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深处那朵未开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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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滞留》是英国涉印作家保罗·司各特的最后一部作品，它是作者对殖民时期东西方关系的艺术性反思。本文主要从三重“他者”视角对滞留前殖民地即印度的英国女性卢西进行解读，揭示女性“他者”只有冲破等级、种族、父权的束缚才能重塑自我，并以期对多元文化中的“他者文化”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滞留》 种族 父权 “他者”
　　【中图分类号】I267；S68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06-0242-02
　　1.引言
　　《滞留》是《拉吉四部曲》的续篇，也是保罗·司各特的生前遗作，小说一经问世就获得了英国的布克小说奖。在1984年伦敦图书销售理事会开展的第三届“我们时代的最佳小说”评选活动中，它被列入“战后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列。保罗·司各特以文学形式书写了英印关系史，他的作品对探讨东西方民族交往融合、男女如何实现真正平等的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2.“他者”理论
　　“他者”源于西方文化的核心“二元对立”结构：文化/自然、公共/私人、主观/客观、主体/客体、同化/认同、西方/东方等。这种二元论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方拥有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位，意味着必须存在一个“他者”，即“‘他者’起源于主客体优劣的二元论，它是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形成的，而且对立的双方存在某种不平等或压迫关系（张剑，2011）。”在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中，“他者”理论最重要的用法来自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的论述和阐释，“他者”是用于指称某种观念的文化投射，这种投射通过一定的权力关系和话语权力建构出文化主体的身份。并且，“他者”存在于二元对立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作出所谓的‘他者’的划分的都是处于强势的一方。在后殖民理論中，“他者”是作为劣于“本土”的对应物出现的，强调的是客体、异己、国外、片断、差异、另类等特质，以显示“本土”主体性、统一性的身份和角色，“他者”成为“本土”的差异性存在。
　　3.卢西的三重“他者”身份
　　《滞留》围绕塔上校塔斯克·斯莫利心脏病猝死而层层展开，揭示了后殖民主义时期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丈夫与妻子、主人与仆人、基督教徒与印度教徒等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复杂矛盾。其中，上校的妻子卢西·斯莫利是众多矛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是连接通众多复杂关系的纽带，正如王志奎引用帕特里克·斯温顿《保罗·司各特：印度的形象》中的话：“卢西·斯莫利是整个当代英文小说中最生动、最形象的人物之一，她是沟通各种联系的纽带（王志奎，1987）。”卢西承受着滞留异乡的煎熬，不仅要时时顾及、屈从丈夫塔斯克的感受，还要与神父、牧师、佣人及影院与市场打交道，她不断穿梭、夹杂于繁复的矛盾之中，是将遥远的过去与眼前的生活连接起来的关键人物。然而，她的人生却是极具悲剧性的：她的自我主体性与异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一直都在。卢西——这株移植印度的花，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绽放过。
　　3.1滞留异乡的“他者”
　　卢西是英国牧师的女儿，她爱慕虚荣，因成为上校夫人而欣喜不已。然而，随夫移居印度的生活却远未她想象的那般美好。初到印度，丈夫塔斯克·斯莫利军官资历尚低，卢西就身处各级“军官夫人”的底层，很久才升到了心仪的军官夫人的位子。然而，随着英国统治秩序的崩溃，她又回归了底层和边缘，甚至不得已穿梭于小贩等印度各色中产阶级之间，饱受等级底层人物之煎熬。远离家乡，非但未过上理想中的美好生活，还要承受外界的压力与思乡的孤独，卢西只有通过回忆、想象和书信往来拼凑她日夜思归的“家”，以缓解内心深处的压抑。退役之后，塔斯克依旧置妻子回国的强烈意愿于不顾，以至于为滞留印度的抉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从统治者的神坛跌落，沦为令人不耻的房客，经济上更是陷入窘境。即使如此，翻身做主人的被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对他们手下留情，而是截然相反的苦苦相逼，布拉博依太太这样说：“他们称霸时可从来没为我们着想过，我们就当以牙还牙（保罗·司各特，1977：161）。”旅馆房租合同到期，她丝毫不顾及斯莫利夫妇的年迈与无处可居，为了利益毅然决定转售旅馆，这对于年逾七旬、身病体弱的英国夫妇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布拉博依太太明确房租期限的信件给了塔斯克致命的一击，“他停止转动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面色铁青，伸着一只胳膊，那封信还抓在手里（保罗·司各特，1977：205）。”塔斯克的离去使得卢西几近崩溃边缘，她无奈的呼喊着：“我伸出手，塔斯克，求你，求你带我一起走。你怎么忍心把我孤身一人抛在这里，而独自魂归故乡呢（保罗·司各特，1977：216）？”这种无奈的呼喊尽显殖民者沦为被隔离者的悲哀、优越感转变为绝望的无奈，这是一种前殖民者难以融入东方世界的极其真实而又长久的“文化冲击”。至此，一位深为文化隔膜所折磨、日夜思归而不得的英国传统女性形象得以立体呈现：从暗自欣喜成为军官夫人、满心期待在印度备受尊敬的上流社会生活的喜悦，到失望、看上层军官夫人脸色行事的哀怨，到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不幸，到丈夫病重、独自承担一切的无奈，到最后丈夫客死异乡、徒留自己孑然一身的绝望，她日夜思归却未能归，“归家”只是她长久以来的梦想，如此而已。“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强烈的“非家”意识使卢西沦为了异乡的绝对“他者”，她的灵魂依旧处于煎熬的漂泊状态，苦苦寻求出口而不得。
　　3.2男性主义的“他者”
　　在父权社会制度下，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
　　《滞留》中，卢西被塑造成为顺服与牺牲结合的典范，她只有依附于丈夫才能存在和发展。家庭生活中，卢西别无选择的忍受着丈夫易怒的脾气、粗暴的言语甚至多方面的无能，他们过着彼此疏离、同床异梦的生活，“就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这种陌生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保罗·司各特，1977：78）。”在塔斯克看来，刚结婚的卢西“就像白纸一样，你能用它算计问题，还能用它规划事物（69），”然而，卢西的生活与个性因塔斯克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她顺从丈夫，不再去做自己喜欢的业余演员，尽管她认为这是丈夫“剥夺她生命完满性而满足小我私益”的不公行为；她逐渐淡化了自己的虚荣心，习惯了丈夫的暴躁，尽管丈夫从不与她分享人生的希望与忧惧，还总是毫无缘由发火的行为让她备受煎熬。作为男权社会中一名温柔美艳、服从依赖的女性，卢西受到男权社会的称赞。但究其实质，她只不过是完全认同男权统治秩序和男权观念体系的、缺乏灵魂的木偶是一个丧失自我和个性、把一切奉献给男性的男权社会文化的献祭者形象，是一个被男权社会文化在肉体上人为制造、在精神上肆意阉割的躯体而已。在保罗·司各特男性视角的关照下，卢西被塑造成为美艳顺从、被动牺牲的传统女性形象，这是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类型在文学史上的虚假镜像，透过卢西的悲剧命运，可以从性别视角来重新审视女性在男权传统文化中的角色意义，从而使女性从扭曲、割裂的人格中走出来，重新整合为不再是道德符号、而是具有真正意义的自我。 　　3.3女性的“他者”
　　女性主义所诉求的“姊妹情谊”、“女人爱女人”、“妇女共同体”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姊妹情谊”外还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等问题，即使是同族女性之间亦会有主体与客体、主流与边缘等差异性存在。失去特殊地位的异族女性更可能会受到父权制、上层同族女性与异族女性的多重掩盖，从而陷入失语状态。《滞留》中的卢西不幸成为了女性中的“他者”。一方面，与同族中上层地位女性相比，她处于边缘地位，成为她们的“他者”，即在族裔政治的制约下，相对低下的地位促成了她失去话语权与行动力、孤老无依的悲剧命运。卢西知道，“如果你是军官夫人，你就總会遇到更高一级的军官夫人（保罗·司各特，1977：142）”，被边缘化是她难以逃脱的命运。另一方面，房东雷拉翻身做主人后，对卢西毫不留情，冷言冷语的逼着她搬出去，让她欲寄人篱下而不能，这种对女性负面关系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之间“软暴力”攻击的存在。
　　从殖民女性的“他者”，沦为被殖民女性的“他者”，卢西始终身受多重权力话语的压制：一是男性中心主义，二是殖民等级秩序，三是东西文化与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间深深的隔离。从表层上看，丈夫塔斯克的无能直接促成她异乡“他者“的边缘地位；但从深层来讲，男人是女人的命运——这种已深入她灵魂深处社会性别观才是促成她“他者”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当卢西失去自我、耽于行动、成为等待拯救的弱者与丈夫的附庸时，她的悲剧命运就已是注定的。在父权制与殖民统治秩序之间，妇女的形象与自我已然消失在了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
　　4.结语
　　卢西，这个自称“小我”的英国女性，最终成了淹没在流年深处未曾绽放的花朵：她漂浮在异域他乡，忍受着不幸福的婚姻，日夜思归故乡而不得，独自承受着晚年孤苦无依的悲怆。她的人生悲剧给人深刻的启示：经济的依赖、被动的等待、一味的顺从，且禁锢于等级和种族的人生态度是不可取的。女性“他者”只有不失时机，自强自立，打破等级、种族和性别的禁锢，追寻和坚守自我的主体性，破除女性与男性的二元对立才能有效抵抗父权制与等级秩序，使得两性在不断抗衡中走向和谐。
　　参考文献：
　　[1]Paul Scott.Staying 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作者简介：
　　张利娟（1987.11-），女，汉族，河南安阳人，现任教于河南护理职业学院，硕士学历，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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