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移的“复仇”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曾 辉
［摘要］汪曾祺的《复仇》和余华的《鲜血梅花》都叙述一个有关为父报仇的故事。两个文本中的“母亲”和“儿子”，从叙述学角度可以归为“功能性”和“心理性”人物。而正是在复仇的叙述中，人物之间的类型的差异最终促使故事走向“非典型性”结局。
［关键词］功能性人物；心理性人物；非典型性
Revenge of Deviation
ZENG Hui
Abstract:ang Zengqi＇s Revenge and Yu Hua＇s Blood Plum Blossom are described in a story of revenge on the parent. The two texts in the ＂mother＂ and ＂son＂ from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can be classified as ＂func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It was in revenge and the characters described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ypes of stories to the end to the ＂atypical＂ of the ending.
Key words:Functional Character,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Atypical
《复仇》写于一九四四年，可以说是汪曾祺早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所叙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关于为父报仇的故事。而这一主题在二十世纪常见于武侠小说之中。八十年代，先锋作家余华也采用了这个主题创作了《鲜血梅花》。
在这两个文本中，主人公都背负为父报仇的重任；且这个责任几乎是一种宿命似的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但无论是“他”还是阮海阔，都是在根本没有具备复仇的条件下就踏上了复仇之路。
《复仇》一开篇，我们看到的是“一枝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这里没有任何与血腥的复仇有关的描述，而是安逸宁静；“他”的思想、情感中几乎没有关于复仇念头的一丝表征；甚至颇有闲情地把和尚改名为“蜂蜜和尚”。“每日晨昏，他都要舞一回剑。每一次对他都是新的刺激，新的体验。”剑作为复仇的工具，此时它的意义并不明显；“他沉酣于他的舞弄之中。”舞剑的目的不在于强化复仇的可行性，仅体现为形式自身。“遗腹子”的身份，使“父亲和仇人，他一样想不出是什么样子”，甚至“有时候他对仇人很有好感。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仇人。”这样，这个复仇行动的结局只能是走向和解，化解仇恨。正如文本题词：“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语句出自《庄子》，即指化解仇恨之意。为父报仇终未能实现，复仇之路却走向了和解，走向极具意义的开凿：“有一天，两副錾子同时凿在虚空里。第一线由另一面射进来的光。”
现在来看余华的《鲜血梅花》。阮海阔同样背负血海深仇。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阮进武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十五年后阮海阔踏上了寻找仇人的道路。“然而阮进武生前的威武却早已化为尘土，并未寄托到阮海阔的血液里。阮海阔朝着他母亲所希望的相反方向成长，在他二十岁的今天，他的躯体被永久地固定了下来。”“没有半点武艺的阮海阔，肩背名扬天下的梅花剑，去寻找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这种寻找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像是飘在大地上的风一样，随意地往前行走。”几年的漫游寻找中，阮海阔并不急切，而是略带疲倦漠然。虽然仇人最终被杀，但却非阮海阔之手，他甚至不在场。
这两个文本中复仇故事的结局，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异甚远。《复仇》中的“他”最终与仇人和解，《鲜血梅花》里阮海阔未能手刃亲仇；可以说这两个文本叙述的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复仇故事，而具有一种“非典型性”。“非典型复仇是在司空见惯的一个典型复仇场景中发生的，而正是这种典型场景中出现的让人意料不到的结局，突破了传统复仇叙事的固定模式，引人深思。”［１］读者的“期待视野”中的那种快意恩仇，血仇得报的传统模式落空。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非典型”性的复仇模式也正是这两个文本的独创性所在。如果没有对传统复仇模式作这种改写，那只能沦为陈词滥调似的重复；文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这种“非典型性”的结局，从文本的叙述层面上来分析，和文本中人物的类型，功能不同有极大的联系。
从文本自身内部来说，故事的展开又由人物来推动，故事模式的最终走向和人物密不可分。《复仇》和《鲜血梅花》都有一个相似的人物――母亲。这一人物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极少，几乎处于故事的幕后；而且极少有人关注。但是“母亲”对整个文本叙述的展开却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个人物，故事就不存在。先看《复仇》，“这旅行人是一个遗腹子。父亲被仇人杀了，抬回家来，只剩一口气。父亲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写下了仇人的名字，就死了。” 要替父报仇，唯一的线索就是这留下的名字。而作为“遗腹子”的他是无从了解的，“母亲”自然就承担了将仇人名字传递下来的功能。“母亲交给他父亲的剑，在他的手臂上刺了父亲的仇人的名字，涂了蓝。他就离开了家，按手臂上那个蓝色的姓名去找那个人，为父亲报仇”。以叙述学的人物观来看，可以把“母亲”界定为“功能性”人物。“‘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２］５１在他漫游的途中，母亲常常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他的头脑里。尽管仇人和父亲对他都是陌生的，但母亲作为一个唤起复仇标识的出现，时时昭示：他是为复仇而生，为复仇而寻游。最终促使他一步一步走向古寺，走向仇人，母亲在文本中的功能得以实现。《鲜血梅花》中的“母亲”同样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她把梅花剑交给阮海阔，去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以找到自己的仇人，她自己却自焚而死。“母亲自焚而死的用意，他深刻地领悟到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已无他的栖身之处”。母亲用死来坚定阮海阔寻找仇人报仇的决心，也使阮海阔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只有踏上漫游的复仇之路；故事于此得以展开。这两个文本中，“母亲”这一人物完成自己的任务，发挥自己的功能后，或自焚而死或退出文本的叙述，“复仇”故事在此基础上正式展开。
可以看到，复仇的条件，动力在两个文本里都已具备；但故事的发展与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并不吻合。两个复仇故事都走向了“非常性的”“非典型性”的结局，这个偏离可以在肩负父仇的主人公身上寻找原因。
与文本中的“母亲”不同，无论是他还是阮海阔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中主要不是承载某种功能，更多地表现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心理独立性价值，因此可以将他和阮海阔归为“心理性”的人物。“心理性”人物指“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的意义完全在于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而‘心理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的心理或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３］６１《复仇》借鉴了“意识流”的手法，文本多次出现主人公的所思、所感、所梦，并由他的内心独白呈现出一个个心理流程，展现出主人公的心理内质。他的心理内质几乎充斥整个文本，大大超过作为复仇者的行动叙述，其中的心理内质是逼真可信的。他不是承载行动“功能”的人物，而是具有真实可信心理实质的“心理性”人物。在他的心理流程中，有关复仇的内容只是隐隐约约，若隐若现。因而当他在绝壁上遇见自己的仇人时，“他拔剑在手。忽然他相信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铿的一声，他的剑落回鞘里”。佛寺中短短的生活，天性善良的他无意之间受到影响，“这会儿我若是有一口罄，我也是一个和尚”。佛教消泯仇恨的义理在关键时刻止住了他复仇的举动，他只是用“相信母亲已死”的借口来安慰自己对复仇命运的背叛。一旦推动复仇行动的“功能性”人物“母亲”“已死”，复仇的叙述似乎就此可以终结，而文本的叙述确实如此。主人公给自己的借口不一定合乎实际情境，但是却符合他的心理的真实；也正是他这种与复仇使命极不吻合的心理特性让复仇故事走向化解仇恨的“非典型性”结局。《鲜血梅花》里的阮海阔在接受复仇命运之后的漫游中，表现出被动性盲目性的心理特性。“阮海阔在走过木桥，来到河流对岸时，已经忘记了自己所去的方向，从那一刻以后，方向不再指导着他。他像是飘在大地上的风一样，随意地往前行走”。在阮海阔的漫游过程中，看不到一丝对复仇的迫切心情，有的仅仅是漠然和虚无。阮海阔的漫游不是为了复仇而漫游，在文本叙述中展现的只是为了漫游本身。在他第二次遇见白雨潇时，“阮海阔低头沉吟了片刻，他依稀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寻找仇人的过程变成了享受性的旅程。母亲将他推向复仇之路，结果成就了他的“美妙漂泊”，未能手刃亲仇的结果自然顺理成章。这一叙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阮海阔的心理实质是真实的。经由文本叙述，阮海阔作为一个被动，漠然的“心理性”人物得以凸显。
《复仇》与《鲜血梅花》中的复仇故事皆因“功能性”人物――“母亲”来推动并展开，尽管结果不一样，但都是非常性的，非典型性的结局。可以说，正是文本中“功能性”人物推动的复仇诉求与不具备复仇心理的“心理性”人物之间的错位偏移使复仇最终走向偏离复仇的轨迹。
参考文献：
［１］何小勇．非典型复仇――试析汪曾祺的《复仇》与余华的《鲜血梅花》．当代评论，２００６，（１）
［２］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91760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