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服务业在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以及提供就业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服务业的诸多特性，导致营商环境对服务业的影响远高于对制造业的影响，因此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对加速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营商环境及其滞后项，对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发达国家对营商环境的依赖较小，发展中国家对营商环境的依赖程度较大。
　　 关键词：营商环境;服务业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引言
　　 自2013年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创造税收、新设市场主体、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全面领跑，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统计显示，2017年，服务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8.8%，同比增长1.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领先于第二产业11.1个百分点，成为支撑发展的第一大产业。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表面上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但其核心在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虽然在改革持续推动的过程中，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孕育，新产业新经济蓬勃兴起，但依然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中高端需求与低端供给过剩之间的矛盾，大量老百姓需要的服务供给匮乏。
　　 服务业市场的发展关联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全局，但其还存在供给侧的发展障碍，推进服务业市场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189个经济体中，中国内地的营商环境排名仅位居第78位。相比于全球排名第2的经济总量，营商环境排名比较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分体制具有促进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色彩。在这种形式下，“十三五”规划推进服务业主导产业的转型升级，存在众多營商环境方面的阻碍。这也反映出我国的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有可为。为此，优化服务业发展的营商环境，促进供给侧改革，成为服务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选择。
　　 二、营商环境对一般企业影响的文献综述
　　 对于营商环境的概念和界定的研究，最早源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doing business”项目调查。除世界银行的“Doing Business”项目之外，还有一些组织和研究者对营商环境进行专业的概念界定。Benn Eifert，Alan Gelb，Vijaya Ramachandran（2005）[1]认为营商环境是影响不同产业和企业经营效率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机构、人力资源、政策等。
　　 尽管能够从很多方面给营商环境下定义，但不能否认的是，营商环境长期以来都被看作是解释企业选择战略行为和获得经营成果最重要的因素之一。William P. Wan，RoLrert E. Hoskisson（2003）[2]重新考察了一国环境、企业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从本国的资源禀赋和制度中吸取有利于生产和交易活动进行的有利条件，一国环境和企业多元化战略、企业绩效有正向关系;LeoraKlapper，AnatLewin，Juan Manuel Quesada Delgado（2009）[3]基于世界银行最新的2008年企业创业调查数据，研究营商环境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创业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Dan Li，Manuel Portugal Ferreira（2011）[4]认为外部营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获取金融资本的方式，并从政治、体制环境监管和金融方面，实证了这些因素对企业依靠不正规渠道获取金融资本的影响程度;孙丽燕（2016）[5]106-119从企业运作的全过程出发，考察营商环境对单个企业的影响，认为营商环境全程“参与”企业运作、不仅对其本身，对国民经济发展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恶劣的营商环境，可能会“榨干”原本能够以低投入转换成高产出的高效率企业。正因如此，营商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不容小觑，其整体上并不一定要十全十美，但在一系列关键性的方面必须足够好，能够刺激投资和竞争，驱动产业增长和产业的自我强化。
　　 营商环境对企业运作的全程产生影响，从经营活动的发生到最终效果的产生，那对服务业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制度的角度，分析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Claque等（1999）[6]185-211利用“契约密集度”测量方法，分析密集的契约安排对金融、保险等部门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Eggertsson（2005）[7]认为有效的产权制度能保护所有者财产的安全，强化其投资预期，进而可以促进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汪德华等（2007）[8]51-64运用跨国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一国服务业比重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政府支出规模对服务业比重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用一国法治水平来衡量的契约维护制度的质量对服务业比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刘丹鹭（2013）[9]84-92认为中国现有的服务业管制政策助长了行业垄断，不利于服务业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形成，也阻碍了在位企业的创新活动;江静（2017）[10]176-183根据2003—201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历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服务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环境的确可以影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营商环境的细分制度指标中，缴纳税款、财产登记、投资者保护、获得信贷、合同执行这几项指标与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关关系。基于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衡量的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发展有不同程度的作用。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视角要么过于单一，要么就是缺乏时间的连续性。虽然现有文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研究一国的营商环境对企业或是产业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全面系统地对一国的营商环境进行衡量。本文的贡献在于利用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营商环境项目数据，分析我国营商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在理论分析上，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重新梳理和诠释了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在实证分析上，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引入工具变量并使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回归分析。不仅克服了以往研究存在的内生性、异方差难题，也保证了研究的连续性和时效性。 　　 三、服务业特征及其营商环境对服务业的影响
　　 毋庸置疑，营商环境既影响制造业的发展，也影响服务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服务业的的内在特征及其引致的产业特征，导致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要大于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服务产业所面临的营商环境会影响服务业的投资、成本和效率。首先，营商环境会通过各种途径诱发、促进或者限制产业活动。然后，为了生存和发展，服务产业做任何的选择或决策都在考虑环境因素下完成。因此，优化营商环境能够刺激投资和竞争，拉动产业增长和产业自我强化。下面将从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效率等角度研究营商环境对服务业的影响。
　　 （一）市场准入对服务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对制造业政策的倾斜、政府对服务业的垄断（Ryan Rutkowsi，2015）①使得外国的货物、劳资、资本参与服务业的程度较低。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的原因主要是服务业产品的四大内在基本特征②引致了对特殊的以及更多的政府管理的需求。一般来说，商品在市场上会受到市场的约束，市场机制可以调节商品的供需和价格。由于服务业产品在消费前不能被消费者评价，几乎不具有明察性。这就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能通过产品对比来确定消费哪种产品。服务业的实际产出和商品定价之间缺乏联系，提供者之间的价格竞争容易产生扭曲。部分服务产品具有天生的垄断优势，消费者需要高价购买。服务商品的价格难以受到市场机制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介入。服务业的特殊管理需求解释了为什么政府要提高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以减少政府负担和决策风险。
　　 时至今日，依然还有部分经济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需要依附于制造业才能取得发展。这一点体现在我国的外资政策里。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更高些，对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的需求更为迫切。服務业市场准入门的放宽，可以加速资金向服务业流动，提高服务业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促使服务业突破性地成长。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的影响
　　 相对于其它产业来讲，服务业的发展往往受到多层次制度的影响，尤为重要的就是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的产出增长和技术进步需要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Andersen & Howells（1998）[11]突破了知识产权仅在制造业的分析思路，认为服务业具有无形性的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在服务业不可或缺。制造业产品都是有型商品，商品之间的交易可以运输、储藏，形成空间上的转移。而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生产和消费同步进行。服务业的经济行为不伴随空间位置的转换，在知识产权保护缺失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增加，服务业所包含的技术、创新点和理念容易被偷盗，存在严重的被非法模仿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服务和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产业通常以“知识”的形式存在。对于一种非实物形式的产品，难以从法律的途径对其进行估值和保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也是无形的，这也使知识产权对服务业的保护难以进行。政府应加强和企业的联系，保证知识产权保护的顺利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施行，能够使边际成本成本较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取得巨额的利润。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呈现“倒U”，一国总能找到最适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不能满足服务业的需求（唐保庆，2018）[12]。
　　 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是一种“人对人”的生产活动。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服务业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产品。企业的内部资源控制、客户契约关系、以及知识创新管理是三种重要的产权保护措施，对服务业的创新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三）政府效率对服务业的影响
　　 服务业是制度的载体，可以说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等都是服务业的一部分。政府的高效率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主要方向。健全的政府服务制度能够使企业高效地和陌生的政府打交道，从而提升办事效率;非监管方面的法规条例的简化可以降低企业每一年必需缴纳的各类税费，减少因缴纳税费、履行义务等产生的行政负担。服务产品不具有制造业产品的实物形式，不具备生产、运输、储存、消费的产品贸易流程，只能被消费者同步消费。消费的同步性需要服务产品在时间上实现高效率的对接，繁琐复杂的政府流程会阻碍服务业产品的消费。政府应该坚持依法取消无法律依据的行政审批流程，坚决修改有法律依靠但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审批流程。通过机构和社会组织可以解决的事项，坚决不走行政流程，促进民间服务机构的发展。
　　 营商环境“参与”企业运作的全部过程，对企业的开办、运营、绩效等方面会产生影响。一国营商环境是如何驱使服务业企业的开办，关注的重心在于影响企业开办的条例法规，研究发现条例法规的设置可以鼓励或阻碍企业进入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执法或企业获得便利经营条件的法规是能够促进服务业的投资开办，而繁琐和官僚性的法规条例不利于企业的创办，办理企业的难度大、流程多、耗时长、成本高。不管是高水平的制度环境、便利性的法规条例，还是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都会影响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总的来说，营商环境对服务业的组织结构、组织决策、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等产生作用（孙丽燕，2016），也会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加快产业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四、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确定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基本模型，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i和t分别表示国家（地区）和年份;S表示服务业发展水平;DB表示营商环境;Mgdp、Lurban、Sgov分别表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一国城市化水平、一国政府的规模，是解释一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变量;uit是随机误差项，也可作为不可观测因素和遗漏变量的代理变量。上式是简单的面板回归模型，存在解释变量内生的情况下，回归结果将是不一致的和有偏的。本文考虑到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用营商环境的滞后项Zi×2=（DBi，t-1，DBi，t-2）作为DB的工具变量DBi，t-1，DBi，t-2，分别是DB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详见解释变量。 　　 （二）变量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现有研究采用不同的指标对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如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江静等，2017）[13]、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魏君英等，2014）[14]75-80。依据现有研究，本文选用服务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反映其发展水平。
　　 （2）解释变量。世界银行自2002年开始成立营商环境项目组，对度量营商环境进行尝试。项目组深入各国调查营商环境状况，根据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录入定量数据，对比分析各国营商环境的发展状况并形成报告。该报告为各国提供了度量营商环境的基准指标和客观数据。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营商环境排名来代替营商环境得分，选择世界银行公布的历年营商环境整体排名反映各国营商环境。原报告中数值越大表示排名越靠后，为直观起见，我们用100减去原始的排名，进而获得新的排名，排名越高表示营商环境越好。用营商环境排名代替得分，存在测量误差。营商环境越好，则越能促服务业的发展，但是服务业发展好的国家越是意识到提高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故二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模型中不仅存在测量误差，且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考虑用DBi，t-1，DBi，t-2作为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3）控制变量。江小涓（2004）[15]4-15和梁东黎等（2009）[16]1-9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城市化、专业化、收入水平、消费结构、技术投入等因素对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当进行整体样本研究时，发现服务业发展对人均GDP有正向作用。根据现有研究，本文选取各国人均GDP来表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国城市化水平;刘纯彬等（2013）[17]30-37基于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规模、服务效率、产业融合程度、工业化程度、专业化程度等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用政府支出表示的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一个由正到负的影响，即两者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因此，本文选取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一国政府的规模，说明政府的投资和消费对服务业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解释变量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历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截止到现在，世界银行公布了15年的报告，从《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04》到《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18》，鉴于其他变量的数据可得性，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5-2016年。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本文综合各变量，筛选出65个数据比较完整的国家（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实证方法分析
　　 Hsiao（2003）[18]指出当面板数据的时序很短时，模型中的OLS估计量是不一致的。另外，由于变量和度量数据之间存在“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关系，模型存在严重的内生性。为了克服偏误和内生性问题，通常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简记2SLS）和广义矩估计（简记GMM）。当模型存在异方差时，GMM比2SLS更为有效。营商环境的滞后项与当期的相关性是显然易见的，但当期的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可能影响过去的营商环境，故滞后项具有外生性，因此采取营商环境的滞后项作为当期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在引入工具变量下，本文采用2-step GMM对模型进行回归。
　　 （二）实证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DB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营商环境对服务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整体回归中，DB的系数为0.0616，这意味着营商环境排名每提升1个单位，可以使该国的服务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提升0.0616个单位。
　　 与整体样本回归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系数为0.0764，提升效用更为明显。发展中国家发展制度不完善，营商环境问题突出。虽然发展中国家存在营商环境的问题，但地域辽阔、拥有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且发展中國家营商环境的边际收益较大，所以对排名的提升有更强的依赖。从现在的趋势看，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与整体样本回归相比，发达国家的DB系数为0.0551，对营商环境的依赖程度较小。根据《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显示，发达国家营商环境完善，排名靠前，监管程序简单、法律制度有力且费用低。当一国营商环境逐渐完善时，其对服务业的边际作用是递减的，足够完善的营商环境会使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发展对营商环境排名变动的反应变小。
　　 另外，从表1中可以看出，sgov系数同时出现了正负两种情况，在发达国家的系数为正，在发展中国家的系数为负。这与高彦彦（2011）[19]129-136运用世界187个国家（地区）1950—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该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与用一国政府支出表示的政府规模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其真实原因可以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来解释，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是有度的，合适的政府规模有利于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弥补市场失灵，增进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不然政府的消费和投资会挤出私人投资，增加社会寻租，进而损害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平均政府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呈正向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呈负向相关关系。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分国家样本回归，可以作为检验相关结论准确性的依据。在分样本回归中，DB的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支持，说明实证结果是相对稳健的。
　　 六、结论和建议
　　 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项目，本文从国际视角考察了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研究了营商环境对全球不同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这些结论为更好地利用外部营商环境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如何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借鉴。 　　 （一）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步入了经济新常态，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依然有很大的差距，国际竞争力不强。实证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对服务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我国营商环境排名靠后，和排名第二的GDP总量极不相符。虽然我国在合同执行、登记财产上有良好的优势，但在大多数领域，还存在亟需改进的显著问题，突出表现在办理施工许可和纳税这两个领域。此外，在开办企业、获得电力、中小投资者保护等领域也面临着较为较复杂的程序和较高的成本。
　　 第二，在分样本的研究中，本文发现发达、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发展对营商环境的依赖比较小。在营商环境比较完善的地区，其不再是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对服务业的发展的影响较小。我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营商环境排名靠后，对营商环境的依赖程度较大。
　　 第三，分样本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规模和服务业务发展水平存在着负向关系。基于经济增长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我国政府支出还没有达到最适度的规模，过度的投资和消费行为损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潜力。
　　 （二）政策建议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上述结论对中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上面的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大格局下，不仅仅需要关注硬实力，还要关注“软实力”，提高营商环境就是提高生产力。政府要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新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促进国内外投资的增加和服务业的增长新动能的形成。
　　 经济增长和发展不能过度依赖政府，但也不能舍弃政府，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协调。相比于高收入国家，我国营商环境排名落后，对服务业影响较大。政府应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灵活运用“精简”和“监管”，同一布局、多轨合一，促进产业融合和信息共享，释放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此外，政府可以试验先行，循序推广，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在制定服务业政策时，除了放管服等常规的政策手段外，还应该关注其营商环境的整体提升，尤其是针对纳税和办理施工许可等方面，还要关注社会保护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如维护投资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障从备用件到电力等所有企业所需要。
　　注 释：
　　① Ryan Rutkowsi，“Service sector in China”http：//www.piie.com/publications/pb/pb15-2.pdf，2015.
　　② 服务业的四大内在基本特征：服务业的第一个特征是生产和消费同步发生;服务业的第二个特征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服务业的第三个特征是即非价格竞争性;服务业的第三个特征是部分服务产品具有天生的垄断优势（李慧中，2000）17-22。
　　参考文献：
　　[1] Benn Eifert&Alan Gelb&Vijaya Ramachandra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the Investment Climate Data ICA[Z].World Bank Working Paper56，2005.
　　[2] William P.Wan， Robert E.Hoskisson. Home Country Environments，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and Firm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3，（46）.
　　[3] LeoraKlapper， AnatLewin， Juan Manuel Quesada Delgado.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Business Creation Process[Z].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Finance and Private Sector Team，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937，2009.
　　[4] Dan I， Manuel Portugal Ferreira.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firms' sources of financial capital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J].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2011，（16）.
　　[5] 孫丽燕.企业营商环境的研究现状及政策建议[J].全球化，2016，（8）：106-119.
　　[6] Claque， G.， P. Keefel & M. Olson， Contract-Intensive Money： Contract Enforce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9，4（2）：185-211.
　　[7] Eggertsson， T. Imperfect institution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Reform[D].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press，2005.
　　[8] 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J].经济研究，2007，（6）：51-64.
　　[9] 刘丹鹭.进入管制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13，（2）：84-92.
　　[10] 江静.制度、营商环境与服务业发展——来自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的证据[J].学海，2017，（1）：176-183.
　　[11] Andersen， B.  and Howells，J. Innovation  Dvnamics in Servi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Indicators and Shaping Systems in Innovation[J].CR1C Discussion Paper，1998.
　　[12] 唐保庆，韩守习，陈启斐.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吗？[J].现代经济探讨，2018，（1）：69-79.
　　[13] 李慧中.服务业，服务贸易及其部门的特征研究──兼对欧盟国家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0，（3）：17-22.
　　[14] 魏君英.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4，31（5）：75-80.
　　[15] 江小涓，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J].经济研究，2004，（1）：4-15.
　　[16] 梁东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问题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09，（2）：1-9.
　　[17] 刘纯彬，杨仁发.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35（4）：30-37.
　　[18] Hsiao， C. The Analysis of Panel Data[M]. Econometric Society Monographs，2003：34.
　　[19] 高彦彦，苏炜，郑江淮.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基于世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11，（2）：129-136.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7670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