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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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迟子建
母亲血压居高不下,我怀疑是故乡的寒冷气候使然,劝她来哈尔滨住上一段,换换水土,她来了。说也怪,她到后的第二天,血压就降了下来,恢复正常。我眼见着她的气色一天天好看起来,指甲透出玫瑰色的光泽。她在春光中恢复了健康,心境自然好了起来。她爱打扮了,喜欢吃了,爱玩了,甚至偶尔还会哼哼歌。每天她跟我出去散步,看待每一株花的眼神都是怜惜的。按理说,哈尔滨的水质和空气都不如故乡的好,可她却如获新生,看来温暖是最好的良药啊。
白天,我看书的时候,母亲也会看书。她从我的书架上选了一摞书,《红楼梦》《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慈禧与我》《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摆在她的床头柜上。受父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读过《红楼梦》,熟知哪个丫鬟是哪一府的,哪个小厮的主子又是谁。大约一周后,她把《红楼梦》放回去,对我说,后两卷她看得不细。母亲说《红楼梦》好看的还是前两卷,写的都是吃呀喝呀玩呀的事情,耐看。而且,宝玉和黛玉那时天真着,哥哥妹妹斗嘴斗气是讨人喜欢的。母亲对高鹗的续文尤其不能容忍,说他不懂趣味,硬写,把人都搞得那么惨,读来冷飕飕的。她对《红楼梦》的理解令我吃惊,起码,她强调了小说趣味性的重要。
母亲对历史的理解也是直观朴素的。那段时间,我正看关于康有为的一些书籍,有天晚饭同她聊起康有为。她说,这个人不好啊,他撺掇着光绪闹变法,怎么样?变法失败了,他跑了。要是不听他的,光绪帝能死吗!为了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拿来《慈禧与我》,说那里面有件事涉及康有为,也能证明他的不仁义。母亲翻来翻去,找不见那页了,她撇下书,对我说:“不管怎么着,连累了别人的人,不是好人啊。”康有为就这样被她给定了性。
我想让母亲在哈尔滨过得丰富些,除了带她到商场购物,去饭店享受美食,去植物园看牡丹和郁金香外,还带她进剧场。我陪她看了一场京剧,是省京剧院在5月份推出的“京剧现代戏经典剧目回顾”展,上演的是《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磐石湾》《海港》等的片段。当舞台上出现穿着蓝军服、戴着红袖标的娘子军时,母亲直摇头。好不容易挨到戏散,她得救般地对我说:“这样板戏有什么好看的?太难听了!现在怎么还演这个?这东西怎么还成了‘经典’了?”母亲接着说了一大堆传统折子戏的名字,什么《打渔杀家》《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杜十娘》《空城计》等,她说:“还得是这些老戏是个好东西啊,样板戏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听了她的话,我回去后给她放梅兰芳的唱碟,谁知她对我说:“换了换了,我最不喜欢梅兰芳的戏了。”我诧异,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喜欢男人扮女声,听起来不舒服。”母亲真是本色到家了。
“刘老根大舞台”在哈尔滨每晚都有演出,场面很火爆。我约母亲一同去看,她说:“那东西有什么看头?就是耍嘛!”她说她受不了这个。不过她没有拗过我,有一天,我还是把她拉到剧场。虽然不是周末,但上座率还是很高。母亲说的没错,演出一开始,演员就朝观众要掌声,有的还蹦下台,在观众席中怂恿观众鼓掌。高分贝的音乐震耳欲聋,母亲再次堵起了耳朵,一副痛苦状。演出只到半程,当又一位演员出场后耸着肩膀嬉皮笑脸地要掌声时,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她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大声对我说:“咱走吧!”我也没有料到演出是这样,赶紧跟着她出来了。出了剧场,她长吁了一口气,对我说:“怎么样?我说就是个‘耍’嘛。再坐下去,我都要犯心脏病了!”
有一天,我和母亲黄昏散步时路过文化宫,看见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在上映,立刻买了两张票。我知道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拿了奖。按照票上的时间,它应该开演5分钟了,我正为不能看到开头而懊恼呢,谁知到了小放映厅门口却吃了闭门羹。原来,这场电影只卖出这两张票,放映厅还没开呢。我找来放映员,他说坐飞机要是一个乘客,人家都得给飞,电影票呢,哪怕只卖出一张,他也会给放的。放映员打开门,为我和母亲放了专场电影。故事很简单,一个女人征婚,要带着“无用”的丈夫嫁人,而这个丈夫之所以“废”了,是因为打井所致的。这背后透视出的是草原缺水的严峻现实。虽然它与多年前轰动一时的《老井》有似曾相识之处,但影片拍得朴素、自然、苍凉而又温暖,我和母亲被吸引住了,完整地把它看完了。出了影厅,只见大剧场里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正在高潮,演员在台上热闹地和观众做着互动,掌声如潮。
我和母亲有些怅然地在夜色中归家,慨叹着好电影没人看。快到家的时候,母亲忽然叹息了一声对我说:“我明白了,你写的那些书,就跟咱俩看的电影似的,没多少人看啊。那些花里胡哨的书,就跟那个刘老根大舞台一样,看的人多啊。”
母亲的话,让我感动,又让我难过。我没有想到,这场两个人的电影,会给她那么大的触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母亲在,我生命中的电影,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啊。
(丁 强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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