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四言诗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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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曹操四言诗是《诗经》之后的四言诗的创新。他一方面尊重《诗经》的经典地位，用事用典都不悖逆于汉魏的《诗经》学说，另一方面又不拘于《诗经》的本义，能够结合自己诗歌的语境，恰当选择用典，取得了较高成就。可以说曹操是继《诗经》后，更好地用四言诗来抒情言志的个体文人。他的豪迈精神与慷慨悲凉的风格，充分体现了建安时代的特点。曹操的四言诗在四言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曹操;四言诗;《诗经》
　　魏晋之时，迎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四言诗也迎来了它的再度辉煌。事实上，魏晋四言诗既是继《诗经》、秦汉四言诗沉寂后的复兴，又是四言诗发展的最后高峰。涌现了大批优秀诗人与脍炙人口的作品。四言诗的复兴，既与文学自觉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又与以“三曹”为首的文坛领袖的倡导以及自身实践有关。“三曹”中又以曹操的四言诗成就与影响最大，代表着文人四言乐府诗的最高成就。曹操四言诗创作与《诗经》密切相关，现具体分析他对《诗经》的继承与开拓。
　　一、化用《诗经》典故
　　用典，是一种文学创作中常使用的修辞方式，主要是指借用典故，巧妙表达自己的意思。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曾提到过用典：“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曹操饱读诗书，化用各种典籍之典故，更是顺手拈来。其中，他最常化用《诗经》中的典故，这也是曹操詩歌中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他的化用巧妙而生动，对比分析曹操的本意与《诗经》的原意之后，更令人俯首称赞，暗暗叫绝。
　　例如，《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使用《诗经·郑风·子衿》原句并加以改造：“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学界在研究曹操引用此典故的妙用之时，多使用现代《诗经》学解释之意，认为《子衿》是写男女之间的感情：“女子对男子说，纵使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什么不能主动来找我呢？”然而结合《诗经》学的发展来看，曹操的时代，并未有人以男女之情来解释《子衿》，《诗经》仍处在经典的地位，曹操引用《子衿》大有深意，应该结合毛传郑笺的释义来理解方为得当。毛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笺云：“学子而俱在学校之中，己留彼去，故随而思之耳。”毛传、郑笺意思虽不近相同，然而均指“子衿”为读书人，强调读书人眷念学校之意，而非男女之间的情感。曹操用“青青子衿”代指天下的贤良之才，也是读书人之意，一“君故”、一“沉吟”，将曹操身居高位的沉稳求贤若渴的情态表现得十分得当。且隐去《子衿》后半句，使人联想到曹操希望贤人主动来投奔自己在情境中的相似之处。这样化用，格调高超，符合将相的言语本色。曹操又引用了《鹿鸣》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既符合《诗序》之“《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宴饮嘉宾的原意，又恰到好处地表达曹操见到人才到来的喜悦之情。由此可见，曹操引用《诗经》典故的特点：善于选择与《诗经》典故情境相符的诗句，融合无间地化用到自己的诗句中，既不离开本意，又使自己诗歌生色。
　　二、运用赋、比、兴手法
　　关于赋比兴的含义，学届一般认同宋代学者朱熹的解释：“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赋也就是现代修辞学上的叙述、铺陈。曹操《善哉行》全篇用赋，是运用赋法的代表作。如，前八句结构一致，都是用四句咏叹一位古人，或者一并评价古人以及与这位古人相关的人物;朱熹论比：“以此物比彼物也。”“比”既包括比喻、比拟，也包括拟人。曹操四言诗《短歌行》数处用比，把人生短暂比作朝露易逝，把求贤君的人才比作择枝而栖的乌鹊。而“兴”则指的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比兴往往连用。《诗经·周南·关雎》是运用“比兴”的代表作品，前两句以沙洲的雌雄鸟儿呜叫起兴，后两句引出男子对娴熟女子的爱慕之情。再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中也大量使用比兴手法。前两句以小鹿享用丰美的水草而欢叫作起兴，后两句点出主旨，正如人才投奔“我”，“我”奏乐设宴款待他们。又如《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多处用比兴，前六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全是比兴，以此表现出自己老当益壮的雄心。比兴既多又生动鲜活，使诗歌意味深长。曹操四言诗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借鉴和继承是非常娴熟的。
　　三、句式上对《诗经》的继承与创新
　　曹操四言诗在句式上的特点已被学界广为关注，其中葛晓音先生的论述颇为得当：“曹操的四言诗之所以能在汉末诗坛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当然首先是因为内容的深刻新警，但也与他在四言句法和诗行建构方面的创新有关。他在四言方面的新创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以平易的当代口语组织四言诗的语汇，突破了汉代四言诗普遍不敢改变《诗经》体语汇的局面……二是改变了四言的诗行结构关系和句序……《诗经》主要通过组织各种复叠变化的句序进行铺叙，而曹诗的抒情写景如前所举例，是以结构独立而句意连贯的散句构成画面，并不着意追求重叠排偶，从而使《诗经》原来短促的节奏感变得自由而舒缓。”
　　曹操的四言诗使用他所在时代的语汇，语言古朴，表意生动清晰。这正与汉代诗坛好用《诗经》雅颂之语写四言的风气迥然不同，因此，是继《诗经》之后四言诗的一大创变。汲取汉乐府语言的生动，把抒情述志与写景相结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文人乐府四言诗，开拓了四言诗歌的新境界。
　　四、曹操四言诗歌的风格特点
　　《文心雕龙·时序》在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三曹四言诗中同样体现出建安风骨的特色。而曹操诗歌即是建安诗风的代表：古朴悲壮，雄伟跌宕。曹操的四言诗在四言诗发展历程中，可谓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身为一代帝王，他眼界开阔，文韬武略，在他的带领下，建安诗坛欣欣向荣。曹操的四言诗抒发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人生短暂的感慨为主，风格慷慨悲凉，透露着一股英雄霸气。曹操诗歌古朴率真，慷慨悲凉。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他的诗歌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 　　古朴。钟嵘评价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古直”既是曹操四言诗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的诗歌重在抒情言志，不重辞藻的修饰、华美，呈现出古朴率真之态。如他的四言诗《短歌行·周西伯昌》：“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诗中曹操高度赞扬了周文王，用《诗经》雅颂的语言来叙述，非常古朴率真。
　　悲壮。敖陶孙评价曹操：“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种悲壮的风格在多首诗歌中得到体现。脍炙人口的《短歌行·对酒当歌》虽是表达求贤之意，但是整篇弥漫着感慨人生的悲壮情怀。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王世贞所举例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河朔寒》：“心常叹怨，戚戚多悲。”等等，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生命的思考，呈现出悲壮的风格。
　　雄伟。刘熙载《艺概》称其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范文瀾也说：“他是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迈，特别是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曹操诗歌的雄伟与其人格气质有关。《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绘大海吞吐日月的气魄，是其博大胸襟的体现，更是他诗歌雄伟风格的具体表现。
　　跌宕。曹操四言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性，感情充沛起伏跌宕。方东树说其诗歌“沉郁直朴，气直而逐层顿断，不一顺而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评日：“跌宕悲凉，独臻超越”。方东树的论述揭示了曹操诗歌跌宕起伏、意韵曲折、情致婉转的运笔特征。如，《龟虽寿》接连用神龟等三个比喻，从正反两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全诗十二句，三换韵。每韵一层，每层意思不同，节奏分明，层次清晰。方东树所谓“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正是指这种跌宕起伏的笔势。陈祚明所谓“跌宕悲凉”，也是指曹操诗歌跌宕起伏的风格带来了慷慨悲凉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曹操的四言诗是《诗经》之后四言诗的创新。他一方面尊重《诗经》的经典地位，用事用典都不悖逆于汉魏的《诗经》学说，另一方面又不拘于《诗经》的本义，能够结合自己诗歌的语境，恰当选择用典，取得了较高成就。另外，以文人个体身份创作乐府四言诗，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胆变革乐府旧题，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内心情感，形成抒情性强的文人四言乐府诗。可以说曹操是继《诗经》后，更好地用四言诗来抒情言志的个体文人。他的豪迈精神与慷慨悲凉的风格，有力地体现了建安时代的特色，因而其四言诗能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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