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先勇小说中的求学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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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白先勇出生于中国“抗战”年代，并在童年、少年、青年时期辗转中国各地逃难与求学，并于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潮中赴美求学。可见，“求学”占据着白先勇生命版图的大量位置。《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芝加哥之死》这三篇小说是他为那个年代的求学者们描绘出的三幅“油画”：孤闭、希望、重生，而这三类求学者也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零余人”形象。
　　关键词：白先勇 求学者 《寂寞的十七岁》 《那晚的月光》 《芝加哥之死》
　　中国古人的“游学”读书方式，使得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求学的诗文。中国的这种求学文化有着丰厚的精神内涵以及悠久的文化传统，这些诗文中的求学者是以一种姿态丰满与多样的形象出现的。随着时间的迁移，中国近现代的求学者不管是在其生存境遇上还是精神面貌上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至今还在持续，而在这些变化中所展现的时代特质也是值得进一步去探究的。因为一个人的求学历程不仅表现了个体生命在学识与阅历上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群体性的共性。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芝加哥之死》这三篇小说关注点放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求学青年身上，他不仅试图在描绘出当时青年人的时代风貌，而且还力图为他们发声。
　　本文以这三篇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探究20世纪60年代台湾求学青年的生存境遇问题，以及这种问题之于我们的现实价值。
　　一、求学者书写的创作背景
　　生于全面“抗战”时期，“白先勇最初的童年，就在这样一个由城市、寺庙、青山、绿水、老屋、岩洞、警报、空袭等种种奇异的因素组成的环境中逐步展开”。他的求学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多地辗转中度过的。从1943年在桂林老家上小学到1962年赴美留学，在这近二十多年间白先勇曾先后在重庆、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台南等地就学。正是这种辗转多地的求学经历，让他对求学者们的生存境遇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与体会。
　　作为白先勇求学期间的作品，因而在他对小说人物类型选择上以及叙述内容上，也逃不了初学者的普遍现象：自传性。正如白先勇所说：“父亲的家教很严，成绩单是我们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排行表，他在外打仗，给家里打电话，没几句就要问我们的成绩。”由此可见，白家的这种以学习成绩的好坏来决定家庭地位的方法，给白先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就如他在后来感慨道：“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在《寂寞的十七岁》中主人公杨云峰，所在的家庭也是以成绩来论家庭地位，这不觉让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幼年时患病，白先勇在隔离中饱受疾病与孤独之苦，他深深地品尝到了孤独与被“遗弃”的味道。“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白先勇将所经受的孤独经历很巧妙地用在了杨云峰身上，小说无不在透露出“孤独”二字。
　　1954年，台湾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台美关系升温的背景下，台湾社会各行业开始再度逐步走向正轨，于是留美潮也开始兴起并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在言论自由上也开始有了新的气象。在这种大环境下，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开始兴起。首先是现代诗异军突起，在1953年至1954年间，先后成立了“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诗社。这些诗社成立的同时也创办了一些诗歌杂志，而1956年《文学杂志》的创办促进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白先勇等人就是在欧美现代主义的洗礼下成长起来的，随后，正是这些人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推向了高潮。
　　但是，这一高涨的文学运动却依旧无法愈合战后成长起来了的一代人的身份焦虑。正如白先勇在评论他们那一代台湾人时所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就年纪来讲，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我们等于是out ofthe ruins（来自废墟之中）。过去的旧社会全都垮了，旧的社会的架构、社会的价值，因为战争，因为革命，统统给打散了。我们是废墟里长出来的新的苗子。”正是“废墟里长出来的新的苗子”，才使得他们这代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与创新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白先勇用“废墟”上的一代来定义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位置，而在经历了欧美现代主义的理想洗礼，也让这代人在重建的问题上徘徊不定。这种偏向于西化势必会陷入对母体文化与异国文化纠葛的问题中，吴汉魂（《芝加哥之死》的主人公）一个在美国攻读文学的博士，熟悉各种欧美文学经典，却无法融人美国现实社会。“中国人”的文化烙印让他无法挣脱，如白先勇所说：“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求学者是处于自我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时期，各类价值文化都会对其原有的文化身份产生冲击。
　　白先勇以他本人求学经历为创作素材，反映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下求学群体的特殊生存境遇。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展开合理的想象，白先勇笔下的求学者到底是何种形象呢？
　　二、“沉沦式”的求学者
　　《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芝加哥之死》这三篇小说分别塑造了三位具有不同“沉沦”气质的求学者。在中国新文学的初期表现青年知识者内心苦闷与颓废意识的文学作品兴起一时，其中最具代表的当属郁达夫的《沉沦》。小说中的“他”以自传叙式的口吻诉说着“零余感”的苦闷，而这直接触碰到了“五四”那一代青年人脆弱的心弦。如郑伯奇所说：“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图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罗曼蒂克的心，他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在他看来，郁达夫这种“颓废”式的“沉沦”中还是带有“浪漫”的反抗意识。与之相比，在杨云峰、李云飞以及吴汉魂身上却表现着一种自我意识，即自我人格随着时间的变化在逐渐消解，以至于到最后丧失了主体意识。与郁达夫笔下带有国家民族的“零余感”不同，白先勇笔下求学者却是個体的“零余”。
　　在杨云峰身上表现出了主体认识与个体实践的相分离，一方面在内心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一方面依旧安于现状难以突破。在杨云峰的内心多次上演着这种病态的纠葛，他自己将这种病态的纠葛缘由归为“孤独”。这也是白先勇在获得创作素材的第一感触，“我有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这一点也在小说中直接得到展现。 　　杨云峰忍受着人格中冲破与归守之间的相互撕扯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我拘谨得厉害，我很羡慕我们班上有些长得乌里乌气的同学，他们敢梳飞机头，穿红衬衫，我不敢。”他就在这“羡慕”与“不敢”的纠结中固守着敏感、脆弱的个体世界，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逃避的态度，“在学校躲老师、躲同学，在家里躲爸爸”。这种以逃避来解决矛盾的办法表面上看来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但其实质还是人格缺失所造成的结果。
　　在郁达夫的一些作品中多次出现知识者纠结于有限的金钱与无限的人欲之间的心理描写。这种纠结其实是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精神博弈。是受制于现实条件的规训还是为精神理想砥砺前行？这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两难处境。相比杨云峰的主体性缺失，李飞云在这场精神博弈中要背负的东西更重。当李飞云最后一个交上毕业考试的试卷那一刻，他的求学生涯也就意味着就此结束，这也是他留学梦破碎的时刻。相对于盛世杰和陈锡麟考完试的轻松状态，在李飞云心里却表现着说不清的“惶惑”。这种“惶惑”是由于这场博弈失败所带来的，一时间他对自我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三年来，他每次都得到自然科学奖学金，一年一千元，他统统拿去买了参考书，可是毕业考他却担心要补考了。”这种前后的差异直接表现出他在生活上的“颓废”，而与余燕翼的结合在陈锡麟看来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沉沦”。陈锡麟甚至直接给出这样的评判：“你真糊涂，你这样做一定会后悔的。”
　　这个心怀抱负的有志青年，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俯首称臣。“盛世杰从来不愁钱的来源，陈锡麟的零用钱都是当家教得来的，李飞云赚钱却是为了生活，他一向靠姊姊给学费。”可见，李飞云与前两者存在着较大的家庭悬殊，这在物质层面上直接钳制了他。这种钳制促使他寻求心灵上的自由与抚慰。“余燕翼是第一个轻柔地对他说‘我喜欢你’的女孩子，那晚的月色太清亮了，像一片荫蓝的湖水。”或许再没有什么能够比爱情更适合抚慰心灵，这种抚慰弥补了李飞云在现实中的缺失，让他有了喘息的机会。
　　在吴汉魂身上我们看不到他存在的目的及意义，他如行尸走肉一般生活在书斋之中。留美六年来他独居书斋不问窗外都市情欲之事，文学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像一只上了发条的木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伏案自修。在这种长期的独处中，他的心理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求学期间，他的神经像一根紧绷的弦，时刻投入在文学的泥潭中。这种全身心倾注于文学上的做法，令他的灵魂找到了暂时安放的位置。母亲的离世，女友的离开，这些都没有让身居陋室的他对求学产生怀疑与动摇。但飘摇在外的他除了学业，其实早已是一无所有，而博士的顺利毕业成了唯一的安慰品。这个安慰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药，它解救了他长期专注于学业的痴狂症。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沉睡的他在毕业后完全醒来，学业上的荣耀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精神与物质的困境。
　　有人曾指出，“白先勇在这篇小说中所要阐发和揭示的，并不只是吴汉魂个人的命运悲剧，而实在是对整个社会大交融中，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如何去对待母体文化和异质文化，以及个人在文化夹缝中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点当然不无道理的，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身为求学者的他，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的文化接受体验。这种接受的过程是带有诗意性与理想性的（主要从艾略特、莎士比亚、叶芝、霍金斯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而对于美国现实情况他是不甚了解的，这就导致了在理想与现实的认识上产生了错位。毕业后，他开始逐渐地从幽闭的理想世界清醒过来。发霉的地下室让他透不过气，久居的城市让他感到陌生。他在夜晚都市的迷醉中苏醒，并感受到了自己鲜活的心跳，这势必也让失爱的切肤之痛失而复得。他逐渐地看清了周围的一切，光鲜的妓女萝娜露出了丑陋的本色，他感到“头筋扯得整个脑袋开裂似的”。
　　这三位求学者不仅分别展现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不同形式的“沉沦”，也延伸出一条新的思考方向：人与社会、自然为何愈来愈格格不入？
　　三、情境交融下的求学者
　　白先勇执念于小说中描写两种物象：白月与黑夜。如像《金大奶奶》《月梦》《玉卿嫂》《小阳春》《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漫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孽子》等。在这些小说的一些情节设定上我们会看到它或是以黑夜为纯底色，或是以黑夜与白月二者彼此呼应，在夜晚的深邃中能够透出皎洁的月亮，形成了暗与明、深与透的对立效果。《寂寞的十七岁》基本都是处于前者的纯色中，而《那晚的月光》、《芝加哥之死》这两篇小说更多的是将后者的情境组合发挥到了一定水平。
　　鲁迅在现代白话小说开篇之作《狂人日记》就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为开头，构成了黑夜与白月的二元对照的关系，而这个“月光”已不是两千年来中国文人骚客所歌颂的“月光”，它变成了一种病态的预示。狂人揭示了两千多年来“吃人的仁义”，而李飞云、吴汉魂在月光下却想短暂地麻醉在理想中，他们从麻木中苏醒而难以承受现实。月光也照亮了在黑夜里游走的现代都市里的“幽魂”，在白先勇的笔下这些“幽魂”包括：求学者、同性恋者、老兵、夜总会的小姐等。
　　他们在夜晚的包裹中享受着黑暗庇护所带来的慰藉，但又在月光下原形毕露无处藏身。我们看到吴汉魂在月光下变成了一具丧失精神气的干尸。理想破灭之后，李飞云唯独贪恋于“那晚的月光”，这让他内心的孤寂与柔弱显露无遗。尽管白先勇在前期在运用“黑夜”“白月”物象时存在刻意性，但到了《芝加哥之死》这一手法逐渐成熟，在《孽子》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黑夜不再是单纯的外在环境的衬托，而是融人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之中。王燮龙（《孽子》）这个黑夜里的“幽灵”，他甚至与黑夜达到了彼此相融的境界，在他的身上总会透露出黑夜的幽冷与深邃的气质。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白月是以不同姿态呈现的，它们或是成为昔胜今衰的“台北人”的“故乡明”，或是求学者黑夜里的伴侣，或是“孽子”们夜里流浪的明灯。对于求学者来说，他们就在这种黑夜与白月的相互映衬中残喘着最后的生机，他们渴望隐匿于深邃的黑夜空间里寻求精神上的伊甸园，但月光又讓他们无处藏身，而且将现实的窘境揭露得更加彻底。
　　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作者感性情感的写作姿态始终萦绕在小说中，也就是说他试图在宣泄一种求学的情绪，而不是在理性地讲述故事。李飞云一个理学院的毕业生，在毕业之际却执念于“躺在文学院门前的草坪上”。这种甚至有损小说内容“真实性”的做法，作者毫不在乎。可见，作者是“意气用事”来进行创作的，而这也是他创作的独特之处：用情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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