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汪曾祺《大淖记事》词语形象色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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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运用大量富有形象色彩义的词语，不仅凸显高邮的地域色彩，也在自己的小说世界中构筑了别具特色的听觉世界和视觉世界，其中叠音词的使用尤为重要，通过对这些词语的分析可以看到隐藏在词语背后人物的情感世界，体味汪曾祺小说的“抒情性”和“通俗性”。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形象色彩义;叠音词
　　中图分类号： H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19）03-0056-04
　　汪曾祺所著小说不多，但这些小说反响巨大，20世纪80年代至今，无数学者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个性、写作风格和审美价值给予越来越高的评价。汪曾祺小说有诗化的语言、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浓淳的民风民俗，加上汪曾祺自身极高的文学素养，汪曾祺小说似一壶浓茶，在时间的沉淀下越发香醇。
　　从凌宇发表第一篇专门研究《大淖记事》中语言特色的文章以来，二十多年间，无数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针对《大淖记事》中极具特色的语言内容、语言形式及语言中极富意味的情感进行分析研究。凌宇（1980）认为“它不是一首战歌，却非软性音乐，它真是一幅水彩，却不失于纤弱，秀丽其衣，健美其质”[1];吴朝晖（2007）认为“它有似水的民间情愫，有如诗的极美语言，如画的别致结构”[2];黄京玄（2012）专门针对《大淖记事》中叠音词的修辞艺术进行分析，认为“它采用叠音单用，叠音连用，叠音、摹声连用等方式取得了极强的表达效果”[3]。海德格尔认为回忆是文学创作的根源：“戏剧、音乐、舞蹈、诗歌都出自于回忆女神的孕育——回忆，回过头来回忆思已思过的东西”[4]。《大淖记事》就是一篇从回忆中诞生的小说。从1980年以来，研究《大淖记事》的文章不计其数，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到语音、修辞、结构上，专门研究《大淖记事》中具有形象色彩义词语的文章几乎没有，这些词语不论从听觉、视觉还是情感色彩上都极具特色，这些具有形象色彩义的词语就成了《大淖记事》语言研究的遗珠。
　　文学作品中最能体现作家创作个性、写作风格和审美价值的就是形象色彩词语。关于形象色彩词，刘叔新（1980）认为，所谓词语的形象色彩不仅含有关于该对象的某种形象，同时还代表一定对象[5]。而武占坤和王勤认为可被看做形象色彩义词的词主要有一下两大类：基本义具备隐喻或者描绘性;含有形象隐喻义的多义词[6]。符淮青先生在《现代汉语词汇》一书中对词的附属义一项专门分出一节进行阐述，“词的附属义主要指词的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针对词的形象色彩，符淮青先生认为声音笑貌是“表象，过去感知的形象的复活”，景物则是“想象，是感知所留下的表象重新组合得到的形象”[7]。词语形象色彩义的形成，很多是在它的造字之初，即刚伴随着其所依附的载体而自然生成的。当词具有描绘或修饰性质时，汉语词语每每附着有形象色彩，而这类词语也自然成了作家写人状物时不可缺少的语言材料[8]91。
　　一、《大淖记事》中词语形象色彩义的表现
　　汪曾祺曾小说兼具“抒情”和“通俗”于一体。“通俗”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是：浅显易懂，适合大众;“抒情”则意为表达情感，抒发情思，除了内容方面，语言则要求有美感，包括音律美。《大淖记事》中各类叠音词频现，展现了汪曾祺小说中各色各样的大淖世界。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们发现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有如下特点：
　　第一，色彩纷繁，构建丰富生动的色彩世界。江苏高邮是汪曾祺故乡，也是汪曾祺小說故事背景的现实参考地。高邮是“中国诗词之乡”，文人辈出，同时这里水草丰茂，四季分明，春夏秋天各具特色，这为善于写景的汪曾祺提供了众多写作素材和灵感。在汪曾祺小说中基于视觉的颜色词语尤其引人注目，汪曾祺在颜色描写上从不吝啬笔墨，《大淖记事》中“翠绿”“黑黄”“碧绿”这类色彩词出现了27次，皆是选取两种不同色彩的共同特点进行投射。汪曾祺力求直观将色彩展示在读者面前，直观展示的同时，他还将通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之色和随处可见之物入词，如：
　　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
　　牛棚水车，人家的墙上贴着黑黄色的牛屎粑粑。
　　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汪曾祺在颜色词语的构词上善于用相同的目标域作为中心语素，用不同的源域作为修饰语素，不同源域对目标域事物做出直观描绘，展现切合作者表达意图的形象色彩。从一般意义上讲，孤立的单音节的色彩词本身很难表现具有独特审美内涵的形象色彩，而当一组色彩词语铺排呈现或对比使用时，富有审美意蕴的形象色彩便自然产生了[8]95。“紫红”用红色和紫色的相似点进行映射，展现出芦芽红中带紫的别样色彩;“灰绿”则是绿色中偏暗的部分和灰色这一暗色进行投射，描绘早春蒌蒿刚刚抽芽时暗沉的色彩;“翠绿”“黑黄”“碧绿”都是选取相同的色彩特点进行投射，以求直观地展现描绘对象特点。除表色彩语素映射外，前一语素还常常选用非颜色形容词和名词，如：
　　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
　　她们发髻的一侧……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
　　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不过无一例外，这些构成颜色词的语素不论是形容词还是名词，都有切合作者表达意图的共性。汪曾祺选用的这些颜色词语在构词上除了前一语素修饰后一语素外，为了展现“通俗性”，一般都是选取日常所见之色、日常所见之物入词，这也是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色。 　　第二，叠音频现，创造珠落玉盘的音律世界。《大淖记事》中叠音类型繁复多样。经统计，《大淖记事》中叠音词共出现68次，各类叠音词出现频率整理如下：AA式叠音词29次，ABB式叠音词14次，AABB式叠音词12次，ABAB式叠音词7次。我们可以将叠音类型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名词，动作动词重叠，一类是生动重叠，一类则是拟声重叠。《大淖记事》里AA式叠音词共出现29次，数量最多。动词、名词类出现8次，其中遍称重名词出现2次，其他复合名词、动词出现3次，动词的尝试态出现3次，生动重叠出现15次，拟声重叠出现6次。AA式重叠词常被用来展现人或事物特点，如：
　　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的土坪。
　　然后用一个大剪子剪剪，用一个木棰在铁砧上敲敲打打，大约一两顿饭功夫就成型了。
　　这个地方兴用锡器，家家都有几件锡制的家伙。
　　小锡匠的牙咬得紧紧的。
　　他们偷偷给他留了门，在门窝子里倒了水。
　　在描摹事物外形上，汪曾祺先生常常选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高且简单的形容词，如：小小、大大、长长、远远等，非常直观地表现事物的特点。赵元任认为“重叠式一般含有美好的意思，甚至平常是个坏字眼，重叠之后也能起到好效果”，除此之外还凸显描写对象的心情，如“紧紧”体现小锡匠面对刘号长这帮兵油子的捆打时的刚强以及对他和巧云爱情的坚定，“偷偷”本是褒义词，但是这里却具有美好的含义，展现其他锡匠们对小锡匠追求爱情这种做法的赞成，背地里给他帮助，表现的是大淖人民的淳朴、热心。
　　ABB式叠音词中BB成分常常是对A成分的描述补充，更形象地凸显事物A特征，如：
　　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
　　大概是觉得（挑鲜货）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是更相宜的。
　　大家的心喜洋洋的，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
　　《大淖记事》中大部分ABB式叠音词能跟少数几个A组合，即表现为有限选择性，如“淋淋”“堆堆”，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是“BB的语义已基本虚化，很难体会它对A的解释说明作用，似乎仅仅只有构词的作用了”，如“乎乎”[9]。这里“堆堆”和“淋淋”是对“骨”和“水”的进一步描摹，让碗里米粒多且饱满的画面和随着女人们摇曳的身姿，箩筐中鲜货淋下一路长长水渍的画面进一步刻在读者脑海中。
　　AABB式叠音词一般为双音形容词的重叠，当其在句子中用作定语、谓语、状语时，描摹对象的特征会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汪曾祺先生还常常用AABB式叠音词侧面刻画描写对象的精神状态，如：
　　他有时下床，扶着一个剃头的担子上用的高板凳，格登格登地走一截。
　　因為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打架吵嘴的事情发生。
　　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
　　《大淖记事》中AABB式重叠词绝大多数作状语、定语充当修饰成分，具有极强的音律美，“若将重叠形式转化为简单形式，句子在语法上大都难以立足，当然用副词和形容词的组合结构来替换也可以，但语义表达及效果是不同的，重叠形式表现的生动态和句子的乐感荡然无存，所以重叠形式与简单形式相比语义程度和感情色彩自然发生了变化”[10]。这里“格登格登”除了是对走的状态的描摹外，还体现黄海蛟虽然身患残疾，但依旧坚强生活的精神状态，也让后面黄海蛟为女儿结网绩下一圈圈麻线的情节变得自然，生活化。“安安静静”和“朦朦胧胧”虽然是对环境的描写，但是从侧面表现出生活在大淖这片水边陆地上人淡薄、闲适的状态，后面小锡匠挨打后邻居热心帮助的情节变得顺理成章，这些词语看似是对环境的描写，实则是对生活在环境中人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描写。
　　汪曾祺小说中使用叠音方式或形式，往往比较灵活，不拘常规。除了常见的各式叠音之外，还有他个人的创造，如：
　　现在里面空荡荡、冷清清，只有附近的野孩子到候船室来唱戏玩，棍棍棒棒，乱打一气。
　　他们俩呢，只是很愿意在一块谈谈坐坐。
　　汪曾祺擅长将词语变换形式，由常用形式变为不常见形式，如空空荡荡、冷冷清清这种AABB式叠音词语变为不常见的的ABB式，去掉一个音节，更能凸显出木板房子“空”和“冷”的特点，渲染出萧瑟、荒凉的气氛;“棍棒”这种AB式变为AABB式形势较为新颖，原是棍子和棒的总称，现在则是展现“野孩子”拿着棍棒乱打一气的场面;除此之外，还将可联系的动词A和动词B合二为一，变成ABAB式，如谈谈坐坐，这相对“坐下来谈谈”形式上更具建筑美，语音上也更具音律美。总的看，这些变化是汪曾祺所思所求的效果的外化。
　　第三，叠音摹声，展现言语绘声的听觉世界。摹声，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声音的模仿，模仿客观世界声音而构成的词，通常叫做象声词[11]。汪曾祺对声音非常关注，在小说中常常用大量贴近真实声音的AA式和ABAB式叠音词来摹声，如：
　　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烟囱冒着黑烟。
　　七八个小家伙，齐齐地站成一排，把一泡泡骚尿哗哗地撒到水里，看谁尿得最远。
　　他们除了把两挺水机关扛到大淖边突突地打两梭，平常是难得出操，打野外的。
　　几个媳妇脱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了一会，爬上岸就大声叫喊。
　　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使用了大量象声词，用贴近事物本来声音的叠音词给予读者极真实的听觉感受，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同时极富画面感，将“烟囱冒着黑烟的机器”轰鸣时嘈杂的画面，“野孩子”撒尿时内心的愉快、欣喜，“水机关”对着大淖扫的场面，以及“几个媳妇”在淖里洗澡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化平庸寂静为生动活泼。
　　二、《大淖记事》中词语形象色彩义的丰富成因
　　《大淖记事》中暗含形象色彩义的词语频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丰富生动的色彩世界，创造珠落玉盘的音律世界，展现言语绘声的听觉世界，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汪曾祺自身创作个性、高邮地理环境、老师沈从文的影响以及汪曾祺创作特色四个方面来进行探因。 　　第一，汪曾祺自身的创作个性。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尤其注重对声音、色彩进行描写。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对环境进行描写时提到：“这里的颜色，气味和声音都和街里不一样”[12]，可见汪曾祺极重视对颜色和声音进行描摹的。《大淖记事》开篇对大淖四季景观描摹时这样写到：
　　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了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
　　汪曾祺对于景物的描写总是从颜色入手，以四季交替为背景将各个时节景物的颜色变化展现出来。茅草和芦荻从春到冬经历了由紫红色、灰绿色到翠绿再到雪白，最后变得枯黄。这里用了“紫红”“灰绿色”“翠绿”“雪白”等一系列色彩词展现了大淖从春到冬四季景观的变化，同时这些色彩都是人日常所见之色，以这样的色彩入词，更能调用读者的感官，便于读者联想，生动形象地将大淖四季之景展现在读者面前。
　　写到大淖南岸时，除了色彩词之外汪曾祺还将象声词运用在其间，如：
　　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烟筒冒着黑烟，装货、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香糖的小贩，吆吆喝喝，是热闹过一阵的。
　　这些具有形象色彩义的词语，不仅是诗化的语言，也是汪曾祺创作个性的表现。
　　第二，高邮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景观。汪曾祺出生景美人淳的高邮。高邮属亚热带温润气候区，具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的特点。《大淖记事》以高邮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景观为背景，大淖的气候也呈现出温和、四季分明的特点，这种基于现实环境的创作使得大淖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观各具特色，展现出不一样的季节色彩，这才有了开篇淖中央沙洲里茅草、芦荻四季颜色变化的景象。汪曾祺从四季分明的高邮里看到不同季节独属各个景观的独特色彩，并通过自己细腻的观察将其述诸笔端，化而为小说。
　　第三，老师沈从文在写作追求上对汪曾祺影响极大。鲁迅开创乡土抒情小说后，无数作家投身到乡土抒情小说的创作中，而沈从文就是其间有力的弘扬者，沈从文一生著作颇丰，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构建一个“展示健全生命形态，体现文化批判，追求人性理想的湘西世界”[13]，在这样一个湘西世界中沈从文也运用了大量具有形象色彩义的词语对湘西的风土人情进行描摹刻画。汪曾祺作为沈从文最得意的门生，在创作上跟老师沈从文有相近的文学追求。两人都追求创作的客观真实，沈从文说：“个人只是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14]。汪曾祺則认为：“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要耍花招。”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都强调要真实进行创作。在这样的创作动机下，汪曾祺以高邮自然环境为背景，用真实的笔触将自然景观的色彩，市井里存在的各种喧闹的声音都如实的记录下来，这些具有形象色彩义的词语也成为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色。
　　第四，汪曾祺擅长以日常所见之色，常用之词对人事进行描摹。在《大淖记事》中具有形象色彩义的词语都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如形容颜色的词语有“紫、红、黄、白、绿”等，对声音进行描摹的词语有“嚓嚓、突突、哗哗”等，对人物进行描写的词语有“长长、小小、安安静静”等，汪曾祺的小说中很难见到生僻词语，《大淖记事》中这些具有形象色彩义的词语能直接将作者所要展现的画面准确直观地传递到读者脑海中，汪曾祺提出了“小说要真实，不要耍花招”的观点，他在实际创作中也做到了身体力行。
　　三、结语
　　以当前学者对《大淖记事》中语言分析现状为背景，针对《大淖记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AA、ABB、AABB类富含形象色彩义的叠音词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并领略汪曾祺小说中独具特色的色彩世界、音律世界和听觉世界，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汪曾祺小说中词语形象色彩丰富进行探因，将其归纳为四点：一是汪曾祺自身的创作个性;二是高邮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景观;三是老师沈从文在文学追求上对汪曾祺影响极大;四是擅长以日常所见之色，常用之词对人事进行描摹。通过对《大淖记事》中富有形象色彩义的词语进行分析、挖掘，们可以看到隐藏在这些词语背后的汪曾祺小说的“抒情性”和“通俗性”。
　　注释：
　　文中出现例句均出自郭娟编.汪曾祺小说全编·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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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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