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习惯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高莉莉　顾江

　　摘要：利用200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GMM方法，从文化消费的特性出发，考察了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消费习惯的作用并不显著。从而提出在收入主导型的文化消费模式下，应进一步强化收入增长机制和分配格局，优化文化消费环境，以实现文化消费爆发式增长。
　　关键词：文化消费；消费习惯；可支配收入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2-0023-04
　　Ability，Habit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GAO Lili1，2，GU Jiang1
　　（1.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Cultural Indust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2.School of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00）
　　Abstract：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by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2004 to 2010 and method of GMM.It examines the fact that disposabl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habit how to influence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Then it finds that disposable income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urban residents cultural consumption，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habit is not significant.So it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come increase mechanism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of cultural consumption，in order to realize explosive growth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Key words：cultural consumption；consumption habit；disposable income
　　1 引言
　　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的过程中，文化消费作为产业链的终端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扩大内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效应外，文化消费对提高国民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也具有重大意义。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和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也为文化消费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并推动其蓬勃发展。以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为例，在城镇居民八大类消费中，文化消费成为仅次于食品、交通之外的第三大消费种类。总量上，文化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669.58元增至2010年的1627.64元，年均增长9.6%。结构上，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需求由18.46%增长至32.99%。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文化消费支出日益刚性化。那么，文化消费是由什么因素驱动的呢？
　　以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为代表，学界非常关注收入对消费的重要影响。收入水平与文化消费支出的正相关性得到Dewenter、邓田生、王俊杰等学者的研究证实[1～3]，但是Diniz和Machado认为收入对文化消费需求的影响并非想象中那么显著[4]，研究的分歧有待我们进一步去验证。与此同时，基于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对于消费过程中文化资本积累、消费习惯等问题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刘洁等以江苏为样本，在肯定当期收入对文化消费正向影响的同时，提出文化消费习惯对文化消费正向影响更大的观点[5]。但基于个别地区的研究往往具有局限性，如果放眼全国，是否仍能得出相似的结论有待考证。本文尝试以中国省际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为研究对象，从消费需求理论入手，采用2004～2010年数据，运用GMM方法，对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尝试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为今后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
　　文化消费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采取不同方式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6]。需求理论认为，要形成对某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必须满足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这两个条件，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亦是如此。
　　居民文化消费习惯是持久消费欲望的重要来源。杜森贝利（1949）认为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则难以迅速改变
　　Deaton（1992）提出了消费习惯分为内部习惯和外部习惯两种。内部习惯指消费习惯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历史消费水平对当前的影响。外部习惯是指消费习惯并不受经济个体消费的影响，而是取决于所处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本处所指的消费习惯主要指的是内部习惯。。伴随消费习惯的形成，效用不仅取决于现期消费支出，还依赖于大量滞后消费支出所形成的“习惯储备”[7]。研究发现，具有消费习惯的家庭，其最优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收入，而且取决于过去的消费水平；在非预期持久性收入冲击下，消费者仍倾向于保持他们过去的消费水平[8～9]。在文化消费领域，消费者对于文化商品或服务消费欲望的形成，与过去的消费体验紧密相关。在“文化资本积累”视角下[10～11]，理性偏好消费者的文化商品或者服务消费可以增加文化资本，增加未来消费从而获得更高效用。一般而言，过去的文化消费越多，未来文化消费需求就越强。过去的文化消费经历会累积文化资本，提升文化消费品味，提高文化消费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文化需求，实现文化需求的“理性上瘾”[12]。在“消费中学习”视角下[13]，文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过程对消费者而言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消费过程产生的正面反馈会增加未来消费需求，通过学习和筛选，消费者逐渐形成稳定的偏好结构。不管是基于哪种视角的研究，均存在一个共同特点：文化消费并不适用于一般商品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相反，很多文化消费领域出现边际效用递增现象。效用递增促进消费，并形成路径依赖。由于偏好在时间上的不可分性，当期文化消费对下期文化消费产生重要影响。消费者一旦形成文化消费习惯，也就形成了文化商品或服务的长期消费欲望，短期之内难以改变，从而形成稳定的文化消费需求。 　　文化消费需要满足两种能力约束：预算约束和品味约束，这也是文化消费区别于物质消费之处。不论是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性收入假说，还是生命周期假说，收入一致被认为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尽管Hall（1978）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提出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下期消费只与当期消费有关，但Flavin通过实证分析却发现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14]。以此为基础，Campbell和Mankiw提出λ假说[15]，骆祚炎等以中国数据证实了居民消费中过度敏感性的存在，即消费对于当期收入的依赖[16]。文化消费与一般的物质消费不同，它拓展了载体之外更多的文化范畴。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之后，会产生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消费相对于物质消费而言，依赖性较弱，必要性不强。但文化消费的收入关联性依然得到了Chan、陆立新等学者的证实[17～18]。
　　文化消费能力对文化消费习惯形成也存在重要影响。从微观角度看，可支配收入高低除了直接体现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能力之外，还影响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品位，而品味是影响文化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19]。品味是文化资本的重要范畴，文化资本与良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例如由家庭氛围、同龄人影响以及社会化教育形成的文化资本促进文化消费能力叠加，增强未来文化消费。收入和教育一样，对文化消费品位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但是错综复杂的影响[19]。从宏观角度看，根据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可分为不同的阶层，相同阶层内文化消费行为的示范效应也会刺激文化消费的增加。此外，Van Eijck等学者也将阶层地位与文化品味等同看待[20]，不同群体的消费在文化欣赏类型上有差异，这种消费的群体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文化消费的总体差别。
　　3 模型设定和数据
　　3.1 模型设定及说明
　　结合上面的分析，分别建立如式（1）的静态模型以及添加消费习惯因素如式（2）的动态模型：
　　（1）被解释变量
　　文化消费支出：用CCit表示i地区在t时期的文化消费支出。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文化消费主要包括文化娱乐产品、文化娱乐服务和教育三部分。本文的文化消费以统计年鉴的口径为准，采用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度量文化消费支出。
　　（2）主要解释变量
　　收入：用DIit表示i地区在t时期的可支配收入，系数λ用以反映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经济环境改变使消费者更关注长远利益，但受预测能力、信息可得性及多方面外在因素的影响，使得非理性预期的消费者往往只能根据当期收入安排消费支出。从收入结构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中，所占比重由高到低依次是工薪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这种收入结构决定城镇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16]，即城镇居民消费直接取决于当期收入。因而本文以当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收入变量，用工薪收入所占比重代表收入结构。
　　消费习惯：用滞后一期的文化消费支出CCi，t-1表示消费习惯对文化消费的动态影响。根据前面的分析，前期文化消费会积累文化资本，增强后续的文化消费。按照研究惯例，用滞后一期的文化消费表示消费习惯对文化消费的影响。
　　实际利率：用ARit表示影响消费者选择的机会成本。利率变化带来双重效应：利率上升，储蓄收益增加，替代效应使文化消费减少；而收入效应使居民收入增加，也使文化消费增加。利率对文化消费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强弱。如果替代效应更强，则利率与文化消费负相关；反之则正相关。本文考虑的是剔除通货膨胀影响之后的实际利率，因而此处的双重效应是净效应。
　　（3）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加入城镇化率、文化环境、政府支持、产业结构和经济开放度等几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城镇文化基础设
　　施健全，便利性、可得性和示范性促进文化消费需求，本文
　　用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度量城镇化的影响；第三产业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优良的服务，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选择集。因而本文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的影响；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压缩家庭在基础教育方面的必要支出，拓展消费者在其他文化消费领域的可能性，本文以财政教育支出代表政府对于文化消费的支持力度，考察其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大学生是文化创意作品供给的主体力量，也是文化消费的中坚力量。高校周边易形成文化消费的良好氛围，本文以高校数量来度量文化消费环境；对外开放是吸引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和多元文化融入的重要途径。文化多元化形成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促进文化消费。本文以进出口总额代表对外开放度，度量其对文化消费的影响。
　　除此之外，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δi为地区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将上述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之所以选取200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主要是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以尽可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所有数据通过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因而此处不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对文化消费、可支配收入、高校数量、政府支持、进出口额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全部数据来源于国研网。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静态分析结果
　　利用数据对式（1）的静态模型回归发现，通过Hausman检验，p值为0，拒绝原假设，方程更适合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只列出固定效应结果。
　　从表2第（1）列的估计结果来看，可支配收入和收入结构对文化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DI系数表明我国文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为1.341，可见在我国经济和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的情况下，文化消费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每增加1%，文化消费增加0.606%，这说明文化消费的增加并不主要依赖于工资收入的增加。随着居民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的进一步调整，文化消费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从实际利率的影响效应来看，收入效应占主导，实际利率上升带来居民收入的上升以及文化消费的增加。与预期一致，城镇化率对文化消费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相对农村而言，城市文化消费的环境更浓，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更高。政府支持对文化消费产生负效应，这与预期不同。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的统计口径将教育费用计入其中，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改革无疑减少了居民在文化消费领域的刚性支出，同时居民却并未将此用作其他的文化消费用途，从而导致总体消费支出的减少。与预期显著差异的是高校数量增加并未带来文化消费的大幅增长，这可能还与高校的地理位置、集聚程度、学校规模等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4.2 动态分析结果
　　在模型中加入文化消费的滞后项即消费习惯后，模型变为动态，不可避免会出现自相关和内生性问题。为克服这个问题，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差分GMM方法，利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但是利用差分GMM很容易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而且当面板效应的方差与随机误差项的方差比很高时，该方法表现出较大的，
　　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 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系统GMM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同时利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信息，提高估计效率，并能估计出不随时间变化变量的系数。GMM估计分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两步估计可对一步估计的残差进行异方差修正，但可能会低估标准差。本文同时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进行估计，并在差分方程基础上利用正交方程和水平方程提供的信息来加强估计效率。因篇幅有限，仅到出最有效的估计结果。
　　表2第（2）列为动态分析结果。从检验结果看，检验残差自相关的AR（1）、AR（2）统计P值均小于0.3，因此原模型残差无自相关性的假设不能拒绝。从Hansen检验来看，也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
　　从回归结果看，用滞后一期的文化消费支出度量的消费习惯对于当期文化消费支出具有积极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前期的文化消费支出增加会导致本期文化消费支出增加0.202%，可见文化消费中确实存在 “上瘾”现象，因而触发初始文化消费变得十分重要。加入消费习惯因素之后，文化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显然更大。正如之前所分析的那样，文化消费偏好具有稳定偏好和自增强机制，形成文化消费习惯的群体会随着收入增加支出更多。此外，城镇化率的提升对于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以及文化氛围、政府支持、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对文化消费的负向影响增强，但结果统计上并不显著。
　　5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固定效应、动态模型考察了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习惯对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经过实证检验发现：可支配收入在居民文化消费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利率双重效应中收入效应的主导作用进一步佐证了可支配收入对于文化消费的显著正向影响。滞后一期的文化消费对于当期文化消费有正向影响，说明消费习惯对我国文化消费确实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并不大，也没有想象中显著。综合前面的分析发现，收入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由此可见，我国目前仍然属于收入主导型的文化消费模式。从文化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特点出发，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当口，同时也是开发文化消费潜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好契机。
　　在收入主导型文化消费模式下，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实现文化消费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前提。因而，现阶段要落实各种增加收入的政策，切实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各种民生保障措施，还富于民，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推进城镇化步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减少消费者的后顾之忧，鼓励文化消费。
　　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习惯的稳定性可能与中国的消费文化以及文化消费特点有很强的关联性，而文化消费习惯的作用大小则可能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因而有必要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界定，并进行国别或区域性区分以控制消费文化的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和实证检验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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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何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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