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 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是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分析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对山东省6市30县（区）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UTAUT理论分析框架与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绩效期望、主观规范、养殖劳动人口、养殖数量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以及鲜装出售4种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均有显著影响。②家庭年收入正向影响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③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其知识储备、社会因素、养殖规模的正向影响以及性别与婚姻状况的负向影响。④利用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养殖户年龄的负向影响以及养殖收入比例与环境便利性的正向影响。⑤对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据此，为促进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推动养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强化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宣传推广，提升养殖户相关理解与认知水平。②制定合理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贴政策，增加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激励性。③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研究与积极推广，提高讲座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④完善畜禽粪污治理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政策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 畜禽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UTAUT模型
　　中图分类号 X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5-0127-11 DOI：10.12062/cpre.20190105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发展迅速，2017年总产值30 285.04億元，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比26.40%，畜牧业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禽养殖的迅速发展保证了不断增长的畜产品需求，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养殖废弃物，畜禽粪污问题日益突出[1]。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畜禽粪污年产生量约38亿t，其中畜禽直接排泄的粪便约18亿t，化学需氧量排放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96%，畜禽粪污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与重要成因。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畜禽粪污，如果能将之有效处置、合理利用，就会变成宝贵的资源，为畜牧业转型和种植业升级带来契机，如若处理不好必然会对环境和居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2]。目前，由于畜禽废弃物的不当处置导致的环境问题突出，不仅造成了水源、土壤和空气污染，还容易传播细菌与疫病，降低养殖效率，甚至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3-4]。养殖户是畜禽废弃物最直接的处置者，也是畜禽养殖产业中最基本、最庞大的微观主体，养殖户个体行为与畜禽养殖发展现状及环境问题息息相关。鉴于此，本文从畜禽养殖户的废弃物处理方式入手，通过实地采访与调研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分析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主要原因，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和调整优化方面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同时，也希望对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1 文献回顾与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者基于微观视角研究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行为与意愿的文献相对较少，大多将其纳入农业废弃物处理范畴或农户环境行为领域一并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废弃物处理方式与技术研究[5]、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研究[6]、废弃物处理行为与意愿研究[7]、以及废弃物治理政策研究四个方面[8]，研究角度丰富多样，形成了较为详实的理论成果。具体在废弃物处理的影响因素测度上，学者们的研究也各有侧重，但大多聚焦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养殖特征、心理特征与外部环境五个方面展开细化研究。
　　在养殖户基本特征对其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研究上，Materechera[9]研究发现养殖户的粪肥施用受其养殖规模与家庭劳动力的影响。Smith 等[10]认为经营模式是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Waithaka 等[11]基于西非半干旱地区的农户调查，发现农户的非农就业时间显著影响其有机肥的选择投入。Kassie 等[12]的研究证明家庭非农劳动比例对养殖户直接还田方式处理废弃物具有重要作用。此外，Poudel和 Johnsen[13]还针对农户环境行为的支付意愿展开了系统研究，发现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对农户环境行为的支付意愿影响显著。
　　在心理特征对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分析上，学者们多从养殖户心理感知、态度评价或相关认知情况等角度出发研究其影响方向与具体作用程度。Joyce 等[14]认为养殖户的畜禽废弃物污染认知是影响其粪便处理方式的重要原因。Afroz 等[15]研究发现环境知识与心理感知特征是影响人们废弃物处理与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Schultz等[16]具体分析了农户环境态度对其环境行为的影响。Barr[17]的研究证实了主观规范对人们废弃物处理与循环利用的重要作用。宾幕容等[18]以拓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为基础研究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技术的采纳意愿，结果表明感知经济性、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是影响技术采纳意愿的显著性因素。Catelo 等[19]指出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的选择，还受到预期经济收益的影响作用。
　　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Kim 等[20]指出增强政府的市场监管力度会降低养殖户出售病死畜禽的可能性。Colman[21]认为养殖户畜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行为受到污染防治成本与政府补贴等因素的影响作用。Muller[22]研究发现政府的鼓励政策比惩罚手段更有效果，特别是补偿政策对鼓励养殖户采纳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技术影响最为显著。王晓莉等[23]的研究还表明社会影响与便利条件显著影响养殖户粪污治理技术的使用态度。
　　总体来看，在废弃物处理的有关研究上，国内外学者大都集中在技术、环境和宏观管理等方面，较少针对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具体方式展开细化研究，特别是在畜禽养殖领域，尽管有少部分文献具体研究养殖户的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与选择意愿，但自变量的选取较为零散，未能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此外，国外在农业废弃物领域的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例，这种研究范式和结论在我国是否具有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由此，本文重点以我国的畜禽养殖大省——山东省为样本展开调查研究，借助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具体分析养殖户五种主要的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一方面扩大UTAUT理论在畜禽废弃物处理领域的应用，弥补现有研究理论分析框架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对四种资源化处理方式的对比研究，剖析阻碍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主要原因，提升畜禽废弃物的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水平。 　　王建华等：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 第5期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2.1 理论基础
　　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由 Venkatesh[24]于2003年提出，主要是基于 Davis 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TAM）发展而来，它是包括理性行为理论（TRM）、计划行为理论（TPB）、技术接受模型（TAM）、复合的TAM与TPB模型（C-TAM-TPB）、PC利用模型（MPCU）、动机模型（MM）以及創新扩散理论（IDT）与社会认知理论（SCT）的相关结论的整合。UTAUT模型把这8个模型中的论点整合为4个核心变量，即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同时加入个体特征作为调节变量，这4个核心变量共同解释了个体的行为意愿及具体的行为选择。该模型由于对个体实际使用行为的解释能力高达70%而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尽管从现有研究来看，该理论的应用大多局限于信息技术领域[25-26]，但在某种程度上，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既是一种资源利用方式，又是一种资源利用技术，且目前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将技术接受类模型运用于农户环境行为与决策领域的研究[27]。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以UTAUT 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养殖户的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前瞻性。在农户环境行为领域具体运用UTAUT模型的先行实践中，高杨等[28]分析了农户有机农业采纳时机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便利条件均对农户有机农业的采纳时机影响显著。王晓莉等[23]以UTAUT理论为基础考察影响小农户生猪粪污治理技术的使用态度，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和养殖户特征均显著影响养殖户粪污治理技术的使用态度。基于UTAUT模型坚实的理论基础、早期与模型预期一致的研究支持，以及近年来相关学者的实证结论支撑，本文采用UTAUT模型作为研究起点与理论基础，进行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研究。
　　2.2 研究假说
　　本研究基于 UTAUT 模型，引入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和养殖户个体特征与养殖特征作为影响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绩效期望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绩效期望。绩效期望是指养殖户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可获得的收益感知，类似于 TAM 理论分析框架中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价值理论中的“感知价值”。不少学者的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响应与其价值感知大小显著正相关[29-30]，感知有用性越大，行为采纳概率越高[31]。由于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32]，因此，本研究将绩效期望划分为生态绩效期望、经济绩效期望和社会绩效期望三个变量，预计这三个变量对养殖户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努力期望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努力期望。努力期望是指养殖户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难易程度感知，类似于 TAM 理论分析框架中的“感知易用性”，主要体现在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的资源禀赋限制和预期困难等方面。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努力期望对个体决策具有重要影响[33-34]，若养殖户的努力期望较低，那么其行为的采纳的概率也会降低[35]。为了减少前人研究中“努力期望”与“便利条件”变量选取的相关性较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研究中“努力期望”变量的选取侧重于从养殖户的内在资源条件入手，研究经济支出、劳动付出与知识储备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式的影响。
　　H3：社会影响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是指社会和周围群体的态度与看法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影响。个体对来自周围社会群体态度与看法的感知程度不同，对自身行为决策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36]。Mzoughi[37]研究发现社会关注因素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的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offman等[38]的研究也证明相对于自身的看法，人们更看重家人、朋友、亲戚等的期望和评价。Venkatesh[24]认为，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主观规范、社会因素及公众形象三个方面，是个体行为选择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本研究主要依据 Venkatesh[24]的研究结果，将社会影响划分为主观规范、社会因素、公共关系三种类型展开细化研究。
　　H4：便利条件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便利条件。便利条件是指现有资源条件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支持程度，如政府政策促进、企业监督或技术推广等。Nysveen 和Pedersen[39]认为便利条件对个体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蒋琳莉等[40]的研究表明，废弃物处理设施健全、交通方便会显著促进农户的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理。王学婷等[41]的研究发现行为努力预期较低的农户， 农技部门提供技术帮助可以显著提高其行为采纳意愿。为了减少前人研究中“便利条件”与“努力期望”变量选取的相关性较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研究中“便利条件”变量的选取侧重于从养殖户的外部资源条件入手，具体研究物流便利性、技术便利性与环境便利性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的影响。
　　H5：养殖户个体特征对其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具有显著影响。
　　个体特征。本研究中个体特征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了养殖户的性别[42]、年龄[43]、婚姻状况[44]、受教育程度[45]与家庭年收入[46]作为研究对象。邢美华等[42]研究发现户主性别对农户环保认知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男性户主更有可能将废弃物随意处理。潘丹等[43]认为年龄较小的养殖户更有可能选择环境友好型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Gatersleben等[44]以荷兰家庭为样本发现环境行为意向受到家庭构成的影响。Burton[45]指出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农业生产中越可能采用环境友好型的行为。Stern[46]认为家庭类型与收入对农户环境行为也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H6：养殖户养殖特征对其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具有显著影响。
　　养殖特征。本研究中养殖特征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了养殖劳动人口[12，43]、养殖收入比例[47]、养殖户类型[48]、养殖数量与养殖规模[8，49-50]作为研究对象。Kassie等[12] 和潘丹等[43]的研究认为，养殖户家庭中从事养殖的劳动人口越多，越可能选择直接还田和有机肥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王桂霞等[47]的研究指出养殖收入比例更高的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概率会大大提升。王娅等[48]认为户主从事兼业生产有利于对循环农业作出行为响应，有非农收入的农户对农业生产废弃物的处理更趋于循环利用和保护环境。陈菲菲等[49]研究发现不同规模养殖户在粪便处理方式的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冯淑仪等[50]研究证明小规模的养殖主体更倾向于采用出售方式处理畜禽粪便， 养殖规模大的企业则更青睐采用沼气方式处理畜禽尿液，这与Zheng[8]的研究结论类似。
　　3 数据来源与特征描述
　　3.1 数据来源
　　为深入研究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影响因素，本次数据收集重点以我国的畜禽养殖大省——山东省为调查样本展开，同时利用分层设计、随机抽样与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形式，有针对性地选取了山东省内畜禽废弃物处理利用任务较为繁重的6市30县（区），并组织专项人员于2018年7—9月进行了实地调查。山东省是我国的畜禽养殖大省，畜牧产业规模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是由于畜禽养殖产业发展快、人口密度高，山东省也成为畜禽养殖污染的高风险地区。在养殖规模上，山东省虽然中小养殖户仍然占据绝大多数，但畜禽养殖的规模化程度在不断提升，符合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整体养殖状况，其面临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的压力也是我国畜禽养殖业共同的难题。因此，本次调研选择山东省为第一阶段的抽样地区。根据山东省内各城市的畜禽粪污排放总量、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耕地面积负荷选取了济南、潍坊、泰安、临沂、德州和菏泽6个市为第二阶段的抽样地区。在各抽样市中，又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分别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较高、一般、较低、很低的五个县（区）作为第三阶段的抽样地区，其中包括济南市的历下区、历城区、槐荫区、济阳县、商河县，潍坊市的寿光市、青州市、昌邑市、安丘市、临朐县，泰安市的新泰市、肥城市、岱岳区、宁阳县、东平县，临沂市的兰山区、罗庄区、郯城县、沂南县、蒙阴县，德州市的齐河县、临邑县、乐陵市、夏津县、庆云县，菏泽市的郓城县、巨野县、成武县、鄄城县、定陶县。整个调查过程共随机发放问卷540份，回收问卷529份，剔除无效问卷76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5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3.89%。
　　3.2 样本概况
　　本次调查的受访养殖户基本特征如表1 所示，在性别分布上，男性养殖户占比62.3%，远远高于女性养殖户，符合男性是中国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的社会现实。在年龄分布上，受访养殖户平均年龄46.29岁，年龄偏大，超过60%的养殖户为40～60岁之间的中年人群。在受教育程度上，超过2/3的受访养殖户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不足5 %，養殖户文化层次普遍较低。从家庭特征看，受访养殖户的平均家庭年收入为80 339.96元，养殖平均年收入43 563.80元，养殖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平均比重仅占54.2%，这可能与受访群体中兼业养殖户的高比例有关，全职养殖户仅占受访群体的25.2%。在养殖类型上，家畜养殖户居多，比重超过50%，家禽养殖户占比41.9%，其中养殖生猪与鸡的养殖户数量最多且比例相当，分别为23.6%与23.8%，其次是养殖羊与鸭的养殖户，分别为18.8%和11.7%，进行肉牛与奶牛养殖的养殖户比例最小，仅占5.3%和4.4%。由于家禽和家畜在个体大小上的差异，养殖数量单位不具有直观的可比性，本研究以山东省政府出台的养殖规模认定标准为依据来进行养殖规模大小的区分，设立养殖规模与养殖数量两种指标进行对比研究。在受访养殖户中，散户比例最高，为52.5%，其次是占比33.6%的专业养殖户，小规模养殖场仅有12.4%，中规模场占比更低，为1.5%，受访养殖主体中没有大规模的养殖场户。在具体的养殖数量上，由小到大呈阶梯状分布，其中53.4%的养殖户养殖数量在500头/只以下，这也与受访养殖户中散户居多有关，养殖数量在1 000头/只以上的约占20%左右，不过仍有4.2%的养殖户养殖数量超过了10 000头/只。
　　3.3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的统计分析与现状描述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养殖户处理畜禽废弃物的方式要分为“随意丢弃”“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以及“鲜装出售”五种类型，实际操作中，养殖户往往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同时处理畜禽废弃物，本研究根据养殖户不同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数量差异，将养殖户最大畜禽粪便处理数量的采纳方式作为唯一处理方式展开统计分析与实证研究，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样本统计结果显示，“直接还田”是养殖户进行畜禽废弃物处理的主要选择方式，占样本总量的43.4%，这可能与直接还田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操作简便，且能变粪为肥实现资源的简单再利用有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畜禽养殖密集，还田数量过多超过单位面积土地与作物负荷仍容易引起二次污染。通过“堆肥发酵”“随意丢弃”或“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养殖户比例相当，分别为18.5%、16.8%与15.5%。通过“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养殖户最少，仅占样本总量的6.0%，这可能与“沼气发酵”方式的投入成本与技术要求较高、沼液沼渣难处理等问题有关。此外，问卷调查的对象多以养殖散户为主，文化层次较低，对沼气发酵处理缺乏一定了解与认知，因而采纳概率相对较低。
　　在不同养殖类型与规模的养殖群体中，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散户和专业养殖户主要通过“直接还田”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而“堆肥发酵”则是小规模和中规模养殖户的主要选择。“随意丢弃”和“直接还田”行为最容易发生在个体养殖散户中，而通过“沼气发酵”方式处理废弃物在专业养殖户与小规模养殖户中拥有最高的发生可能性。家畜养殖户与家禽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比较相似，但家畜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与“直接还田”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概率大于家禽养殖户，而家禽养殖户相比家畜养殖户更容易通过“随意丢弃”和“鲜装出售”的方式处理废弃物。此外，家禽养殖户通过“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比例略高于家畜养殖户，这可能与受访家禽养殖户养殖规模数量普遍较大，家庭经济水平较高有关，加上畜禽粪污处理基数大、任务重，通过沼气发酵方式处理废弃物可以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 　　4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4.1 模型构建
　　在畜禽废弃物排放的环境影响中，尤以畜禽粪便污染最为严重。本研究以畜禽养殖户的粪便处理方式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将养殖户的畜禽粪便处理方式分为“随意丢弃”“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和“鲜装出售”5种类型。由于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的选择属于定性无序多分类的因变量，通常可以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或无序多分类Pr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相较于无序多分类Probit模型，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可以直接报道回归系数并求取OR值，反应的实际意义更为直观，且可以选定参照类别进行配对同时进行不同选择方式的对比研究，更适合本文的实际研究需要，因此本文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构建中，由于“随意丢弃”行为不能实现畜禽废弃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因此在Logit回归中将其赋值为0作为参照组，将“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处理方式分别赋值为1、2、3、4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形式可表现为：
　　lnP1iP0i=α1+∑22k=1β1kXki
　　（1）
　　lnP2iP0i=α2+∑22k=1β2k Xki
　　（2）
　　lnP3iP0i=α3+∑22k=1β3k Xki
　　（3）
　　lnP4iP0i=α4+∑22k=1β4k Xki
　　（4）
　　式中，P0i、P1i、P2i、P3i，P4i分别为第i个畜禽养殖户采取随意排放、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概率，且P0i+P1i+P2i+P3i+P4i=1；Xki（k=1，2，…，22）为影响第i个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行为的第k个因素；α1、α2、α3、α4为常数项，β1k、β2k、β3k、β4k为相应的回归系数。
　　4.2 变量说明
　　为了测量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以及养殖户个体特征与养殖特征对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实际需要设置了一系列细分变量来进行具体研究，如表3所示。其中物流便利性的测量指标在实际问卷调查中，由养殖户根据自身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进行相应的问题选择，如养殖户主要通过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废弃物，则回答养殖地点距离农田的远近程度，如养殖户主要通过鲜装出售的方式处理废弃物，则回答养殖地点距离公路的远近程度等。
　　考虑到本研究中选取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以及养殖户个体特征、养殖特征各细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在模型估计之前，本研究使用容忍度统计指标（tolerance）对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容差远大于0.1，VIF方差膨胀因子远小于10。因此，模型不存在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5 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养殖户的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t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以及养殖户个体特征与养殖特征的相关变量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行为方式的选择。模型拟合结果显示，仅有常数项时模型-2Log likelihood为1 296.564，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后，减小至1 042.814，模型有所改进，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水平P<0.001，表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零，模型的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伪R方输出结果0.455>0.4，总体而言，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经济绩效期望（MPE）”“主观规范（SNI）”“养殖劳动人口（LFL）”和“养殖数量（LFS）”变量对养殖户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相较于“随意丢弃”废弃物，养殖户对畜禽废弃资源化处理的经济绩效期望越高、受政府态度影响越大、从事养殖的劳动人口越多、养殖数量越多，越倾向于选择资源化的方式处理废弃物。其中，“经济绩效期望（MPE）”对“沼气发酵”和“堆肥发酵”方式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直接还田”和“鲜装出售”，这可能是由于相比还田和出售方式处理废弃物，利用畜禽粪便制作有机肥和沼气的经济效益与价值潜力更高，因而在养殖户中的采纳概率得以提升。“主观规范（SNI）”对“沼气发酵”方式处理废弃物的影响系数最高，这主要是由于通过“沼气发酵”方式处理废弃物的一次性投入成本很高，技术较复杂，因而更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技术帮扶。“养殖劳动人口（LFL）”对养殖户采纳“沼气发酵”和“鲜装出售”方式处理废弃物的影响概率高于“直接还田”和“堆肥发酵”，对“直接还田”方式的影响系数相对最小。“养殖数量（LFS）”对四种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的影响程度相当，养殖户的养殖数量单位每增加一个区间，进行“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和“鲜装出售”方式处理废弃物的可能性相比“随意丢弃”分别增加29.7%、34.1%、35.9%和51.5%。
　　相比“随意丢弃”，养殖户通过“直接还田”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还受到“家庭年收入（ICM）”的影響。不少研究指出，个体收入水平与其环境意识显著正相关[51-52]，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养殖户，拥有更高的环境意识水平，“随意丢弃”废弃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堆肥发酵”方式处理废弃物还受养殖户“知识储备（KEE）”“社会因素（SFI）”“养殖规模（LFM）”的正向作用和“性别（SEX）”“婚姻状况（MRI）”的负向作用。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的知识储备越丰富，越易于学习和掌握堆肥发酵的相关技能与操作，促进该方法的使用。养殖区域与生活水源的距离越近，废弃物随意排放越容易污染生活用水，影响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养殖规模程度较大、废弃物处理任务繁重时，养殖户受社会监管压力更大，更不会采纳“随意丢弃”的方式处理废弃物。男性和已婚养殖户相比女性和未婚养殖户更可能通过“随意丢弃”而不是“堆肥发酵”的方式处理废弃物，可能的原因在于这部分养殖户相对从事畜禽养殖的时间更长，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处理习惯，对新的养殖理念与技术的接受和应用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来适应。 　　“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养殖户“年龄（AGE）”的负向作用以及“环境便利性（EFC）”与“养殖收入比例（LFI）”的正向作用。养殖户年龄越大，认知和理解能力越差，学习新理念、新技术的意愿也不强烈，进行“沼气发酵”方式处理废弃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养殖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越高，说明畜禽养殖在家庭生产结构中的地位越高，从长远利益考虑，养殖户会更加重视畜禽养殖过程的科学性，增加“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采纳概率。此外，养殖户进行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环境资源条件越丰富，如具备足够的场地与设施条件修建沼气池、拥有政府资金支持与农技人员的技术帮扶等，也会极大提升养殖户进行“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可能性。
　　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是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政府态度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影响最大。政府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态度越积极，实施适宜的约束与激励政策，越能促进养殖户采取“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废弃物。养殖规模对养殖户采取“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影响最明显。养殖规模化程度越大，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数量与难度也越大，更能促进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的方式进行废弃物的集中化与流程式处置。经济绩效期望对养殖户采取“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影响最大。“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资金投入大、技术要求高且处理繁杂，因而只有预期收益评估较高时，才最能刺激养殖户采取该方式进行畜禽废弃物的处置。养殖户家庭中从事养殖的劳动人口数量对其采用“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影响系数最大。“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的重复劳动率高且劳动强度较大，养殖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养殖户利用该方式进行畜禽废弃物的处理与利用。
　　此外，由于在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4种方式中，常数项均为负数且显著，说明在不考虑所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养殖户更倾向于选用“随意丢弃”的方式处理废弃物。
　　6 主要结论与建议
　　6.1 主要结论
　　为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本研究对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养殖户进行了实地采访与调查研究，发现“直接还田”是养殖户进行畜禽废弃物处理的主要选择，其次是“堆肥发酵”“随意丢弃”与“鲜装出售”，通过“沼气发酵”方式处理废弃物在养殖户中的采纳比例最低，普及率有待提升。为深入研究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以及个体特征与养殖特征的各个变量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影响方向与作用强度，结果显示。
　　（1）经济绩效期望、主观规范、养殖劳动人口、养殖数量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4种方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经济价值期望越高、受政府态度影响越大、家庭从事养殖的劳动人口越多、养殖数量越多，相比“随意丢弃”更愿意选择资源化的方式处理废弃物。
　　（2）家庭年收入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自家还田的经济成本最低、生态效益实现最快，相比“随意丢弃”，收入水平高的养殖户更倾向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
　　（3）“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养殖户知识储备、社会因素、养殖规模的正向影响以及性别与婚姻状况的负向影响。女性、未婚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知识储备越丰富、养殖区域与生活水源的距离越近、养殖数量越多，相比“随意丢弃”更愿意通过“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
　　（4）利用“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环境便利性与养殖收入比例的正向影响以及养殖户年龄的负向影响。养殖户年龄越小、养殖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越高、养殖户进行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环境资源条件越丰富，相比“随意丢弃”更愿意选择“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
　　（5）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政府对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态度越积极，越能促进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废弃物。养殖规模程度越大，越能促进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的方式处理废弃物。畜禽廢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经济绩效期望越高，越能刺激养殖户采取“沼气发酵”的方式处理废弃物。家庭从事养殖的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养殖户通过“鲜装出售”方式处理废弃物。
　　6.2 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为鼓励养殖户进行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促进养殖产业的长效平衡发展，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收效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强化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宣传推广。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分别有35.6%和35.3%的养殖户基于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对环境影响不大”或“从中无法获益”的认识而不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本文研究也发现，养殖户对畜禽废弃物处理的经济绩效期望对其处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政府或当地畜牧组织更应该综合利用多种媒介，积极宣传普及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相关知识及其潜在的环境与经济效益，提升养殖户认知水平。可以重点扶持协助少部分养殖户率先实现废弃物的高效资源化处置，以其环境与经济成效作为示范带动周边养殖户学习模仿，提高养殖户资源化处理废弃物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2）制定合理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贴政策。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48.9%的养殖户由于“政府无补贴或补贴额度太少”而不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而30.4%和22.4%的养殖户分别由于“现有补偿不到位”和“补偿方式不合理”不愿意接受政府补偿进行资源化处理。因此，各地政府应该在衡量各地畜禽养殖具体实际与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成本的前提下，酌情提升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标准，根据养殖规模与处理技术确定具体的补偿方式、补偿周期、补偿金额等，严格落实并记录在册，有关上级部门应不定期抽查。在对养殖户理想补偿形式的调查中，77.5%的养殖户希望政府以现金补贴的形式提供生态补偿，其次是财政补贴与免费服务。各地政府应根据养殖户特征与需求偏好实现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精准补贴，增加补贴政策的实用性、针对性与有效激励性，提升现金补贴的比例，辅以恰当的财政补助，并对养殖户在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处理方式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免费咨询。此外，有关部门还应设立群众意见箱或网上投诉通道等方式接受养殖户的意见反馈与实时监督。 　　（3）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研究与积极推广。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知识储备对其处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发现，30%的養殖户表示在其畜禽废弃物处理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缺乏相关技术”。各地基层政府组织应该加强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培训，不仅要开展相关知识讲座与技术培训，增加举办次数，还应提高讲座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与针对性。技术推广人员应深入基层，实地调研，切实了解养殖户在处理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与问题，反映到技术培训的实际内容中。每个基层组织单位（如村、乡等）应鼓励养殖户主动报名成为村里的技术帮扶员，从中选择两三户重点进行农技人员一对一帮扶与指导跟进，再由其对其他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与咨询服务，并对各村技术帮扶员给予适当奖励，以此拓宽养殖户学习畜禽废弃物处理技术的渠道，促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4）完善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政府态度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具有显著影响。各地政府部门除了加大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的生态补偿、技术帮扶与咨询服务外，还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增强其权威性与可操作性，如制定恰当的废弃物不当处置惩罚机制，对惩罚对象、惩罚方式、惩罚力度等作出明确要求，规定接受惩罚的养殖户不能享受的政府优惠政策范围等，在政府监管方面也要在组织人员、层级分工与信息管理上进行操作细化，加强内部沟通协调等。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
　　[1]EDWARDS A C， WITHERS P J A. Soil phosphorus management and water quality： a UK perspective[J]. Soil use & management， 2010， 14（4）： 124-130.
　　[2]IHEKE O R. Analysis of livestock waste management practices among rural farmers in Abia Stat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research & technology， 2016， 6（1）： 21-27.
　　[3]KARADURMUS E， CESMECI M， YUCEER M， et al.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model for the effects of chicken manure on ground water[J]. Applied soft computing， 2012， 12（1）： 494-497.
　　[4]FRAISON J B， GUILPAIN P， SCHIFFMANN A， et al.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in a patient with Crohn’s disease treated with prednisone， azathioprine and adalimumab： exposure to chicken manure as a source of contamination[J]. Journal of crohns & colitis， 2013， 7（1）： e11-e14.
　　[5]MARAN E， CASTRILLN L， QUIROGA G， et al. Codigestion of cattle manure with food waste and sludge to increase biogas production[J]. Waste management， 2012， 32（10）： 1821-1825.
　　[6]胡清秀， 张瑞颖. 菌业循环模式促进农业废弃物资源的高效利用[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3， 34（6）： 113-119.
　　[7]HE K， ZHANG J， FENG J， et al.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reuse agricultural was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6， 24（2）： 101-108.
　　[8]ZHENG C， BLUEMLING B， LIU Y， et al. Managing manure from China’s pigs and poultry：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rationality[J]. Ambio， 2014， 43（5）：661-672.
　　[9]MATERECHERA S A.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animal manure for replenishing soil fertility among smallscale crop farmers in semiarid farming districts of the North West Province， South Africa[J]. Nutrient cycling in agroecosystems， 2010， 87（3）： 415-428.
　　[10]SMITH K A， BREWER A J， DAUVEN A， et al. A survey of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animal manures in England and Wales. I. Pig manure[J]. Soil use & management， 2010， 16（2）： 124-132. 　　[11]WAITHAKA M M， THORNTON P K， SHEPHERD K D，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use of fertilizers and manure by smallholders： the case of Vihiga， Western Kenya[J]. Nutrient cycling in agroecosystems， 2007， 78（3）： 211-224.
　　[12]KASSIE M， JALETA M， SHIFERAW B， et al. Adoption of interrelate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 smallholder systems： evidence from rural Tanzani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3， 80（3）： 525-540.
　　[13]POUDEL D， JOHNSEN F H. Valuation of crop genetic resources in Kaski， Nepal：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rice landraces conserv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9， 90（1）： 483-491.
　　[14]JOYCE O， JEFFREY G， KRISHNA P， et al. Awareness of and applica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s program by cowcalf producer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applied economics， 2008， 40（1）： 357-368.
　　[15]AFROZ R， HANAKI K， HASEGAWAKURISU K. Willingness to pay for waste management improvement in Dhaka City， Banglades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9， 90（1）： 492-503.
　　[16]SCHULTZ P W， ZELEZNY L. Values as predictors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evidence for consistency across 14 countr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9， 19（3）： 255-265.
　　[17]BARR S.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ility： citizens and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ur[J]. Area， 2003， 35（3）： 227-240.
　　[18]賓幕容， 文孔亮， 周发明. 农户畜禽废弃物利用技术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462个农户的调研[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4）： 37-43.
　　[19]CATELO M A O， DORADO M A， AGBISIT E， et al. Living with livestock： dealing with pig waste in the philippines[C].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 （EEPSEA）， 2001.
　　[20]KIM J， GOLDSMITH P， THOMAS M H. Economic impact and public costs of confin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 at the parcel level of Craven County， North Carolina[J]. Agriculture & human values， 2010， 27（1）： 29-42.
　　[21]COLMAN D. Ethics and externalities： agricultural stewardship and other behavior： presidential addres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45（3）： 299-311.
　　[22]MUELLER W. The effectiveness of recycling policy options： waste diversion or just diversions？[J]. Waste management， 2013， 33（3）： 508-518.
　　[23]王晓莉， 徐娜， 朱秋鹰，等. 破窗效应之“破”——基于小农户生猪粪污治理技术使用态度的考察[J]. 黑龙江畜牧兽医， 2017（18）： 7-12.
　　[24]VENKATESH V， MORRIS M G， DAVIS G B， et al.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ward a unified view[J]. Mis quarterly， 2003， 27（3）： 425-478.
　　[25]OYE N D， IAHAD N A， RAHIM N A. The history of UTAUT model and its impact on ICT acceptance and usage by academicians[J]. Educ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14， 19（1）： 251-270. 　　[26]ESCOBARRODRGUEZ， TOMS C T， ELENA M L， et 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advantages and relevance of facebook as a learning tool： an extension of the UTAUT[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4， 30（2）： 136-151.
　　[27]王瑶， 米锋. 农户参与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意愿研究——基于TAM理论的视角[J]. 林业经济， 2015（6）： 89-93.
　　[28]高杨， 王小楠， 西爱琴，等. 农户有机农业采纳时机影响因素研究——以山东省325个菜农为例[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56-63.
　　[29]SWEENEY J C， SOUTAR G N. Consumer perceived value：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 item scale[J]. Journal of retailing， 2001， 77（2）： 203-220.
　　[30]PARASURAMAN A， GREWAL 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the qualityvalueloyalty chain： a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0， 28（1）： 168-174.
　　[31]LPEZNICOLS C， MOLINACASTILLO F J， BOUWMAN H. An assessment of advanced mobile services acceptance： contributions from TAM and diffusion theory models[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8， 45（6）： 359-364.
　　[32]LU W C， MA Y X， HOLGER B， et al. Technological options to ameliorate waste treatment of intensive pig produc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bioeconomic model[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4， 13（2）： 443-454.
　　[33]CIMPERMAN M， MAKOVEC B M， TRKMAN P. Analyzing older users’ home telehealth services acceptance behaviorapplying an Extended UTAUT mode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16， 90：22-31.
　　[34]PEDERSEN P E. Consumer adoption of RFIDenabled services： applying an extended UTAUT model[M].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16.
　　[35]SOREBO O， EIKEBROKK T R. Explaining is continuance in environments where usage is mandatory[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8， 24（5）： 2357-2371.
　　[36]CHEN X， LUPI F， LI A， et al. Agentbased modeling of the effects of social norms on enrollment in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J]. Ecological modelling， 2012， 229（4）： 16-24.
　　[37]MZOUGHI N. Farmers adoption of integrated crop protection and organic farming： do moral and social concerns matter？[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1， 70（8）： 1536-1545.
　　[38]HOFFMANN S， SCHLICHT J.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ncernment on the consumption of organic foo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13， 37（6）： 625-633.
　　[39]NYSVEEN H， PEDERSEN P E. Consumer adoption of RFIDenabled services： applying an extended UTAUT model[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16， 18（2）： 1-22.
　　[40]蔣琳莉， 张俊飚， 颜廷武，等. 基于Probit模型的农户农业生产性废弃物弃置行为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5）： 917-925. 　　[41]王学婷， 何可， 张俊飚，等. 农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采纳意愿及异质性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8（6）：197-209.
　　[42]邢美华， 张俊飚， 黄光体. 未参与循环农业农户的环保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晋、鄂两省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4）： 72-79.
　　[43]潘丹， 孔凡斌. 养殖户环境友好型畜禽粪便处理方式选择行为分析——以生猪养殖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9）： 17-29.
　　[44]GATERSLEBEN B， STEG L， VLEK C. 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consumer behavior[J]. Environment & behavior， 2016， 34（3）： 335-362.
　　[45]BURTON R J. The influence of farme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review[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4， 135（4）： 19-26.
　　[46]STERN P C. 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10， 56（3）： 407-424.
　　[47]王桂霞， 楊义风. 生猪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的调查和养殖规模比较视角[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3）： 13-18.
　　[48]王娅， 窦学诚. 河西绿洲灌区农户对循环农业工程的行为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29（1）： 25-30.
　　[49]陈菲菲， 张崇尚， 王艺诺，等. 规模化生猪养殖粪便处理与成本收益分析[J]. 中国环境科学， 2017， 37（9）： 3455-3463.
　　[50]冯淑怡， 罗小娟， 张丽军，等. 养殖企业畜禽粪尿处理方式选择、影响因素与适用政策工具分析——以太湖流域上游为例[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12-18.
　　[51]LIU X， VEDLITZ A， SHI L. Exami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evidence from national public survey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4， 39（5）： 77-94.
　　[52]李卫兵， 陈妹. 收入对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J]. 当代财经， 2017（1）： 16-26.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47918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