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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统治中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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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论域中,“南-北”话语常常被用以言说中国内部的差异性。然而,不同时期对于该话语形成的影响有所不同。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秦汉时期对历史论域中的“南-北”话语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初并天下,如何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成为朝廷关注的首要问题。丞相王绾曾指出“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秦立国于关中,燕、齐、荆分别在其东北、东部和东南。楚郢都所在的江汉地区及黔中地区,早在秦昭襄王时便已经为秦所占领,至秦始皇时已越半个世纪。楚国晚期都城位于寿春,临近韩地,对于秦人而言谈不上“地远”。王绾所指的“荆”,指称对象之一,即吴越之地。在秦灭楚的战争中,最后一战是秦将王翦与楚君昌平君的江南之战。对于新建立的秦王朝而言,南方地域中最为危险的便是吴越之地。吴越之地除了楚国遗民之外,还有种类复杂的越人。秦灭楚后,对越战争随即爆发。
  吴越之地的“郡县”指会稽郡。从地域范围上看,大致以今太湖为中心,北临长江,东绝大海,南至浙江宁绍金衢的长江下游一带。楚威王杀越王无强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但楚亡后,越人并没有认同秦人的统治,由此引发秦朝“南征百越”之举。设置会稽郡的目的之一便是向南征服越人。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即秦始皇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亲巡会稽郡。由于秦与南越之间的战争失败,秦始皇试图在会稽树立皇帝权威,以防范越人问题动摇统治秩序。其具体措施是:修通寿春到浙江的水陆交通,在会稽郡内以吴地控制越地;将会稽越人迁徙到余杭,隔断其与南方越人之间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出会稽郡的边疆性格。
  《史記.东越列传》记述,在秦末变乱中,越人在摇、无诸的率领下参加反秦战争,向西进入庐江郡,与鄱阳县令吴芮会合,成为吴芮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芮因有百越等势力的支持,成为秦汉之际诸侯之一,先被项羽封为衡山王,后被刘邦封为长沙王。汉初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时,地处长江中游的长沙国是唯一一个留存的异姓王国。从吴芮势力的崛起可见长江流域中游与下游之间存在着的联动关系。在秦、汉统治者眼里,江、淮以南,即今日地理学意义上的南方,均为“地远”边陲。
  与长江中游的长沙国类似,西汉前期的会稽之地,也不为朝廷所直辖,先后归属于韩信之楚国、刘贾之荆国、刘濞之吴国。吴楚七国之乱后,会稽成为朝廷解决越人问题的最重要边郡。这一态势又回到秦始皇时代。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东瓯,东瓯向汉武帝求援。此事引发了汉朝朝廷内的大辩论,汉武帝接受严助的意见,发会稽兵干涉,闽越退。这一事件标志着汉朝政策的改弦更张,开始对外臣、敌国进行干预,按照春秋公羊学“不外夷狄”的太平世理想建构天下秩序。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之下,汉朝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经略。为众所熟知的汉武帝征匈奴,便是这一政策转向的结果。而开启这一转向的则是东南边疆危机,会稽郡成为汉朝解决东南危机的根据地。建元六年(前135年),即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马邑之战前两年,汉武帝再发会稽、豫章军干预闽越与南越之间的战争。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略,东瓯、闽越先后亡国,汉武帝将越人迁徙到江淮间,为汉民。汉朝在越地设冶(福建福州)回浦(浙江临海东南)二县,隶属于会稽郡。汉朝东南边疆进一步南扩。大致在闽越灭亡之年,即元鼎六年(前111年)前后,南越、西瓯、西南夷、滇均灭亡。汉武帝在南越、西瓯设置九个郡,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七个郡,至此,今日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长安朝廷的郡县体制之内。会稽郡也完成了由边郡向内郡的转化。
  综上所述,在秦汉的统治秩序中,南方处于边缘位置,尤其是江南的会稽郡成为面对越人的边郡,所具有的是边疆性。“南方”的存在,在王朝话语中才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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