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对传统科学实践观的批判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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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阳
摘 要：费耶阿本德看到当代的教育领域深受传统科学实践观的影响，在他看来传统科学实践观的科学教育抑制了人的自由、个性和兴趣。由此费耶阿本德提出了科学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并且进一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对传统科学实践观展开批判。虽然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实践观为打破传统科学哲学传统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但是，从知识论的层面来说，他和传统科学实践观一样，并没有对传统的知识确证方案做出根本上的革新。
关键词：科学实践观; 逻辑实证主义; 科学教育; 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B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9）9-174-002
在当今教育界，仍然可以看见一种深受传统科学实践观影响的科学教育。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学习的学生，他们不仅思维方式单一，创造能力不足，而且个性与理想正在不断地消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正是传统科学实践观把科学塑造成一种“神话”，同时科学教育没有承担起批判科学的责任，进而沦为传统科学的附庸。因此，费耶阿本德提出了“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来批判传统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通过认真分析并理解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实践观，有助于我们打破传统科学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且促进科学的发展。
一、传统科学实践观
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发源于19世纪下半叶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到了20世纪20—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兴起，特别是“维也纳学派”的“标准科学哲学”，他们主张用科学实验来给“意义理论”作二值分配;他们的原则就是拒斥形而上学。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奎因于1951年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标志着正统科学哲学开始走向衰弱。波普尔在1959年出版《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理论，也就是证伪主义，波普尔认为以前的科学哲学主要是对科学作静态的逻辑分析，而科学如果想要进步，必须要转向对科学的发展作动态的模式分析。可以说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过渡。此后，历史主义等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开始兴起，而费耶阿本德便是历史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一文中，把科学的定义为：“科学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更能鼓励进步。”[1]62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并且科学实践只有遵循这种“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发展。与此相反，遵循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实践观，最终会阻碍科学的进步。
首先，传统科学实践观遵循的方法论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一元论。“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2]249“历史充满‘偶发变故，机缘和奇特杂陈的事件’，它给我们演示了‘人类变化复杂性以及人的任何给定行为或决策的终极结果的不可预测性’”[3]21。传统科学实践观只能达到对各种历史事件机械式、图景式的解读，是由于它的内在逻辑是方法论一元论，因此它无法看见各种历史事件存在的内在的联系，更无法预测出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僵化的单一方法论是无法面对复杂多变的历史的。传统科学哲学不仅仅成为一种从推动科学进步转变为阻碍科学进步的“权威”，而且它在科学研究方法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其次，传统科学实践观给人塑造了一种“虚假”的理性。首先，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写道：“一头驯良的爱畜不管处境多么糟糕，也不管多么紧迫的需要采取新的行为模式，它总是遵从其主人。一个训练有素的理性主义者也一样，不管处境多么糟糕，他总是遵从师长的心像，遵照他所学到的论证准则，坚持这些准则。”[4]146所以他认为，这些科学家们的理性只是一种长期受到训练的结果，并且这种理性容易受到人为的驱使，这种训练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传统科学哲学在科学领域里的正统地位。其次，我们知道任何的科学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所以传统科学实践观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它遇到超出其理论界限以外的问题时，常常只能束手无策。
最后，传统科学实践观塑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主要表现为易于给科学工作者们塑造一种习惯。当科学家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传统科学实践观就已经预设了一种标准的行为准则，当他们一直按照这种行为准则去认识、研究事物时，他们便会形成一种固定的认识论体系。在此意义上，爱因斯坦批判了这种传统科学实践观，他认为“经验事实[给科学家]规定的外部條件不允许他在构造概念世界时墨守成规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被捆住了手脚。所以，在这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典型的毫无顾忌的机会主义者……”[5]683—684
二、对传统科学实践观念的批判
在前面我们知道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科学哲学流派，他们认为科学哲学研究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真理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他们主张用经验证实的方法来确证理论的真假。但是，波普尔认为科学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真理是否有意义的问题，而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波普尔认为经验证实的方法论有缺陷，证实主义无法确证所有的经验事实，但是我们可以为证假留有余地，我们无法完全证明理论为真，但是只要我们能举出一则反例，我们就可以证明理论是假的，即使现在不能举出反例，但可以留给未来去证伪，这就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不管是证实主义还是证伪主义，他们都首先预设一个理论假设，接着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来证明其是否符合经验事实。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确实对前期的科学产生极大的进步作用，它使人们对科学产生极大的信心，另一方面，我们都可以看见这种方法论本质上是属于方法论一元论，他们过于“崇拜”科学的理性。不仅在科学领域，教育也深受到这种传统科学实践观的影响。 费耶阿本德认为教育原本起着两个作用。第一，科学教育在传播科学方法和理论的知识，包括它们的历史、应用和在社会中的地位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第二，科学教育应该提供一个平台，人们能够对科学的性质和价值进行批判性的讨论。“正确理解和欣赏科学需要对其历史、实践和方法进行严格的调查，包括如何教授和传播科学。”[6]407-422一方面，科学历史与科学哲学应该为科学教育政策提供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教育应该承担起一个责任：即对科学本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进行批判，提出建议。“如果科学想要保持其特权地位，那么必须严格审查它们的理性和方法论资格，使我们摆脱‘童话的束缚’，因为‘童话’使我们无法追问科学实际上是否比其他形式的生命拥有更大的权威。”[6]407-422但是，由于科学教育的“内在逻辑”与传统科学实践观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这里的“内在逻辑”指的是方法论一元论，因此它无法对蕴含同一种“逻辑”的科学本身做出批判，因此科学教育丧失了对科学进行反思批判的能力，仅仅发挥了传播科学方法和理论知识的作用。“未能提出并回答這些问题的代价是：科学有可能成为一种“暴政”，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是由于我们未能适当地保持批判性警惕性。”[6]407-422最终导致一种后果：科学成为一种权威，科学的权威成为统治教育的“神话”。
费耶阿本德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批判科学教育。第一，科学教育教导学生们一种一元论的实践观。这种一元论的实践观一贯主张运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假设，以此来创造知识。由于教育丧失了对科学的批判的能力，学生们首先认为这种方法论一元论是正确的实践观，并且它具有解决问题的最优的选择权。这就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方面，科学史并非仅仅由事实以及由事实得出的结论知识组成，它还包含了从问题的发现，思考，对问题的解释以及由不同的解释相冲突而形成问题、错误等等。而传统科学实践观主张的方法论将科学史简化为事实以及由事实得出的结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科学方法论仅仅是在生产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古希腊柏拉图对知识的定义是“得到确证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ve）[7]”。对信念做出确证则需要逻辑的帮助，确证的真信念所需的逻辑是认知逻辑，而传统科学并没有对传统知识确证的方案进行更新，因此它仅仅是按照这种认知逻辑，不断地在生产知识，它只是改变了知识的表达方式，而没有彻底的创造新的知识。另一方面，它强制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选择权有两个：一是选择学习什么样知识的权利。传统科学能成为生产知识领域的权威，是因为它“简化”了科学，它通过控制科学教育的内容来排挤其他的方法论学派;二是选择研究方法的权利。科学教育规定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强制要求人们按照一种特定的方法论去研究。由于“我们想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未知的实体”[1]65，我们必须保留自己选择的权利，切不可预先就作茧自缚。“一些认识论药方与另一些认识论药方想比，或者与一般原理相比，可能让人觉得是优越的。可是，谁能保证它们是最佳方法，籍之不仅能发现少数孤立的事实，而且还能发现某些深藏的自然奥秘呢？”[1]65
第二，这种科学教育不可能同人本主义的态度相调和。他在《反对方法》中写道：“它有悖于‘培养个性，而只有个性才造就或者说才能造就充分发展的人’;它‘有如中国女子缠小脚那样，通过压缩来残害人性的一切突出的成分，使一个人根本上迥异’于理性的理想，而这些理想正是科学或科学哲学中的时尚。”[1]65
在这里，费耶阿本德不仅看到了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分离，而且还认识到这两种文化的交融的关键。从古希腊时期，科学和哲学是不分离的，研究自然也就是研究哲学;一直到近代，启蒙运动的兴起，科学与哲学已经开始逐步地分离。启蒙运动除了打破了宗教神学的统治，还强调了一种人的“理性至上”的观念。这种观念产生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来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近代实验科学鼻祖，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一句经典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由于一方面能够让人发挥自己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能够生产大量的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科学得到迅速的发展。除此之外，费耶阿本德还认识到，科学教育压抑的人性，恰恰是科学和科学哲学所缺失的，“因此要增加自由，要过充实而有价值的生活，以及相应地要发现自然和人的奥秘，就必须拒斥一切普适的标准和一切僵硬的传统。”[1]65科学和人文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都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它们都关注现实的问题，并且都有共同的现实的需要，因此，科学和人文的融合可以在现实基础中找到。
三、费耶阿本德科学实践观的哲学意蕴
费耶阿本德表面上是批判了科学教育，实质上是对科学教育本身蕴含的传统科学实践观的批判。费耶阿本德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个层面对传统科学实践观展开批判。
第一，从认识论角度来说，费耶阿本德批判了传统科学实践观，创造了一种形而上学认识论。这种形而上学认识论把科学塑造为一种“神话”，使科学工作者成为它的信徒，它的准则成为这些人的信条，并且作为工作原则去遵守。与此相反，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则主张认识多元化，除此以外，要不断地对构成科学的历史、结构和方法提出质疑，只有不断地批判，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
第二，从方法论角度来说，费耶阿本德批判了传统科学实践观倡导的方法论一元论。这种方法论一元论虽然为科学和非科学划清了界限，为科学的进步扫清了“形而上学”障碍，但是费耶阿本德批判这种方法论最终使传统科学成为一种“神话”，反过来成为另一种“形而上学”来阻碍科学事业的进步。所以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唯一的原则就是：“怎么都行”，它不仅仅赞同其他的科学方法论，它还赞同非科学的方法论，只要是对科学有进步意义的。
虽然费耶阿本德的实践观有着上述积极的方面，但是他也有局限的一面。首先，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定义为获得确证的真信念。虽然费耶阿本德破除了传统科学造成的一种形而上学认识论，但是他和传统科学一样，并没有对传统知识确证的方案做出革新。其次，他赞同非理性的因素有助于科学进步的观点，模糊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总而言之，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实践观促进了当时的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对我们发展现代科学知识方法论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大椿，刘劲杨编.《科学技术哲学经典研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列宁.《列宁选集》[M]中文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解释》[M]纽约，1956年版
[4]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忠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5]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M]P.A.希尔普编，纽约，1951年版
[6]Kidd I J . Feyerabend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J].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13， 47（3）
[7]Plato，“Theaetetus”，148e，in Plato：The Collected Dialogues（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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