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仙配》剧作的形成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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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们的作家应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让创作思维向“小民”靠近，从他们的故事中激发灵感，创作出更好更多的精品。
　　关键词：天仙配;创作灵感
　　传统剧目《天仙配》，是根据神话传说“董永卖身葬父”故事编写的剧本（后拍摄成电影），演映后，影响遍及城乡，人们喜闻乐道。从故事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可供借鉴和探讨的东西。
　　一、董永故事的辨析
　　董永卖身葬父故事的发生、发展，在传说中有多种说法（或版本）。一是文献记载，魏国时曹植（公元192—232年）《灵芝篇》说：“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夷家填门户，不知何所归。天人秉至德，神女为秉机。”是董永与仙女故事的最早之记载。又，刘向（西汉，前79—前8年）《孝子传》云：“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父终，卖身于富公以供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愿为君妻，遂俱至富公。……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出门谓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语毕，忽然不知所在。”（后学者考究，或系委托）;又有《搜神记·董永与织女》（东汉干宝，公元？——336年）云：“汉董永，千乘人……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之。……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于是永妻为主人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二十四孝·卖身葬父》（元，佚名）说：“汉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及去偿工，途遇一妇，求为永妻，俱至主家，令织缣（细绢）三百匹，乃回。一月完成，归至槐阴会所遂辞永而去。”《织锦记》（或称《天仙配》）、《织绢记》、《卖身记》、《槐阴记》等（明，顾觉宇作），取材于上述文献内容，后来有的增添了送子情节，另有一些民间传说或曲艺段子，在故事中，又加进了董永及儿子的续述，如宋元人作《董永遇仙记》话本，又有《清平堂话本》说织女生一子，取名董仲舒。也有资料说：“仙女所生之子即汉代名儒董仲舒。”显然是受道教“善恶报应”思想影响所致。
　　由此，联想到对神话故事传说中的人物、事件的研讨应明确的问题。
　　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应是文学中的人物，是典型化的人物，并非某个自然人，如仙女。董永可能真有其人，但与仙女结合，就不能说是真实的自然人了。如《织锦记》剧本说：“百日后仙女与董永分别，嘱董以所织龙凤锦献给皇帝，果得封赏为进宝状元。”状元是唐朝“科举制度”设立的，汉代没有此制。又织女或七仙女与董永的结合出现差异。织女说是天帝令她下凡，天帝怜董永“至孝”，帮助董永织锦还债赎身，完成织锦即自行回天交差，是合理的;而七仙女则是思念人间生活，由爱情驱使“私奔”助董永还债赎身，结为夫妻，故有“天兵”缉拿场景。这种文学手笔，突破了时空，具有夸张、浪漫的文学色彩，是区别于史记、传记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近年来，出现董永故里、织女下凡属地的“考证”与争议，是把传记与文学混淆了。其实在《搜神记·董永与七仙女》已说明了：“汉董永，千乘人……”《辞海·千乘》条说：“（千乘）古县名，西汉置属徐州，治山东高青苑镇北……”后又有传说，董永与七仙女生子董仲舒（西汉大儒，河北省枣强或景县人，属冀州），两州（后来的省）相邻，地属应已明确;再者，昔秦皇汉武都信神仙说，多次到泰山封禅，时传山东蓬莱有神仙居，其地产仙草，人吃了可长生不老。至东汉中后期中国道教出现，倡导“天地人合一”的理念，立“天地君亲师”牌位。儒、道在忠君、尽孝道德观念上趋同，因而树董永这个典型有其必然性。齐鲁大地有深厚的文化背景，董永及其他神仙传说较其他地方影响更大些也是可以理解的。董永与仙女婚配，时人可能认可并接受，但在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类事只能当作“神话”欣赏，不必用太多精力去考证、争辩，想取得共识也是难的，而且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二、对董永故事研讨的思考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开展文学艺术研讨的指导方针。对历史的（包括神话故事）、现实的文学作品开展批评、研讨是必要的、有益的。但重点、目标是什么，应该引起关注。对董永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不同看法也属正常现象，但有些问题还应进一步思考。
　　首先，文学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自然人的差异。董永身处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由稳固到发展阶段。以农业为本的经济体制的构成，主要是地主阶级（统治者）、农民阶级（自耕农、雇农、佃农）组成。董永属自耕农向破产发展渐成雇农身份，无力娶妻又失去双亲的单身汉，想有个家是情理中事。在上工路上遇上美貌的仙女并言愿与妻，实是件大好事，事成也理所当然。再看当时的文化背景，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同时信奉神仙。儒家推崇忠孝道德与道家倡导“天人合一”理念趋同。在当时经济、文化环境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天仙配》的出现就有其现实性，成为历史上各代传承的美丽神话。也引出了“语言艺术（或纯文学）”与历史人物（或现实中自然人），换句话说，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与生活中的真实个人的争辩。在中国大地上，从古到今名叫董永的人可能存在甚至不止一个。但要确定谁是与天女结合又是献宝“状元”，于忠孝一体的董永，是难有结果的。在这里要找出争论的原因并不难，恐怕主要还是同对文学创作的典型化的认知和理解或个人偏见有关。
　　其次，宽容与耐心。《天仙配》剧作的发展过程，给我们的另一启示是，一部优秀作品的产生，总是在不断修改、完善和社会大众关怀、认可下，才能流传于世，究其原因，宽容是重要条件。上述各种版本的董永故事，到最后形成《天仙配》剧本，除原作者的创意外，与在流传中不断充实有关。即便如此，如果从文献史料角度去审视，仍有不足或问题。但人民在总体上仍然肯定它，接受它，也少有人批评作者“抄袭”、“侵权”。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文学作品，仍不失其意义。
　　 耐心或说坚持不懈，是作者必备的心理条件。董永故事从曹植《灵芝篇》到顾觉宇《织锦记》，即由神话故事到神话剧本，前后传承一千多年，期間文学家的耐心、执着精神令人敬佩。联想到今天的某些作家或批评家，却表现的多少沾染着浮躁气，缺少耐心，因而力作不多，“一次性”消费不少。至于对他人的作品更少有积极的配合，鼎力相助，更难走“借鸡下蛋”之路，怕扣“侵权”帽子，这些多少影响到众多精品的问世。 　　第三，《天仙配》主要人物形象的启迪。以孝为主题的《天仙配》剧作中的典型人物——董永与七仙女，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是深刻、实在的，但人们却感觉不象政治性的说教。从总体说，中国人的性格是以温和、包容著称的，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不利情况，总是沉着冷静以对，不像西方人那么暴露。《天仙配》反映了这一特点。作者通过董永的诚实、守信，反映出中国长期封建时代，“契约”（尽管是不平等的）在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的作为，即便仙女有多变的法术也不滥用，一百日完成织锦三百匹，合法回家。这种结局，统治者和社会大众较能接受。董永卖身葬父，把孝文化从养到终完整化;天女以情、劳作助董永，从理念到行动打动人心，塑造出一个完美的女性。两者结合起来，把儒学的“忠孝”和道教的“天人合一”理念完整地结合起来，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主旨。在这里，人皇、天帝、地主等代表权力象征的人作“后台”处理，这种用小人物的良知表现社会经济、文化大主题的高超语言艺术是可借鉴的，其价值是不“脸谱化”，更具感染力。
　　第四，从民间传说、故事中获取灵感。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民间传说、故事是渊源的重要方面，《天仙配》只是其中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小人物”的生活实际和思想理念，引起共鸣;在传播形式上随意、自由，表现出极强的活力。表现在对七仙女的处理手法上：如七仙女在与董永相遇时，不露仙女身份，也不提及相助董永的事，而是用自己也遭“不幸”，引起同病相怜，拉近感情距离，在傅家织锦百日不露仙机，完全是一种平民表现。这样不仅赢得董永的爱，傅家人也乐见其成并履约，同时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相反，如果仙女用“法术”去制服董永或傅家，换来的恐怕是“强迫”的印象。联想到历史剧如《杨家将》中的穆桂英，《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莫不是文学中典型的“小人物”，却反映深层 “报国”思想。我们再追溯一下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大都未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因为当时学在官府，虽有些私塾，也不是一般劳动者上得起的，更何况女子。他们的见识，主要靠前辈口传或某些民间故事中的榜样教育形成的。这种现象在我国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至今还存在。如董永“至孝”之前，就有“孝感动天”写虞舜至孝的传说。“舜耕于厉山，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其孝感如此。……嗣尧登宝位，孝感动天心。”按《二十四孝》时间顺序排列，董永位列第十，可见董永故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是儒、道思想理念的具体化、典型化。联想新中国成立以来，虽未出现“孝感动天”的故事，但感动一方，影响全国的故事还是有的。我们讲文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最主要的是要反映处于基层的那部分人的思想、情感、品德和向往，让人们从“不言”中感觉到新观念的力量，激起内心的激荡。在这方面，正如2009年“北京文艺论坛”有学者指出的：“在很多问题面前，我们表现的迟鈍、冷漠和麻木”，这是值得警觉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这里谈《天仙配》，不是要鼓吹神仙、至孝，而是借此呼吁我们的作家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让创作思维向“小民”靠近，从他们的小故事中激发灵感，创作出更好更多的精品。
　　[参考文献]
　　[1]《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汤草元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9.
　　[2]《中国神话传说词典》，袁珂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6.
　　[3]《中国儿童启蒙名著通览》，王文宝主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12.
　　（作者单位：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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