去，也有物质的获得。
看，我们牺牲了什么，又赢得了什么。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他们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每个人得做好医疗这台机器上永远不掉链子的螺丝钉，否则就会被请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使得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
而所有这些现状，并不是某一位医生所能左右的。
医疗政策在医学与
经济的撞击中处境尴尬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描述了他的困惑境地。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也没人给他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治?如果按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肯定是无需思量，马上抢救。但站在现代医院的现实角度考虑，首要问题是医疗费用谁来付?如果当班医生被油然而生的责任感驱使，救死扶伤，结果是不仅当班医生挨批评，甚至得替病人付医疗费用――总得有人付账呀!
要是急诊每星期遇上三五个这样没钱治病的人，且不说一位住院医生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千块，即使当班医生心甘情愿付账，在有些医院，没有住院押金，就是医生开了药，药房也取不出药。到这环节，再有责任感的当班医生也无能为力了。
但登上报纸社会新闻的往往都是：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医生一个个都成了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给穷人看病。当别的行业都可以明码标价时，医疗似乎被看成是最不应该和金钱挂钩的――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但是，在这个因经济主导而变得关系物质化的社会，谁来给人道主义埋单?谁来给接下来可能的官司埋单?
最近，听一位同学讲起医院的另一则故事。一位内科轮转的住院医生，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救治紧迫，在家属恳请下，使用了从医院外购买的一种药。按医院规定，科室里不允许使用外购药。但病情急迫，家属恳切，住院医生不忍，决定同意给病人试一下，也许有最后一线希望。后来病人去世，家属反过来状告住院医生违规使用外购药，使得病人死亡，打官司要求赔偿一百多万。医院也决定处理这位本意良好却违反了规定的住院医生。
有人曾发问，白求恩是道德高尚，但白求恩其时，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市场经济法则尚未显威，在今日，谁又来为道德极致的服务“埋单”?
医生只是代表巨大的医疗系统露脸而已
我们往往将看病这件事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而忘记了我们身处的医疗大环境。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健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能投射的，都应该堆砌在医生身上。
就像美国许多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在诸多关系的纠结中，医生成了我们唯一可以触摸、可以看到、可以攻击的靶心。在这样的误解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越筑越高，不知哪天才能冰消雪融。
讴歌
医学博士，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毕业后赴美国从事科研三年。2002年回国。现居北京，任职某公司。2006年出版《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2007年出版《协和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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