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祥：广州火车站吸毒人群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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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当梁文祥还是《南方日报》摄影部的暗房工人时，他写下遗书，独闯毒穴，卧底30天，在大家原本以为处于阳光下的祖国南大门窗口――广州火车站寻找到大量毒贩和瘾君子，并通过镜头记录这慑人心魄的阳光下罪恶。其后，通过《南方日报》的宣传和报道，全国关注，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省级领导都亲自前往现场视察，当年广州火车站的毒瘤在广东省和广州市公安厅的通力协作下，基本得到整治。
　　
　　然而事情已过去6年，这期间，较少有人得知又是在梁文祥的影像力量下，广州火车站还曾不动声色地进行过较上次更魄力的大整治，也更少有人关注到虽然已平息广州火车站“毒瘤风暴”，但它的周边地区却仍然聚集着众多毒贩，而这些毒贩很可能是下一次“风暴”的巨大暗流。梁文祥是广州火车站这6年的亲历者，他的亲历和问题分析会对流动人口众多的广州的下一步禁毒工程有重大促进作用。
　　
　　比2000年更猖獗的2004年
　　
　　经历过2000年广州火车站吸毒卧底调查的梁文祥，现今回忆2004年同地点的吸毒状况，也不免再次惊讶感叹，“更触目惊心和猖狂，血淋淋的针管到处可见，吸毒、贩毒的人变得不避讳，出租车通道都有他们的身影。”
　　“为什么经过了整治，2004年还会出现，甚至问题还更严重？”
　　“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吸毒人的心瘾根本戒不掉，他们被抓住一次的惩罚是警告一天或二天，第二次被抓的惩罚是拘留一个星期左右，第三次才是劳教半年或一年。毒瘾用一周的时间可以戒掉，但是他们的心瘾在这期间根本没有戒掉，也根本戒不掉，我接触那么多吸毒者，没有遇到一个不再吸食者。放出来后他们还能干什么？只能重蹈覆辙。”
　　“其次，这些吸毒者除了再回到人流动量特大的火车站外，也根本无处可去。我接触到一个辽宁吸毒青年李宏文（化名），他原来在家乡一家银行上班，因为单位改革，他选择了一次性补偿下岗，在单位领了几万元之后就来到广州，给一个私人老板开车，收入不错，老板也信任他。他每月都按时寄钱回去，还打算以后自己单独租房子把老婆和小孩接过来一起住，但当时他与已来广州打工多年的弟弟合租房子住在一起。弟弟早就染上吸毒的恶习，且又吸又贩、以毒养毒。李宏文对弟弟吸毒深恶痛绝，多次劝其戒毒，可弟弟不但不听，还诱惑他吸毒。他感冒发烧时，弟弟诱惑他，‘试一下马上好’，开始他不理弟弟，但次数多了，就动了心，吸上了毒。老板发现他吸毒，警告他不成，就炒了他，随后他的积蓄也被抽完了，也无人会再聘他工作。他开始问弟弟要白粉，此时早无兄弟之情，他弟弟一直在挣他的钱，卖给他的白粉比外面还贵，赚了他几万。当他问弟弟借钱或要白粉，弟弟都不给，两兄弟不再联系。然后他想回家，他老婆说让他别回来，说他回去会把孩子给害了。没办法的他想开了，‘我就死在这里，无所谓，哪里的黄泥不能埋人。’”
　　“再次，火车站保安和紧挨火车站的流花辖区的保安都不愿意管他们，因为人太多了，管不过来，而且管也没用。有一次，我在拍李宏文时，病入膏肓的他站都站不起来，只好半躺在地上，这个位置正好是火车站管辖区和流花辖管辖区的中界区域，火车站保安看见了我在拍，就把他往流花辖区赶，他就往马路对面爬，但对面流花辖区的保安又不让他爬过来，于是他只好坐在马路中间持续近一小时。有人打电话‘120’，救护车赶来，最后是医务人员用单架把他抬上车送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刚见他吸毒时他还身材高大，临死前肋骨根根可见。”
　　“当然也有人说，广州火车站已经名声在外了，我2000年的报道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广州火车站是吸毒天堂，他们就都跑过来了。广州冬天天气温暖，睡在外面不会太冷，再加上火车站人流量相当大，他们随便转一圈，就能敲诈偷抢100元买白粉，就又都回到了火车站。”
　　
　　毒品源头在哪儿？
　　
　　“他们的毒品都从哪里来？”
　　“毒品在广州特别容易买到。有一次，我扮成吸毒者的样子，走路没精打采，摇摇晃晃，走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区域，一个新疆人看见我这样，就上前问我‘要不要白面？’我问‘多少钱？’‘200。’我说‘我没钱。’他就说‘150元给你。’这个新疆人拉住我讨价还价，比卖白菜还掉价，价格从最开始的200降到50，抓住我不买就不放人。和我同行的同事留下，我装作去别处换钱，回来手拿30元给他，说‘算了，给你30元，白面我也不要了。’新疆人一拿到钱，就放开了我同事，边把一包白粉硬塞给我，边说‘下次有钱再来跟我买啊。’我们没拿那包白粉，继续往前走，看到一个开摩托车载客的人，我上前问他，‘这个地方这么多新疆人卖白粉，怎么也没人管？’他低声说道，‘你也要买白粉吗？我卖给你，我卖的是真的，他们卖的是假的，我给你名片，你要买，我可以送货上门。’可见，这个地方的白粉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了！”
　　“那现在广州火车站吸毒人群的状况如何？”
　　“2004年底我把第二次拍的照片拿给省公安厅人看后，他们也予以充分重视，马上进行了整治，到现在情况好很多了，广场上看不到到处注射吸毒的人了，但在周边还偶而能见到一两个病入膏肓的吸毒者。”
　　“为什么火车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吸毒人群问题？”
　　“毒品太容易买到了，这些吸毒人告诉我，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说为什么毒品那么泛滥，让他们那么容易买得到，他们认为我们老说他们坏，对社会有危害，其实毒枭才是最坏的人。他们讲的这些也有对的地方。到现在火车站周边还有很多吸毒、贩毒者，而这些也都是小毒贩，真正的大毒枭我们记者跟不上。”
　　“更可怕的是，2004年我调查时发现火车站有很多流浪小孩，这些孩子可能会是下一代吸毒人群。他们主要是对旅客诈骗偷抢，比如给旅客一片假的口香糖，骗旅客换零钱然后作案，但如果吸毒、贩毒者想利用他们做事情的话，他们走入吸毒的第一步是很容易的事情。”
　　“社会要避免吸毒人群再次吸毒就需要对其进行专门管理，但这样其实又很难，所以还是不要让他们吸上第一口毒。再有我们的禁毒宣传还应该再加大力度，这些底层的吸毒人群接触的吸毒危害信息其实很少，他们告诉我，他们以为吸毒就是比吸烟难戒一点，再加上舆论说毒瘾能戒，有些人有侥幸心理，既然能戒，为什么不试试，于是开始吸上第一口，这也是禁毒宣传存在漏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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