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与土地利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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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不同城郊带农户呈现差异化的生计特点和土地利用特点，并存在某种相互影响关系。从农户层面和区域理念出发，建立农户生计多样化与土地利用理论框架，以河北省19个村庄416户农户调研问卷为基础，分析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与土地利用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郊区农户偏好粮食作物种植活动和兼业型生计策略，农地利用强度较低，农地转出可能性高；近郊农户的农地利用强度因农地经营规模的不同而不同，选择经济作物和多样化农业生计策略可能性较大，转入农地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远郊农户多采取滞留农业或脱离农业生计策略，农地利用情况因生计策略的不同而不同。
　　关键词 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土地利用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9）09-0270-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09.075
　　Abstract The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land use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suburban areas show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exists som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Based on the farmer's level and regional concep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farmers'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land use. And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416 households in 19 villages of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land use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suburban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in urban suburbs prefer grain crops planting activities and facultative type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is low， the possibil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is higher；the intensity of farmland use in the suburbs varies with the scale of farmland management， and farmers are more likely to select crash crops and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reupon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erring to farmland increasing；farmers in the outer suburbs mostly adopt the strategy of staying in or ou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farmland use varies with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Key words Different suburban areas；Farmers；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Land use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大量农田被撂荒；农户发生分化，兼业和非农农户数量增加[1]；劳动力结构趋于老龄化和低龄化，“空心村”数量增加[2]；同时，由于建设用地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和灾害毁损等原因，耕地面积减少的速度呈加快趋势[3]。此外，城乡资源长期配置不均的状态也使得农村一直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区域。针对农村地区存在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则详细规划了乡村振兴战略具体的实施内容[4]，这是国家在新时期关于“三农”问题的全新部署，强调农村现代化发展。
　　农户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所采取的生计策略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数量、效益和结构[5]。同时，地貌类型、气候、地理环境、区位（尤其是距离大都市远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或直接或间接通过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而农户生计转变又会通过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等促使土地利用变化[6-10]。由此，笔者从农户层面及区域理念入手，建立农户生计多样化与土地利用理论框架，分析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和土地利用特点及相互关系，力图为其他地区实现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理论框架
　　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11]可知，处于脆弱性背景下的农户凭借自身生计资本，选择生计活动，制定生计策略，最终形成某种生计成果，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从而进入下一个“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成果”循环。生计策略由不同生计活动组成，可分为滞留农业、农业与非农兼顾和脱离农业3种形式，生计多样化表现为农户选择生计活动的多少，有多种表现形式。生计策略倾向性质表现，生计多样化倾向数量表现，因而，分析生计策略和生计多样化情况，可以全面地了解农户生计状况。所处城郊带不同（以城区建成区为中心划分环带范围，范围取值为1～5 km，5～50 km，50 km以外，城郊带依次为城市郊区、近郊和远郊），农户生计资本及所感知的外界环境也会有所不同，进而造成生计策略、生计多样化及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性，同时，因内生资源禀赋、应对风险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农户分化，笔者根据农户家庭成员特征及收入结构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农为主型兼业户、均衡型兼业户、非农为主型兼業户和非农户5类，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状况及土地利用行为不同，因而，不同城郊带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和土地利用均会呈现差异性（图1）。 　　农户是农村土地的实际管理者，与土地紧密相连，其生计选择会对土地利用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例如农户选择脱离农业生计策略，可能会撂荒土地或转出土地，选择作物多样化种植，可能会增加农地利用强度，也可能转入农地进行规模生产，并带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不同城郊带农户，因就业机会、地区发展水平等不同，会选择不同的生计策略，并呈现不同的生计多样化水平，也因此，其土地利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因地区发展需要，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工业产业等使得部分农村土地利用类型改变，进而影响农户生计选择，例如因转出农地渠道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多等原因，农户偏好兼业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因土地规模生产效益增加，偏好农业规模生产等等。
　　2 实证分析
　　基于理论框架，利用河北省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与土地利用规律。调研数据共416份农户问卷，问卷有效率97.84%，共涉及石家庄市和保定市19个村庄。研究区域可分为城市郊区（石家庄市）、石家庄近郊、保定近郊、石家庄远郊和保定远郊5个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可通过计算农户家庭生计活动数目的总和得到。
　　2.1 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规律分析
　　2.1.1 生计多样化指数。
　　除石家庄远郊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集中在2外（图2），余下4个城郊带的均集中在1～4；城市郊区和石家庄远郊农户最多选择2种农业生计活动，其他城郊带最多选择3种；城市郊区和石家庄远郊农户最多选择3种非农生计活动，其他城郊带最多选择2种。
　　分析数据知，农业生计活动中，各城郊带农户选择粮食作物种植活动的比例均较高，城市郊区的最高，远郊次之，不同城郊带其他农业活动的选择偏好存在差异；非农生计活动中，各城郊带农户选择非农打工的比例均较高，远郊的最高；兼业活动中，城市郊区农户的选择比例高于近郊，高于远郊，且不同城郊带的兼业活动中的非农活动多为非农打工。此外，非农活动偏好和就业地方面，城市郊区农户偏好非农打工，就业地离家近；近郊农户偏好非农打工和个体经营，就业地主要是本村和本市城区；远郊农户偏好非农打工，多为外出打工，就业地涉及本市、邻近省市（如北京等）和不固定的地區。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城郊带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状况知，各城郊带不同类型农户的群体占比、生计多样化水平和生计活动选择均存在差异，兼业型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水平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户，各城郊带不同类型农户占比呈现显著区域差异。
　　2.1.2 生计策略。
　　基于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分析，该部分从两项和三项生计活动（即生计多样化指数2和3）两个方面分析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活动组合即生计策略的规律。城市郊区农户，共18种生计策略；两项生计组合中，兼业型生计策略占比最高；三项组合均为兼业型生计策略。近郊农户共69种生计策略；石家庄近郊，两项中，兼业型生计策略占比最高，三项组合均为兼业型生计策略；保定近郊，三项中，兼业型生计策略占比最高。远郊农户共34种生计策略；石家庄和保定远郊农户的两项生计组合中，一项生计活动为粮食作物种植的农户比例均超过90%；保定远郊农户的三项生计组合中，兼业型生计策略占比最高。此外，不同城郊带兼业型生计策略中，非农为主型兼业户占比均最高。
　　综上，不同城郊带农户的生计活动选择、生计多样化指数及生计策略和各城郊带农户类型占比均呈现区域差异性。离城区建成区近的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较高，倾向于选择兼业或非农生计策略，生计策略较多样，各城郊带的兼业型生计策略占比最高。
　　2.2 不同城郊带农户土地利用规律分析
　　2.2.1 农地利用强度。
　　农地利用规模指农户经营农地的面积。城市郊区的农地利用规模普遍较小，超过95%的农户经营（0，0.33] hm2规模的农地；近郊的农地经营面积多低于0.67 hm2；远郊经营（0.33，0.67] hm2规模农地的比例最高，（0，0.33] hm2次之；相较近郊，城市郊区和远郊纯农户或兼业户的农地利用规模较小。农地复种指数为一年内农户家庭作物种植总面积与农地经营面积的比值。城市郊区和远郊的农地复种指数集中在（1.5，2]内，农户比例均超过80%；近郊集中在1和（1.5，2]范围内，其中，石家庄近郊集中在（1.5，2]范围内（65.52%），保定近郊主要集中在1（62.50%）；相较近郊，城市郊区和远郊兼业户的农地复种指数高。农地物质投入为农户对农地的物质总投入。城市郊区在10 000元/hm2以下各农地物质投入范围内的农户比例较均衡；近郊农地物质投入的农户比例呈“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远郊的农地物质投入集中在10 000元/hm2以下；相较城市郊区，近郊和远郊纯农户和兼业户的农地物质投入高，其中，纯农户的更高些。
　　2.2.2 农地流转。
　　不同城郊带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农户数与总被调农户数的比值）表现为近郊>远郊>城市郊区，农地流转率均不高；农地转出率表现为远郊>城市郊区>近郊；农地转入率表现为近郊>远郊>城市郊区；石家庄近郊农地转出率和转入率均高于保定近郊，石家庄远郊的均高于保定远郊；城市郊区中，非农为主型兼业户的农地转出率较高，近郊中，各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入率高于转出率，远郊各类农户的农地流转率均不高。此外，城市郊区中，农地转出的用途多为非农性，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开发，租期较长；近郊中，农地流转的用途多为种植业，经济作物种植比重较高，租金不等，租期一般多于5年；远郊中，农地流转的用途也多为种植业活动，转出的农地多为规模生产，租期较长。
　　2.2.3 农地利用类型。
　　分析农地作物播面比例（一年内农户家庭某种作物播面占总播面的比重），来探究不同城郊带农地利用类型差异，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果树或林业播面比例。城市郊区农地的粮食作物播面比例为100%；石家庄近郊农地的粮食作物播面比例最高（76.74%），经济作物次之（20.95%），保定近郊粮食作物和果树或林业播面比例较高（57.37%、37.62%）；石家庄和保定远郊的粮食作物播面比例均超过80%；石家庄近郊纯农户和兼业户的粮食作物播面比例均最高，且随着农户非农程度加深，其比例提高，保定近郊均衡型和非农为主型兼业户的粮食作物播面比例最高（67.87%、84.70%），纯农户和农为主型兼业户的果树或林业播面比例最高（67.81%、58.73%），其次，为粮食作物（28.57%、34.75%），远郊均衡型和非农为主型兼业户的粮食作物播面比例均超过90%。 　　综上，不同城郊带农户的土地利用表现为，近郊和远郊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农地的利用强度低，大规模经营的农地的利用强度高，城市郊区的农地利用强度处于中等水平；随着农户非农程度加深，农地利用强度呈降低趋势，不同城郊带的情况有差异；不同城郊带农地作物播面比例因农户非农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3 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不同城郊带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和土地利用呈现出区域差异，其差异特点和相互关系表现为：
　　（1）距离城区建成区近的农户，一方面，有更多就地从事非农工作的机会，其采取兼业型生计策略的机会成本较其他地区农户有所降低，而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也可能促使其更加集约地利用农地资源，因为距离城市近，巨大的农业消费市场、便利的交通道路条件，会使得农户倾向种植经济作物，增加农地利用强度，获得农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城市工业的扩张，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占用大量农村土地，农地流转率提高，由此，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增加，农业生产活动收入减少，进而，使得农户更多地从事非农生产活动。
　　（2）距离城市远的农户，就地就业机会较少，为获得更多的收入，农户会选择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的往往是农村年轻劳动力，农户家庭成员中，留守在农村的往往是劳动能力低的妇女、老人和孩子，因而农户家庭生计往往呈现出单一性或以非农为主的形式。也因此，农户家庭的农地利用集约度降低，作物种植单一，同时，可能因地区发展水平不高，其农地流转率较低。
　　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和土地利用呈现的特点及相互关系表明，乡村振兴策略提出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农村土地制定改革、实现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等等将有利于保障农户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促进多样性的规模经营，并进一步降低农户生计风险性，促进土地的合理、有效利用。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划制定并实施符合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因地制宜，建设基础实施，扶持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户生计和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促进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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