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基于民族文化本体的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黄 娅 刘敏芳 严 兴

　　摘　要：教育观念的落后和实用技能的短缺是金融危机后新一轮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的瓶颈。面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和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如何运用西部贫困地区现有的资源，寻求既能持续性提高劳动力素质，又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基于文化本体的少数民族职业教育体系无疑是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达到双赢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尧古村寨开展了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为中心促进民族职业教育的调研。
　　关键词：金融危机；民族文化本体；少数民族职业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和大中专毕业生低就业率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使民族经济走出困境，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寻找危机后民族经济腾飞新起点是少数民族职业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统计资料显示，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现有农村劳动力88663人，其中富余劳动力达31043人，其中18―35岁的男性富余劳动力14708人，女性富余劳动力16335人，因此，以水族地区为调查点具有代表性。此项研究课题组对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尧古两个水族地区职业教育进行跟踪调查，力求通过水族为基点对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地方化特质和发展状态做出一种判断，寻找或揭示既能够有效调试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又不丧失自己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势，以期促进金融危机后少数民族就业率和地区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二、以学校为中心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民族文化认同感是指文化主体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某种文化意识在心理上达成的共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相对其他民族共同体而言，我为之我的民族情感。
　　三都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是县内唯一的一家融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教学与科学试验、技术推广、生产示范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办学单位。课胚组在三都职教中心重点设立调查点。在调研中不少学员反映技能培训班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培训项目时间短、技术含量低、实用性不强。比如：有的培训班让学员花一周时间学习城市生活礼仪；所谓“电脑培训班”就是花10多天时间让学员学打字。培训基地建设滞后，学校陈设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紧缺，影响培训质量。还有的培训与市场脱节，与需要劳动力的企业脱节，或是培训的内容不是企业所需的。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面对企业大量裁员的形势，我们认为培训形式应该多样化，而基于民族文化本体上的职业教育是当前培养实用性人才以突出技能特色扩大就业空间所亟须的。水族历来是一个擅长农耕、养殖和民间技艺的民族，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尾绣，有适应古老竞技运动所沉淀的马匹养殖技术，有酿酒、制药等传统民族技艺等，在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利用政府对返乡农民工专项创业资金补贴、小额贷款低门槛高额度，财政贴息、税费减免等相关政策的扶持和帮助，鼓励返乡农民工在创业园区自主创业，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为企业针对性培养农村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地方特色产业、养殖业、餐饮业等相关技术人才，这一方面可以让学员在技术上很快上手，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大民族地区对富余人员的自我消化额度，缓解未来新一轮就业压力。
　　
　　(二)学校教育要将民族文化和教育竞争相融合
　　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过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会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会具有较高的劳动率水平，因而具有更高的职业地位和工资水平。人力资源理论后的“信号理论”和“筛选理论”，虽然认为接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并不一定有较高的劳动率水平，但他们认为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会具有更强大的“信号”，这种信号会使他们被优先雇用，并被分配到较高的职业地位。因此。在民族地区，提高返乡农民工和新生劳动力的学历水平已成为社会的大势所趋。而职业教育的低门槛和高产出正是响应这一趋势最好的途径。
　　调研数据显示，三都县农村富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为主，截止2008年12月县教育局统计数据表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30317人，中专(高中)文化程度1628人，大专以上学历59人。民族地区受教育程度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这使得民族地区劳动力在外务工就业竞争力不足。同时，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返乡农民工年龄结构中青年返乡农民工占很大比例。在有效调查样本中，2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占返乡农民工的48，57％。因此，面对少数民族失业人口学历层次低、青年比例大的现状，对民族地区劳动力开展学历教育是应对下一轮就业压力的必要措施。为此，教育部门应该在自愿基础上以中职学校为主面向返乡农民工开展学历教育。广泛利用各种培训资源，开展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主要基地的返乡农民工培训工作，充分发挥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普通中学及其他培训机构的作用，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网，提高培训效率。为提高积极性可采用免费培训与合格津贴相结合的措施，激励返乡农民工参加。鼓励返乡农民工免费就近参加培训班，学习各种自己所需要的技能。经过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取得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并享受劳动保障部门的培训津贴。
　　对于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应该加大学历教育的培养力度，在政策和资金上进行扶持鼓励民族青少年进行高学历教育。
　　
　　(三)接受职业教育机会的指标要结合民族地区资源稀缺状况在职业院校进行再分配
　　首先，加大力度扶持地区性职业教育院校。我国职业教育的成本分摊制度规定，教育经费由学校、社会和个人解决。但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政府无力承担高昂的办学成本和学生流失的资金风险而导致地区职业院校无法建立或者发展受制。据2009年9月入学统计数据表明，贵州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约为15.3万人，完成招生数占总计划数的75％，但普定、关岭、贵定、三都、六盘水钟山区5个县、区的中职学校招生数不到100人。地方经济的差异无疑是职业学校学生入学率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学校教师队伍方面，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的民族地区，政府除给予教师基本工资外，只有很少的奖金和福利。又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他们没有机会进行学习和晋升，很多人连住房和成家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民族地区不仅很难从外面引进优秀教师，就连本民族的优秀人才也存在外流现象。三都县职教中心目前有文化基础课专任教师16人，专业理论课专任教师5人，没有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其中14人是大专学历，5人是中专、中师学历，只有2人是本科学历。这支师资队伍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而且文化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实习实训指导课三类教师的结构比例十分不合理，严重制约职业教育发展。
　　再次，西部民族地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的指标分配过于死板和原则化，是导致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落后的一大体制因素。贵州省当地政府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呈现“自上而下”的倒金字塔投资模式，省会城市、地州市的教育资源需求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教育质量也比较高，这些城市在享有优先配置的教育资源的同时还享受着国家给予的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优惠政策，这加剧了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不公平。
　　
　　三、以家庭为中心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都县在组织劳务输出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战略上取得了显著成绩，截止2008年底已实现了l万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就业，但是由于自然、历史等诸多原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部分乡镇边远村农户仍十分贫穷，目前尚有2万余名边远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亟待开展培训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家庭经济主要依靠农耕和养殖，也有部分成年人外出打工。截至2008年初，尧古村水族男性193人外出打工，女性87人。因此，开展富余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妇女是重点。
　　
　　(一)发展女性职业教育，提高成年女性就业率
　　水族家庭，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家庭成员分工和职责较为明显，一般是男耕女织，栽插和收割是男女共同负担。调研发现，水族妇女所承担的家务量远远超过男性，女性不但承担着耕作的任务，同时还必须承担家庭中与吃、穿、住、行等相关的所有家务劳动，她们的工作贯穿于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而男性除了承担家庭重大的或者重体力的工作之外，可以充分享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因此，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男性少。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愿望和否定妇女的学习能力。
　　三都县志记载，三都早在1982年就有农村夜校156所，学员2257人，其中丁寨夜校女子班拥有25名水族妇女人学。这说明，少数民族妇女有着强烈的接受教育的愿望。同时，另一组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青壮年女性识字率达到97.8％，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6.32年。妇女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其学习能力不亚于男性。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发展和先进思想的注入，水族妇女在相对程度上享有了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等。2005年，三都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45％。女性就业呈现多元化模式。三都县近几年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制定了竹业、早熟菜、花椒、优质米、养殖、林业等十大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妇女在十大项目规划中发挥了“半边天”作用。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妇联积极协同农科部门，从2000年开始，全面实施“巾帼科技致富工程”初见成效。在全县农村举办项目和“绿色证书”产业科技项目班共421期，有10多万妇女获得培训，使每户能够掌握3门以上的农业适用技术；对取得“绿色证书”的农村妇女，优先安排扶贫开发项目和小额信贷、实用技术培训、承包开发权、择优聘用等优惠政策；建立科技示范基地，为农村妇女学科学、用科学提供良好机遇和场所；为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农村经济，全县加大科技扶贫力度，继续实施“巾帼扶贫行动”，开展科技“三下乡”。通过实施“巾帼科技致富工程”，提高了水族妇女的整体素质和社会地位，让成百上千的水族妇女走出绣楼，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
　　
　　(二)改善教育的代际延续，加强未成年女子教育
　　除了成年女性的教育之外，未成年女子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少数民族社会大多存在着重男轻女思想。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不愿送女孩子上学读书的思想意识越是根深蒂固。未成年女子教育存在极大的困难，影响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三都是国家级贫困县，水族农村女童失、辍学率占40％－45％，严重阻碍着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要发展女性职业教育，教育权益在女性身上的代际延续是不容小视的。这种延续既是民族传统性别文化和父权制社会制度作用下的结果。也是女性在性别桎梏之下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认同和顺应。女性传承着文化，而文化又在塑造着女性。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女性的教育问题处于深度边缘化状态。女性教育困境的改变，不仅需要考虑教育政策的扶持、教育法制的保障以及教育观念的宣传等，也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立足于当地的民族文化环境，通过实施教育、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战略来重新构建村寨女性角色的新形象和新地位，从而找到解决女性摆脱教育困境的治本之策。
　　
　　四、以社区为中心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依托学校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
　　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是以一定的社区机构为依托，以终生教育思想为基础，提高社区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非正规的教育机构。董倒村种植蓝靛和织布项目中，其项目内容和水族的传统耕作文化和工艺技能密切相关。一开始有12户报名参加种植蓝靛，13户报名参加织布项目。项目组首先利用夜校的形式对项目参与人员进行培训，通过PRA方法与社区群众讨论男女之间各自付出的劳动和各自为家庭、社会作出的贡献，并请织布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负责教授织布技术，经过磋商、交流和上机操作，让学习者反复试机，直至学会单独操作为止，并随时对织出的布进行评比，强化专业技能。经过培训，学习者从只会织几种花样到会织几十种花样。
　　
　　(二)依托政府设立社区学习中心
　　乡政府(村委会)对社区民族职业教育具有组织和协调作用，可以运用行政手段为社区职业教育的开展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董倒村种植蓝靛和织布项目中，项目组在项目后期为了达到整个项目的延续性依托乡政府采取参与式管理的方法。蓝靛种植和织布项目均采取自愿报名、公开、平等、张榜公布的程序进入，由村民民主推选3名负责人负责项目的监督、管理、运作等一切事务，并制定出细致的管理计划实施管理，成立社区学习交流中心。参与人员所需物资都由负责人带队统一购买、统一分发。在种植和织布的过程中，由负责人统一协调，并定期召集大家共同交流，分享经验和成功。每逢赶场，蓝靛种植小组和织布小组在村委会的带领下，将蓝靛和织出的布带到洞塘、荔波、翁昂等地销售，蓝靛每亩年收3000－4000元，织布每床纯利25―30元，大大激励了学习者的学习热情。据尧古村支书说，2009年在尧古村已有230多亩蓝靛，村民的经济水平得到较大改善。
　　以社区为中心促进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发挥社区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的组织带动，加强社区、学校、家庭的合作，使民族职业教育在社区内得到很好的开展。
　　
　　参考文献：
　　[1]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18.
　　[2]丁月牙.传统性别文化视角下的女性教育问题：水族个案，(J).贵州民族研究，2005(2)，23-25.
　　[3]黄云龙.农村城市化与学习型社区建设(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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