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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朱熹与王阳明如何可能?

作者:未知

  摘要:《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为了宣扬其学说,以朱子之言论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论证的一部编著,同时也是研究会通朱熹与王阳明的重要著作。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从朱子对往日之学的悔悟、强调“立本”、重视体认本心、提倡“静坐”、倡导“省察”等多个方面,来证明其学说并不谬于朱子,以此来消弭学者对其学术思想的非议,从而达到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目的。可以说,《朱子晚年定论》首开会通朱熹与王阳明之先河。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会通朱王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 2019)01-0030-06
  一、研究现状与写作缘起
  在宋明理学史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是两条主线。在会通理学和心学的历程中,历代学者对于和会朱熹与陆九渊问题研究较多,并且成果丰硕。但是,对于会通朱熹与王阳明问题研究相对较少,究其原因,朱熹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是明代心学大师,这两个有着时代距离的儒学大家该如何会通?历代学者就此问题论述极少,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现代学者对其研究的忽视。虽有现代学者试图就朱熹与王阳明会通问题略作概述,如唐君毅先生指出:“阳明之学,虽归宗近象山,其学之问题,则皆承朱子而来;其立義精处,正多由朱子义,转进一层而致。”[1](P187)但是,他们大多数是将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寻其共同之处,其中就朱熹与王阳明关于“理”“心”“性”“格物致知”等观点的异同研究较为普遍。这些研究忽视了王阳明自己会通朱子的尝试,或者说没有抓住《朱子晚年定论》这一重要著作。
  《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为了缩短与正统朱子学的距离,缓和与朱子学的关系,使得世人能够接受其思想,对其学说“无所施其怒”[2](P173)而“取朱熹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2](P173)编写成书的。因为阳明学在明中后期迅速传播开来,王学门徒遍布天下,但是,朱学自南宋以来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普通民众的心中都根深蒂固,直到明代也依然被尊为正统、奉为圭臬,面对如此的学术情形,王阳明不得不另辟蹊径,为心学寻求合理合法地位。易言之,在朱学一统天下的时代,阳明心学的传播无疑要面对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故而寻求王学与朱学的共通之处,就成为王阳明宣扬其学说的必由之路,而王阳明的这一努力主要体现于《朱子晚年定论》中。近年来,杜宝瑞先生有《工夫论与做功夫——论王阳明编定(朱子晚年定论)的理论合理性》一文,对该文献做了重点梳理,他以“工夫论”不同于“做功夫”作为出发点,认为《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只是表达了朱熹“要求做功夫”的实践精神,并不是在谈“工夫论”。他认为:“(王阳明)把朱熹谈做工夫的话语视为与己意相同,也就是说,王阳明总是在谈‘要求做工夫’。”“一旦朱熹检讨自己做工夫不得力而反省自责并立志实践时,王阳明就觉得朱熹之意与己相同了。”[3](P1)杜保瑞先生从朱熹、王阳明都注重“做工夫”这一点来论证《朱子晚年定论》的理论合理性,并对《朱子晚年定论》中朱熹的书信进行了分析,认为朱熹晚年只是强调“做工夫”,即反省、立志、改过,并没有对其先前的理论思想进行否定。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朱熹并不认为自己学说或者说“工夫论”有何欠妥;从现实上来讲,朱熹认为自己忽视了“行”,并没有去“做”工夫。在杜保瑞先生这里,似乎朱熹是一个理论家,只是后来发现自己实践不够,才对此悔悟,而王阳明是一个实践家,看见朱熹有重实践的言语,就以此证明朱熹之言与己意相合。可以说,杜保瑞先生的论述从实践的视角阐释了朱熹与王阳明会通的可能性,为后世学者研究“和会朱王”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其论说有牵强和不足之处,因为他完全割裂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没有真正理解朱熹思想和王阳明思想,把朱熹对“尊德性”、对本心的强调仅仅视为没有“做工夫”的警醒自反而已,忽视了“求放心”、本心、良心等在其“工夫论”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试图回归文本本身,以《朱子晚年定论》为中心,从思想理论方面来探讨会通朱熹与王阳明的可能性,即王阳明从朱熹思想中发现了哪些和自己思想上一致的理论,并以此来论证己说。
  其实,黄宗羲就和会朱陆问题的见解对于会通朱熹与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同样有方法论的意义:
  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被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4](P1 887)
  黄宗羲关于朱陆晚年“志同道合”的观点可以说是来源于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专取朱熹之说与陆九渊思想相契合之处,以此来证明朱陆思想晚年趋于一致。而实质上,王阳明则是试图说明其自身思想与朱熹晚年思想“志同道合”,即“喜己学与晦翁同”[2](P127)。据《朱子晚年定论》记载,王阳明“及官留都,复取朱熹之书而检求之”[2](P128),发现“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2](P128),乃朱熹“中年未定之说”[2] (P128)。在王阳明看来,其学说与朱熹平日之说大相谬戾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朱子语类》是朱学门人挟胜心以“己见”来臆测朱子之学,并非朱子之真意;另一方面,后世学者也只是局限于朱子讲习,将其讲习中的见闻作为朱学之旨,而却“不复知求”朱子“晚岁既悟之论”[1](P128),而晚年的“既悟之论”恰恰是朱学之要。根据对朱熹晚年书信的整理,知朱熹“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2](Pl28),并且“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熹”[2](P128),又对朱熹“先得”其“心之同然”喜出望外。故而,与其说王阳明“专取朱熹议论与象山合者”[2] P128),毋宁说其“专取朱熹议论”与“己”合者。可以说,王阳明自己首开会通朱熹与王阳明之先河。
  二、和会朱熹与王阳明之展开
  王阳明是如何会通其思想与朱熹之思想的?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挑选朱熹书信共34封,涉及黄直卿、吕子约、何叔京、潘叔昌、潘叔度、周叔谨、陆象山、符复仲、吴茂实、张敬夫、吕伯恭、周纯仁、窦文卿、林择之、梁文叔、潘叔恭、林充之、何叔景、杨子直、田子真、陈才卿、刘子澄、吴德夫等同志和门人,以此汇编成册,日《朱子晚年定论》。这些书信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朱熹大悔中年注述之说,颇感早期思想有支离之病,少了些内在的涵养工夫,所以,在多封书信中提倡学者为学要先立心之本,认为理会于心,理在心中。如日:   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2] (P130)
  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觉得闲中气像甚适。[2l(P134)
  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惩之,亦欲与诸同志勉焉。幸老兄偏以告之也。[2](P132)
  熹穷居如咋,无足言者。自远去师友之益,兀兀度日,读书反己,固不无警省处,终是旁无强辅,因循汩没,寻复失之。……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2](P132- 133)
  年来觉得日前为学不得要领,自做身主不起,反为文字夺却精神,不是小病。……训导后生,若说得是,当极有可自警省处,不会减人气力。若只如此支离,漫无绝纪,则虽不教后生,亦只见得展转迷惑,无出头处也。[2](P134)
  朱熹对自己向来只重视“道问学”而忽视“尊德性”表示悔意,认为往日的文字过于支离,多闻博观并不能使人真正明天地人伦之道。求道若拘泥于语言文字、文义,奔走于书册之上,则会忘己而逐物,失后而忘前,贪外而虚内,以至于陷入世俗功利权谋之泥潭,最终失去作为宇宙精神主宰之“我”(己),成为一个不知痛痒的行尸走肉。朱熹这里的意思很明显,即往日向外的“格物”工夫,使人忽视了“自我”在万物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文字主宰精神,主宰自我,而非精神(自我)主宰文字,使得本末颠倒。所以,朱熹在追悔早期为学之弊的同时,提倡后世学者要“反己”,要涵养本原,认为为学要把握好要领,即要先“立本”,这个“本”就是“我”,或者说“己心”“本心”。在朱熹看来,“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2](P132),人们万万不可“汩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2](P132)。可见,朱熹这里将“心”“己心”“本心”提高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王陽明心学正是将“本心”作为其思想的支撑点,正是要求学者在“心”上下工夫。如此便不难看出,王阳明以朱熹对早期为学的悔悟来告知后世学者:一方面,不可深信朱熹中年未定之说,而要探究朱熹晚年的“既悟之论”,并以此论作为朱熹为学之宗旨;另一方面,朱熹晚年的“既悟之论”与王阳明心学之旨是相互契合的,即“又喜朱熹之先得我心之同然”[2](P128),就说明了这一点。
  王阳明为了说明自己的心学与朱熹之学并不相抵牾,他在朱熹众多书信中选取了与其思想相近者汇编成《朱子晚年定论》。比如,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理、心即理,所以,体认天理无须外求,无须外在格物工夫,只须向“内”求诸于本心、存仁心、涵养本心,在自我的身心上下工夫即可。而朱熹曾在《答周纯仁》《答窦文卿》《与田侍郎子真》中强调了内在涵养工夫的重要性:
  窃恐更须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渐令向里,令宁静闲退之意胜而飞扬燥扰之气消,则治心养气、处事接物自然安稳,一时长进,无复前日内外之患矣。[2l(P133- 134)
  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切忌轻自表襮,引惹外人辩论,枉费酬应,分却向里工夫。[2](P134)吾辈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里存心穷理,外人无交涉。然亦不免违条碍贯,看来无着力处。只有更攒近里面,安身立命尔。[2]( Pl38)
  朱熹也是要求为学要在自我的“身心”上理会,这里的“身心”,朱熹往往以“里…‘里面”来表示,他认为之前的为学之弊在“不曾涵养克治”[2](P133),所以,只有涵养身心,体认身心,向“里”不断存心穷理,才能在日常的处事接物中达到自然安稳的无滞境界,以至于最终安身立命。毋庸置疑,朱熹所讲的向“里”的工夫类似于王阳明提倡的向“内”工夫。涵养身心、涵养本心在王阳明那里其实就是指“静坐”的修养方式,他认为若要摆脱世俗烦扰,涤除人之私心杂念,使学者不“心猿意马”,就必须以“静坐”来收敛放心,从而达到“自悟性体”。他说:“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2](Pll)可以说,王阳明将“静坐”视为为学的入门工夫,在他的为学历程中从“静”中体认本心必不可少。正因如此,王阳明敏锐地发现在朱熹的思想中同样重视“静坐”,同样强调“静”中的工夫。《朱子晚年定论》选取了《答潘叔昌》《答潘叔度》《答何叔京》《与林择之》等四封朱熹书信作为论证。在《答潘叔昌》一信中,朱熹言自己因目暗而不明,不敢用力读书,但是“闲中静坐,收敛身心”,却“颇觉得力”[2](P130),功效不小。在《答潘叔度》中,朱熹依然强调“冥目静坐”恰恰使他“收拾放心”[2](P130),恢复自然本心,并且以“颇恨盲废之不早”[2](P130)一句表达对他没有早早发现“静坐”这一工夫而悔恨不已。在《答何叔京》中,朱熹认为,其师李侗教人“静中体认大本未发”这一方法是极为可贵的,只有在“静”中体认本心,作“静”的工夫,人之气象才能分明,才能在处事接物中做到自然中节。然而,朱熹只叹其早年沉溺于章句训诂之学,对此工夫没有尽心尽力,辜负了其师之教育,每每念到此,他“未尝不愧汗沾衣也”[2](P136)。可见,朱熹及其师皆强调“静”的工夫。王阳明将此书信收录于《朱子晚年定论》中,其言外之意再明了不过了。在《与林择之》中,朱熹再次重申“静中功夫”对人之“为助不小”。从以上四封书信中可以看出,朱熹也强调“静坐”“静”中之工夫对人之为学为道大有裨益。也许正因如此,王阳明弟子钱德洪才认为朱熹“静久忽悟圣学之渊微”,“大悔中年注述误己误人”[2]P127)。
  王阳明提倡“静坐”,强调“静”中工夫,但是此工夫也只是针对常思虑人欲的初学者而言,使初学者“息思虑”,即安定思绪的修养方法。如果一味地“静坐”,则会导致人如槁木死灰一般。所以,对于“心意稍定”者,王阳明则主张“省察克治”之功,即时刻保持警觉,反省体察,克治私欲,旨在道德主体自我检讨,摒除恶念。关于这一为学方法,在朱熹《答潘叔恭》《答林充之》两封书信中,王阳明同样找到了痕迹:   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2]9P136)
  充之近读何书?恐更当于日用之间为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此者为佳。不然,诵说虽精而不践其实,君子盖深耻之。[2](P136)
  由此可见,朱熹认为“持敬集义”之工夫就是要时时“省察”于日用之间,常常反省日常生活中违背天理的一言一行,甚至一思一念,才是学问的根本所在。不仅如此,朱熹还主张要“去其有害于”为人之本的私心杂念,祛除一切私欲,用王阳明的话来讲,就是“克治”欲念。除此之外,这两段文字十分强调于“日用”之间为学、为道,在朱熹的思想中,天道具有超越性,但也落实于现实的日用之中,具有现实性,这与阳明“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2 ](P791)一句之意有契合。可见,王阳明选取朱熹这两封书信为其学说作论证,的确比较合适。
  三 、 “大头脑”即“良知”
  王阳明建立了以“良知”为核心的心学体系,“良知”内涵丰富,在他的思想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其良知学常常受到世人的非议。为此,在朱熹书信中找到良知学依据的言论,就成为王阳明“和会朱熹与王阳明”的关键。虽然朱熹的众多书信中并没有对“良知”作以心学化的直接解释,但是,他的个别言论中蕴含着王阳明“良知”的内涵,具体表现在《答吕子约》和《子约复书》中。对朱熹思想有深入研究的王阳明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以上二封书信被他收录于《朱子晚年定论》中。众所周知,在王阳明的思想中,良知是人先天所具有的能力,是个是非之心,知善知恶,也是判别是非善恶的准则。
  朱熹在书信中曰: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2](P92)
  朱熹在《答吕子约》一信中言道: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见一大头脑分明,便于操舍之间有用力处。[2](P139)
  朱熹认为,日用工夫中必须要有一个“大头脑”,这个“大头脑”的作用是“分明”,即分辨、辨明,那么,分辨、辨明的内容是什么呢?纵观朱熹思想不难猜想,这里指的是“分明”真与善、是与非、善与恶、天理与人欲等,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人们及时做出操舍决定。“操”什么,“舍”什么,关键在于这一“大头脑”。而且在朱熹看来,这个“大头脑”是在“自家手里”[2](P139)’,并非外在于我而存在。关于“大头脑”吕子约在复书中解释得较为详细,他说:“此个大头脑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2](P139)即“大头脑”是人先天本有的。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解释了“大头脑”的作用:
  盖苟知主脑不放下,虽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语默应酬间历历能自省验,虽其实有一物在我手里,然可欲者是我的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虽谓之实有一物在我手里,亦可也。若是谩说,既无归宿,亦无依据,纵使强把捉得住,亦止是袭取,夫岂是我元有底邪?[2](P140)
  “主脑”即“大头脑”,“主脑”作为人之“元有”的,能“省验”于语默应酬之间,对人之所向往的“善”——“可欲者”,人之所厌恶的“恶”——“不可欲者”,能够自觉作出“留藏”“放失”的选择,所以“主脑”可以说是一个“归宿”,一个评判事物的“依据”。这里,吕子约显然是将“主脑”“大头脑”作为是非善恶判断的标准。对此论说,朱熹答书云:“此段大概甚正当亲切”[2](P140),可见他对吕子约观点的赞同。当然,至于这一“大头脑”“主脑”到底是什么?朱熹、吕子约都沒有给予回答,但是,他们赋予“大头脑”“主脑”的内在含义却与王阳明的“良知”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阳明将《答吕子约》和《子约复书》共同编录于《朱子晚年定论》可谓意味深长。
  王阳明曾言:
  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2](P75)
  “学贵得于心”,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只要符合本心、良知,即使是庸人之语也可以作为金言。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同样可以在朱熹的言论中找到踪迹。《答何叔京》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话:
  近因反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此未免支离,如所谓因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圣人,是隔几重公案?曷若默会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鉴邪?[2](P137)
  朱熹认为,往日之学未免支离,因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以二程之言作为出发点来探讨圣人之学,二程与孔子之间年代相隔甚久,二程之言与圣人之学是否相符难以判断。只有“默会诸心”,即体认本心,进行内心的反省,二程之言的是非得失才能得到鉴别。接着,朱熹赞扬张栻为学“不为言语所桎梏,只为合下入处亲切”[2](Pl37),即不以任何言语作为定律去束缚自己的思想,只以是否贴切当下、符合本心作为标准。通过对朱熹此段话的解读,我们发现在朱熹的言语中同样有着“学贵得于心”的思想。
  四 余论
  王阳明将与自己思想观点相近、相似,能为其学说提供支撑的朱子书信收录于《朱子晚年定论》中,至于这些书信是否全为朱熹晚年所作,当罗钦顺斥责其有失考之误时,王阳明并没有否认。他承认自己在时间上对朱熹之说没有仔细考究,比如《答何叔京》本为朱熹早年作品,而王阳明将其作为晚年之作。但是,他认为其编录中的书信大多出于朱熹晚年言论,若有失误之处也只是为了使世人明己学“不得已”而为之,其作《朱子晚年定论》的根本目的在于调节朱陆之学以明己学。可以说,王阳明的确像罗钦顺所说的那样,是以主观之见编录的《朱子晚年定论》,其观点似乎有些牵强附会。除此之外,《朱子晚年定论》受到程敏政《道一编》影响至深,这一点不少学者曾有论及。如陈建曾在《学部通辨》中指出,程敏政所著《道一编》问世后,“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而“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朱子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卷正相唱和矣”[5]‘P624)。汪宗元在《道一编后序》中亦道明了《道一编》与《朱子晚年定论》的关系:“篁墩先生当群哓众咻之余,而有道一之编也。继是而阳明先生独契正传,而良知之论明言直指,远绍孟氏之心法,亦是编有以启之也。”[6](P80)就连王阳明自己也有《朱子晚年定论》受《道一编》影响的言论:“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编》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2](P173)虽然《朱子晚年定论》与《道一编》在体例上有些许差异,但在旨趣、内容以及某些形式上却是一致的。《朱子晚年定论》中所辑取的朱熹书信有些包含在程敏政《道一编》中,如《与吴茂实书》《与吕子约书》《答陆子书》《答何叔京书》《与周叔谨书》《答符复仲书》等。所以,《道一编》可谓是《朱子晚年定论》之滥觞。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中朱熹书信仅有30多封,且都摘取其中某一段话,或某几段话,把朱子关于“心”“本心”“静坐”的个别言论视为其晚年定论,而并没有将整封书信摘录于其中,所以,难免会有以点带面、断章取义之嫌。然而,这并不影响王阳明的“和会朱王”之路[7](P67)[8](P23)。不仅如此,他这种和会朱王的做法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钱德洪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这样说道:“师阅之,喜己学与晦翁同,手录一卷,门人刻行之,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师日:‘无意中得此一助’。”[2](P127)随着《朱子晚年定论》的刻行,党同伐异之人议论朱王异同亦愈来愈少,批判王学的声音亦愈来愈小,这从根本上为王阳明心学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一句“无意中得此一助”,可以看出王阳明预测到《朱子晚年定论》问世后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朱子晚年定论》足以证明王阳明试图会通朱熹以宣扬其学,然而,王阳明之所以可以以朱熹之言来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理论支撑,而且能够为其学术的宣传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在于朱熹与王阳明同宗孔孟,都是传承儒学的大家,他们都旨在研究如何修身,如何成为圣人,所以,可以说二学同根,正所谓“千古正学同一源”[2](P127)。只不过朱熹侧重孔子的文献之学,王阳明更侧重孟子的心性之学。孔孟之学可相通,无疑朱熹与王阳明之学亦可相通。《朱子晚年定论》的问世,说明王阳明视朱熹的言论为金科玉律,他曾因与朱子之学相异而“恒疚于心”[2]( P128),能够以朱熹之言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理论支撑,他感到既“幸”又“喜”。至于朱熹晚年之学是否如王阳明所表达的那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朱熹与王阳明之学有同有异,其“同”,则可以相互贯通;其“异”,则可以相互补充。如果将朱熹与王阳明之学的会通上升为理学与心学的会通,那么,可以说理学与心学都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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