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职称晋升“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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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职称晋升“拥堵”
　　余明辉在2019年4月11日《工人日报》撰文指出：教师职称评审晋升为何常年“拥堵”？  一是供给不足，指标少。在不少地方，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指标设定不尽合理，简单地按教师人数和学校来分配指标，这使得一些师资力量优秀的学校评职称排队现象严重。二是职称评定条件不尽合理。
　　比如正高职称，在一些地方需要在“被评为省特级教师或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省级以上优秀教师或学術带头人，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三等奖以上，主持并完成省级以上的教研课题一项，参加省市级以上教研比赛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等条件中满足两项，才具备评审资格。现实中这些硬条件较难获得，而且获得过程需花费巨大精力，能满足条件者寥寥。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目前全国各地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等待遇很大程度上还是与职称直接挂钩，职称还是决定教师工资高低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广大教师通过评职称来晋升的需求和欲望非常高。
　　破解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拥堵”难题，还需在平衡职称的有效供需上下功夫。
　　一是要优化教师职称指标分配原则，在充分考虑地域（城乡）、学校等因素的基础上，回归教育能力和实际贡献这一最基本的因素考量;
　　二是要对职称评审条件进行科学优化，让相关职称指标不再是“望梅止渴”的虚指标;
　　三是要继续深化教师工资待遇构成改革，在总体保持教师待遇水平不低于公务员的基础上，适当减小教师职称等级与收入待遇的挂钩程度，让教师工资切实回归“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等基本的分配方式。
　　“与校长共餐”重在内容而非形式
　　毕舸在2019年4月11日《钱江晚报》撰文指出：“与校长共餐”是好是坏，重在其内容而非形式。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培养一个人与世界的互动，参与各类公共事务而获得人格的丰满、认知能力的增强。或许孩子的看法还比较稚嫩，但如果校长作为教育者，请这样的孩子一起吃饭，耐心倾听孩子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予详细的解答，进而就其中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提供解决方案，这就是对孩子参与公共事务的最好回应，也有助于学校形成开放、宽容、对等的氛围，让更多的孩子身心得以成长。
　　“与校长进餐”如果是一场开放的、对等的沟通，就不失为一场学生与教育者的沟通实践;反之，要求学生把与校长吃饭当成不胜荣幸，战战兢兢，预设了一堆规矩和形式，那么就会沦为一场秀。“与校长共餐”既然是一场实验，笔者期待校长的坚持，是从作为教育者的认知与行动升级而起，将学校营造为学生与教师共建相对独立、相互激励的平台，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因材施教的有利环境，这需要校长及学校所有教育者的努力，其成果也最终将由学生和社会来评判。
　　防止教师反思“独特性陷阱”
　　丁道勇在2019年4月10日《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在讨论教师反思的议题时，笔者主张“反思主题的一般化”，防止教师反思的“独特性陷阱”。所以，教师反思的主题应当是一般问题的典型案例，而不能是偶然现象。只有这样，教师反思的结论才可以获得超越一时一事的局限。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总是指向一般问题，如近年来大热的“国家课程校本化”，指向的是过去十来年“校本课程开发”未解决的教师课程权限小、课程素养差的难题。面对所谓的“热点”话题，如果看不到它指向的一般问题，结果很可能是蝇附骥尾。
　　真问题也具有前瞻性。云南一所小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出版了自己的儿童哲学校本教材，开设了儿童哲学课。当时使用的“儿童哲学”概念，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甚至可以说很先进。但是，这种前瞻性，绝不是因为这个概念来自美国或国内无人提过，而是来源于对小学教育问题的基本判断。会倾听、会质疑、会思辨、会选择，这才是对小学教育的反思结果。因此，对于学校教科研，不仅要问“研究什么”，还要问“为什么研究”。相应地，学校在选题阶段不但要搞明白“做什么工作”，而且要逐一明确“为什么做这些工作”。
　　教育必须超越知识
　　钱颖一在2019年4月15日《北京日报》撰文指出：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对教育从认知到实践都存在一种系统性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是我们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是本职工作，学生学习知识是分内之事，高考也是考知识，所以知识就几乎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深入人心，但是，创新人才的教育仅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答案应是否定的。教育必须超越知识。这是创新人才教育的一个核心，也是提出教育改革建议的出发点。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强劲，这些都让我们认识到对现有教育体制和方法进行改革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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