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名称沿革与古城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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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沈阳最早被称侯城，唐代因沈水而得名沈州，元代因位于沈水（今浑河）北岸而得名沈阳。1680年，在城外增筑关墙，与内城的8个城门对应各设8个关门，即抚近门外大东关的大东边门，内治门外小东关的小东边门;德盛门外大南关的大南边门，天祐门外小南关的小南边门;怀远门外大西关的大西边门，外攘门外小西关的小西边门;福胜门外大北关的大北边门，地载门外小北关的小北边门。文章将详细介绍沈阳名称沿革与古城建置。
　　关键词 沈阳 名称沿革 古城建置
　　中图分类号 K291/2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10-29
　　Name Evolution of Shenya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Fang Fan
　　Abstract Shenyang was first called Houcheng. In Tang Dynasty it was named Shenzhou because of the Shen River. In Yuan Dynasty it was named Shenyang because it was located on the north bank of the Shen River （now the Hunhe River）. In 1680， walls were built outside the city， and 8 gates were set up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8 gates of the inner city， namely： Dadongbian Gate of Dadongguan outside Fujin Gate， Xiaodongbian Gate of Xiaodongguan outside Neizhi Gate; Dananbian Gate of Dananguan outside Desheng Gate， Xiaonanbian Gate of Xiaonanguan outside Tianyou Gate; Daxibian Gate of Daxiguan outside Huaiyuan Gate， Xiaoxibian Gate of Xiaoxiguan outside Wairang Gate; Dabeibian Gate of Dabeiguan outside Fusheng Gate， and Xiaobeibian Gate of Xiaobeiguan outside Dizai Gate. The article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evolution of Shenyang's na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Keyword Shenyang; name evolution; ancient city construction
　　 一、沈阳名称沿革
　　 1.沈阳最早被称做“侯城”。沈阳地区历史悠久。夏商为幽州、营州之地，周分封属燕国。公元前3世纪初的战国末期，燕昭王派名将秦开大败东胡后，修建了一条从造阳（今河北怀来）到襄平（今辽阳市）的长城，建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今内蒙宁城县黑宁城西南）、辽西（阳乐，今义县古城子沟）、辽东（襄平，今辽阳市）等5个郡。其中的辽西、辽东和右北平的一部分属于今天的辽宁地区。“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1]卷94沈陽被称做候城，为燕国辽东郡统辖下的戍边城，燕国在此屯兵戍边。自侯城起，沈阳始有城邑。中原地区的文明也得以传入了沈阳地区。
　　 秦在灭燕后，仍设置右北平郡、辽西郡和辽东郡。沈阳地区仍属辽东郡管辖。
　　 西汉时期，辽东郡共设18县，据《汉书·地理志》载：“辽东郡，秦置，属幽州，县十八：襄平、新昌、无虑（西部都尉治）、望平、房、候城（中部都尉治）、辽队、辽阳、险渎、居就、高显、安市、武次（东部都尉治）、平郭、西安平、文、番汗、沓氏。”辽东郡府襄平就是现在的辽阳。而18县中的侯城（今沈阳）、高显（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魏家楼子）、辽阳（今辽中区偏堡子）和望平（今铁岭县新台子）4县属于现在的沈阳地区。侯城县是辽东郡三都尉之一，为中部都尉的治所，驻有汉兵，是当时西汉设在东北的军事重镇。经过现代考古发现证实，“候城”位于现今的沈阳故宫及其南部一带。“侯城”也就是沈阳的前身。东汉永初元年（107），将侯城、高显和辽阳三县改归玄菟郡，这时的侯城己初具城邑规模，并开始使用铜币进行商品买卖。
　　 2.改称“沈州”。唐睿宗景云年间（711—712），唐代在沈阳地区设沈州，这是以沈水这条河而取名的。公元10世纪初期，生活在今蒙古草原东部的契丹族迅速兴起壮大起来，建立了辽国。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把从河北三河、天津蓟州等地掳来的汉人安置在这里，置建了“沈州”城，下辖乐郊、灵源两县。关内迁来的大批汉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开发了土地，也发展了手工业和建筑业。12世纪初，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更名旻，是为金太祖，定都会宁（今哈尔滨阿城区白城）。辽天庆六年（1116）5月，金军大败辽军攻下沈州。金代沈州处于由上京会宁府（哈尔滨阿城区白城）到东京辽阳府（今辽阳市）和燕京（今北京市）这两条交通要道的汇合点，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
　　 3.“沈阳”名称的首次出现。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兴起，成吉思汗于1210年发兵攻金，到1226年完全占有东北南部地区。蒙军与金兵在辽东反复争战，致使沈州城毁于战乱，城郭变为一片废墟。
　　 元代，沈州隶属元东京路（今辽阳），元太宗六年（1234），高丽麟州神骑都领洪福源率40余城军民归降蒙古，蒙古授洪福源以高丽军民万户之职，降民被分散安置在辽阳、沈州两地散居屯种。洪福源率领降民在沈州城废墟上重新建起一座土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辽阳、沈州两个安抚军民总管府合并为沈州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改沈州路为沈阳路。“沈阳”之称始见史册。因沈阳位于沈水（今浑河）北岸，按“山北为阴，水北为阳”的传统方位观，故而得名。沈阳路下辖5个总管府、24个千户所、25个百户府，是首都大都（今北京）到辽阳路的交通要冲，成为关内外经济文化联系、商品贸易往来的转运站和集散地，是东北边陲的一个重镇。 　　 1369年，明朝势力兴起，由关内渐渐伸向辽东。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钱粮兵马之数，奉表降明”[2]200，汉族政权重新统治东北南部地区。明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明朝在沈阳设中卫，“命指挥鲍成领原军”，下辖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后又增设抚顺、蒲河两个千户所。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为了抵御北部蒙古族、女真族的军事攻击，将元代的土城改用砖石包砌。建成后的砖墙，以中心庙为中心点，城墙的周长9里30步（1里=360步、一步=5尺），高2丈5尺。城外修有两道护城河，“池2重，内宽3丈，深8尺，周围10里30步，外宽3丈，深8尺，周围11里有奇”。共有4个城门：东曰永宁门，西曰永昌门，南曰保安门，北曰安定门（明万历年二十四年七月重修扩建，改名为镇边门）。城内有东西、南北两条大街呈十字交叉形，通向4座城门，十字街道将城内分为迎恩、镇远、永宁、靖边4个街坊。据《全辽志》记载，当时沈阳中卫户口有5643户，驻军6691人。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而且，沈阳正好位于辽东三大马市（开原、广宁、抚顺）之间，是女真族、蒙古族、建州女真贸易交往必经之道，也是关内、关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关内產的棉布、茶叶、杂货等和关外的马匹、皮毛、人参、鹿茸等土特产品很多都在沈阳交易。
　　 二、沈阳古城建置
　　 1.清朝定都沈阳。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日，后金汗王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进而一鼓作气攻下明朝辽东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为东京。
　　 天命十年（1625）三月，努尔哈赤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沈阳。“努尔哈赤汗欲自东京迁都沈阳，与贝勒诸臣议。贝勒诸臣谏曰：迩者筑城东京，宫室既建，而民之庐舍尚未完善，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我国。努尔哈赤不允，曰：沈阳形胜之地，西征大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而下，以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努尔哈赤乃于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3]卷9。从此，沈阳成为后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迈入它发展的又一新阶段。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即着手改建和增拓沈阳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位，继续大兴土木，增拓城垣，天聪五年（1631）基本完成。增拓后的沈阳城，据《盛京通志·京城》记载：“其制城墙内外砖石，高3丈5尺，厚1丈8尺，女儿墙7尺5寸，周围9里332步，垛口651，明楼8座，角楼4座，改旧门为8，每面门各二。”经过增拓后的沈阳城，比明代沈阳中卫城增加了302步，城墙增高1丈。城池的面积为东西宽393丈8尺，南北长425丈6尺，合计1676.128万平方尺，为2793.4亩。城外，将明代的两条各宽3丈的护城河合而为一，加宽至14丈5尺，周长10里204步。
　　 城内按照中国历史上流传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王宫之左是祖庙，王宫之右是社稷坛，王宫正面朝南，王官后设市场）之说，将原来的“十”字形的两条街改筑为“井”字形的4条大街：井字的上横由东至西依次为内治门内大街、四平街（今中街）、外攘门内大街;井字的下横东侧为抚近门内大街、西侧为怀远门内大街，中间的文德坊和武功坊之间属皇宫禁地，不能通行;井字的左竖由南至北依次为天佑门内大街、鼓楼南大街（今正阳街）、地载门内大街;右竖由南至北依次为德盛门内大街、钟楼南大街（今朝阳街）、福胜门内大街。
　　在四平街和地载门内大街、福胜门内大街的交点上，建有钟楼、鼓楼各一座，东为钟楼，西为鼓楼，两楼相距580米，两楼的形制基本相同，皆为坐北朝南，木构架重檐歇山式，建在砖筑基座之上。基座高2丈，平面呈正方形，上层建有垛口、女儿墙，置碑志。下层筑有十字相交拱券式门洞，四面相通，行人车马可从楼下穿过。钟楼悬钟一口，皇太极亲自为其命名“盛京定更钟”（现在保存于沈阳故宫博物院）;鼓楼置鼓一面，做夜间报时用。“城中有钟鼓二，百货集其下”，钟楼、鼓楼之间的四平街，诸色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是当时沈阳城的商业中心（面朝后市）。
　　 4条大街分别通向8座城门，8座城门的名称据《清一统志》记载：“南之左曰德盛（大南门），南之右曰天佑（小南门）;北之东曰福胜（大北门），北之西曰地载（小北门）;东之南曰抚近（大东门），东之北曰内治（小东门）;西之南曰怀远（大西门），西之北曰外攘（小西门）。”城门的下面为砖筑基座，中辟券洞门。与一般门名汉、满文左右书法不同，盛京城的门洞上面里外都嵌有门额，上书门名。城门外书满文，城门内书汉文。
　　 各城门上筑起3层歇山式门楼。在城墙的4角，还各筑一座3层角楼（亦称箭楼），连同8座城门楼，共12座高耸的城楼整齐排列，甚为威武壮观。
　　 由于街道的增加，城内区域划分也从“田字格”变成“九宫格”。
　　 2.沈阳的八门八关。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满语称“谋克敦”，意为兴盛，汉文写作“天眷盛京”）。并于1636年4月11日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清朝入关后，又于康熙十九年（1680）在城外增筑关墙，高7尺5寸，周围32里48步，为不规则的抹角圆形，夯土筑造，与内城的8个城门对应各设8个关门，即：抚近门外大东关的大东边门，内治门外小东关的小东边门;德盛门外大南关的大南边门，天佑门外小南关的小南边门;怀远门外大西关的大西边门，外攘门外小西关的小西边门;福胜门外大北关的大北边门，地载门外小北关的小北边门。
　　 关门较简单，砖砌二个门柱，上有一横枋，上盖为起脊灰瓦。这样，沈阳城就有了“八门”“八关”的区划。从城墙到关墙之间的地带叫做“关厢“，当时住在关厢里的多是所谓的“伊彻满洲”或“新满洲”（清朝入关后对于入关前的八旗满洲均称“佛满洲”或“陈满洲”，新编入的则称“伊彻满洲”或“新满洲”）。明确划分八旗居住界限，抚近关内及大东关为镶红旗界，内治门内及小东关为正红旗界，德盛门内及大南关为镶黄旗界，天佑门内及小南关为镶蓝旗界，怀远门内及大西关为镶白旗界，外攘门内及小西关为正黄旗界，福胜门内及大北关为正蓝旗界，地载门内及小北关为正白旗界。 　　 关墙的修筑，拓展了城市面积。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时，受限于当时的形势和人力物力情况，他没能对沈阳城做大规模的修建，只是加固了明代留下的城垣。沈阳城的规模小于辽阳城，甚至比广宁城、开原城的面积还小，与大清国开国都城的地位不符。经多年发展，沈阳城的人口也大幅增加，顺治迁都北京的初期，沈阳城的人口只有四五千人，到乾隆时期，已增加到10余万人，原来的老城区已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修筑关墙后，相当于沈阳城的范围向外扩展了约6倍。沈陽城的形状上承“外圆内方”，很像中国古代沿用千年的方孔圆钱;从制式上看，形成了“内城外郭”，从中国传统对城市地位高低的判断标准，符合沈阳城“陪都”的地位;从区划上看形成“八门”、“八关”，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沈阳古城的“八门”“八关”和外圆内方的形状也引出了人们无限的遐想，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以道教教义解释沈阳城建制，颇为新奇。据现保存在北塔法轮寺碑林中，刻立于1938年的“重修中心庙碑”记载：“考之，沈阳县志记沈阳城建置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像两仪;四塔像四象;八门像八卦;郭圆像天;城方像地;角楼明楼各三层，共三十六，像天罡;内池七十二，像地煞;角楼明楼共十二，像四时;瓮城各三，像二十四气，云云。”
　　 清末，沈阳城因无人管理无人修缮，城墙的城砖多被老百姓偷运到家里建房了。至光绪末年，大东、小东关门皆摧圮，瓮城上的城楼亦先后颓废，有的由三层改建为二层或一层，只是小西门仍保留三层原貌。在小西边门重建一座门楼，上嵌“陪都重镇”四字门额。1929—1930年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拆毁城墙工程。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人在碑下走，水在桥上流”。说的是人们要通过现在正阳街、朝阳街与中街路交会处的鼓楼、钟楼，需要从钟楼、鼓楼下面穿过去。这种交通状况在当时成为阻碍，没办法让汽车通行。钟楼、鼓楼及老城墙的几个城门、城墙被有组织地拆除。据说，当时正在东北大学任教的梁思成先生曾试图阻止对钟鼓楼的拆除，但没有成功。建国初期，为方便交通，又将8座城门陆续拆除，今“八门”“八关”已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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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卷94[M].
　　[2]王鸿宾，等.东北教育通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3]清太祖实录·卷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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