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黄黄的、闪闪的、宝贵的金子?”

作者:未知

  摘要:《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它反映了一种信仰与伦理身份的焦虑。文艺复兴时期是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这种焦虑既是英格兰民族性格发展的动力,也是构建其文化传统的因素。论文以典型人物泰门为切入点,结合时代特点,分析英格兰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的转变。
  关键词:泰门 价值观 焦虑
  城邦像一部真正的戏剧。保持城市自身的健康和力量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同一个人的理智和美德的转变就是艺术一样。
  ——柏拉图:《法律篇》
  《雅典的泰门》作于17世纪初,此时的英国正在经历都铎王朝向斯图亚特王朝的转变,经济上则是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取代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作品中能体现时代特点的内容俯拾皆是。对泰门这个人物的研究有两类,一类主要集中于他的思想与所处阶层的实际情况的一种“错位”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泰门自身的传统观念和经济地位为考察对象,分析研究其中的矛盾;另一类则是将焦点集中在外部因素上,分析英国历史更替中各阶层的改变,以及以泰门对待朋友的态度为切入点来分析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两类研究分析都有独到之处.然而,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将它的内部与外部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则会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看到英国16-17世纪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变迁。
  一、“慷慨”与“慈善”
  中产阶级从中世纪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崭露头角,在社会生活中,这支新生的力量不断地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与生产结构。中产阶级的构成是复杂的,这是自然经济解体之后,封建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重新组合形成的结果。中产阶级往往没有贵族的社会地位,他们因自身的财富、职业或者受教育的程度而与贵族阶层不同,由于向往着贵族一般的生活,封建时代的一些传统被他们选择性地继承和模仿。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紀,英国的骑士传统中包含了不少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例如守信、忠诚、正直、慷慨、怜悯,这些都在不同层面上体现了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某个部分,这种表层的道德在实质上却是由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雅典的泰门》中对泰门“慷慨”的描写无疑是英国中世纪的贵族传统的特写,它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维系其统治的一种手段。贵族所享有的土地世代相传,而他们并非与土地或土地上进行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相反,农民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与土地紧密相连,在这种情况下,赠予或者体现出“慷慨”的道德形式则会从某种意义上收买被统治阶级的忠诚,这种忠诚恰好又是封建道德体系的另一个关键词。“慷慨”不限于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统治阶级内部,同样存在着这样的行为。与“慷慨”相对应的则是“义务”,英国中世纪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有“慷慨”赠予的“义务”。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914-)将文化定义为“沉默的语言”,中世纪的“慷慨”则与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 habitus)相近。泰门的“慷慨”可以理解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来自于封建传统中的风俗。例如泰门在知道文提迪斯欠债进了监狱之后说:
  泰门:尊贵的文提迪斯!好,我不是一个在朋友有困难时把他丢弃不顾的人。我知道他是一位值得帮助的绅士,我一定要帮助他。我愿意替他还债,使他恢复自由。
  使者:他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大恩。
  泰门:替我向他致意。我就会把他的赎金送去;他出狱以后,请他到我这儿来。单单把软弱无力的人扶了起来是不够的,必须有人随时搀扶他,照顾他。再见。①
  泰门对文提迪斯的慷慨之举完全是一种封建时代的骑士风范,与其说这是一种遵守道德的行为,不如说这样的慷慨已成为泰门的“惯习”,这种内化到日常行为之中的“惯习”也是泰门显示其自身贵族身份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惯习”在其他很多作品中都有描写,例如《高文骑士与绿骑士》中城堡主人对高文骑士的热情招待与慷慨赠予,又如《艾凡赫》中塞得利克对来访者的慷慨照顾。在托马斯·切斯特所作的《朗弗尔骑士》中,更有这样的描写:
  亚瑟王身边有一位年轻的骑士,他跟随亚瑟王很多年了。这位骑士非常慷慨,经常将金银和贵重的衣物赠予侍从和骑士们,正是因为他的慷慨大度,他被任命为国王的管家有十年之久。在所有的圆桌骑士中,没有人像他这般慷慨。②
  泰门的慷慨没有很强的目的性,这种“惯习”在封建时代犹如赋予贵族天生的一种处世态度,能够让贵族显示出更强的优越感,而泰门正是沉醉于施行“慷慨”之后的假象之中。如果稍微分析一下泰门在进行“慷慨”行为时的价值观进程,便可发现即使这种行为发生在封建传统已经落没的环境中,泰门由施行“惯习”到之后对这种行为的自我意识是静静地进行着,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德行分两种:理智德行和道德德行。理智德行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行则通过习惯来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③泰门的价值观仍然来自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他对这种行为的判断仍然按照传统的套路进行下去,这恰好也是戏剧中的主要矛盾。由“慷慨”的行为看到泰门的价值观,它影射了当时英国社会中如泰门这般的一类人。稍查历史就可以找到为数不少的这类悲剧人物:“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二世都挥霍无度,常常过分轻率地收买他们的奴仆以求获得他们的忠诚和好感。”④
  “慈善”不同于“慷慨”,封建统治阶级与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都有这样的价值观念或道德,这种模糊性正是转型时期人们“焦虑”的缘由之一。泰门的“慈善”是以慷慨为基础的。例如一位老人谈及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泰门的仆人路西律斯而苦恼的时候——
  老人:我只有一个独生的女儿,要是我死了,也没有别的亲人可以接受我的遗产。我这孩子长得很美,还没有到结婚的年纪,我费了不少的钱,让她受最好的教育。你这个仆人却想勾引她。好大爷,请你帮帮忙,不要让他去看她;我自己对他说过好多次,总是没用。
  泰门:这个人倒还老实。   ……
  老人:要是她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和别人结婚,我请天神作证,我要拣一个乞儿做我的后嗣,一个钱也不给她。
  泰门:要是她嫁给一个门户相当的丈夫,你预备给她怎样一份嫁妆呢?
  泰门:这个人已经在我这儿做了很久的事;君子成人之美,我愿意破格帮助他这一次。把你的女儿给他;你有多少陪嫁费,我也给他同样的数目,这样他就可以不致辱没令嫒了。
  泰门选择成人之美,这样的慈善实际上还是一种慷慨,然而另一种慈善,则已悄然发生在当时英国的社会生活中。
  城市商人或工匠总能获得,或者至少希望获得职业追求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剩余价值。为利息而投资或称高利贷,被教会法所禁止。……中产阶级有时会想些方法来规避高利贷法,这样做有时还会受到教会法学家自身的帮助。例如,如果钱被用于风险投資时,是允许收取利息的。……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中的富人们实际上还有三种投资方式可供选择:投资土地过舒适生活、购买艺术品,投资慈善或宗教事业。⑤
  不论是较早期的高利贷,还是后期投资慈善或宗教事业,多种投资方式的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具体体现剩余价值的货币——金钱。前者的慷慨是一种赠予,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投资不会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而后者就不一样了,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商业的运转必然需要资金,金钱是否能够在以某种方式投入之后产生新的价值,这是所有中产阶级关心的问题。当然,这只是英国在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过程中的主流观念,对于中产阶级“慈善”的理解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中产阶级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例如:
  炼狱学说在12世纪就已逐渐形成,随之还有一种观念,认为悼念死者的弥撒如果不能全部解除痛苦,也必定可以减轻痛苦。因此,成百的小教堂建起来了,每个教堂都获赠了足够土地来供养在里面供职举行仪式的神职人员。当然,这是非生产性投资,因为其产出被认为是修建者灵魂的安宁。可是大量的城市资本转入了这种精神活动。资本的第二个去向是社会更需要的地方。市民阶级中有公德心的成员创建了医院和学校……⑥
  对“慈善”不同的理解与对应的行为,实质上是由不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泰门的“慈善”是一种建立在封建生产关系上的“慷慨”恩惠,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崛起之后,他们的“慈善”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两个方面的投资和再生产:精神方面与物质方面。
  二、高利贷·契约精神·愤世嫉俗
  泰门的愤世嫉俗来自于高利贷,由金钱引发他对世态炎凉的思考,以致愤怒,这种情感超越了艾帕曼特斯对现实的讽刺。在戴维德·霍克斯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高利贷文化》中,他转引了1591年《对高利贷的审判》的一段话:
  上帝禁止一切与爱背道而驰的事物:他在此禁止高利贷,因为高利贷是爱的死敌:借贷者不可能有爱,因为高利贷本身就是残忍的,它是一种折磨,还是一种迫害,因此借贷者要有爱:因为如果有了爱的存在,就不会有高利贷了。⑦
  这里提及的“爱”来自于基督教中的“慈爱”,《对高利贷的审判》是一篇布道文,毫无疑问,高利贷与基督教中的传统是不相容的。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高利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积累的需求,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才是主流。高利贷与同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不相容的,从高利贷的本质来看,放贷者的不劳而获与借贷者的借贷欲望都是私欲膨胀的体现。发源于封建传统的契约精神在新的时代却有了新的使用方式,这便是放贷者与借贷者的契约,这种契约自身的矛盾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泰门的悲剧就是不同的时代对契约的不同理解造成的。用第二幕开始时某长老的话最能说明这个矛盾的存在——
  元老:最近又是五千;他还欠了凡罗和艾西铎九千;单是我的债务,前后一共是二万五千。他还在任意挥霍!这样子是维持不下去的,一定维持不下去。要是我要金子,我只要从一个乞丐那里偷一条狗送给泰门,这条狗就会替我变出金子来。要是我要把我的马卖掉,再去买二十匹比它更好的马来,我只要把我的马送给泰门,不必问他要什么。就这么送给他,他就会立刻替我生下二十匹好马来……
  从泰门的角度看,他通过慷慨的馈赠以取得一种理想中的忠诚和信任,在中世纪这也许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契约,即一种“义务”或“守信”。然而这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早已被取代,城市共同体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以金钱、资本为中心的商业文明极大地影响了转型时期的人们,高利贷以所谓的“有借必还”的方式实现了它的契约性,这种契约是与前者大相径庭的。元老在发现泰门还在不断用封建传统的方式将金钱馈赠出去的时候,他说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这样子是维持不下去的,一定维持不下去。”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塞万提斯同样看到了这个问题,即转型时期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转变,泰门与堂吉诃德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受到了更多封建传统的外在形式上的影响,而泰门在已经内化了的价值观念上却是与堂吉诃德不相上下,在人们对堂吉诃德的愚蠢行为感到可笑的时候,泰门的荒唐却触动了世人的焦虑。现在很难想象这部作品在当时是怎样被观众接受的,也不能对观众的感受妄加猜测,能够肯定的是,泰门的悲剧是具有普遍性的。泰门的慷慨大方、善解人意、愿成人之美的道德品质在被传播之后,遭到的却是冷漠和残酷,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否会发人深省?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如何缓解这样的焦虑,封建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商业文明的冲击下支离破碎,泰门的反应是愤世嫉俗,仇恨人类。这样的描写是戏剧化的,泰门身边“朋友”的背信弃义让泰门对人类彻底失去了信任,在放大了人性的弱点之后,泰门由不信任上升到了厌恶,甚至对自身都是如此。很明显,这个过程就是自身价值观的崩溃,夸张的语言描写和行为描写,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价值观崩溃之后的泰门,悲剧使人相信任何人如果像泰门这般作为,其结果都不会比泰门好,毕竟泰门最后还是发现了金子,还是有机会重归原先的那个共同体。   三、路人·焦虑·变迁
  英国的16世纪至17世纪正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都铎王朝呈现出的繁荣景象让人们感受到了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在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在经历了黑死病之后,英国的人口大幅增加,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规模的增大。人口的增长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生活需求的增多,这要求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更加丰厚的物质条件,因此手工业与商业继续蓬勃发展。文艺复兴则是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人文思想与宗教思想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英格兰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发生着如此剧烈变化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也伴随着一种共有的焦虑而进行着。在学界将目光聚集在泰门这个焦点人物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剧中三位路人的对话。当贵族路歇斯与路人甲谈及泰门的时候,路人甲说:“泰门大爷的光荣时代已经过去,他的家业已经远不如前了。”路人乙接下来补充证明了这个说法。焦虑的原因由路歇斯说了出来一
  路歇斯:岂有此理!天神在上,我真替他害羞!不肯借钱给这样一位高贵的绅士(泰门)!那真是太不讲道义了。那我自己来说,我必须承认曾经从他手里得到過一些小恩小惠,譬如说钱哪、杯盘哪、珠宝哪,这一类零星小物,比起别人到手的东西来可比不上,可是要是他向我开口借钱,我是不会不借给他几个泰伦的。
  然而就在路歇斯说完这些封建伦理道义之后,遇到了泰门的仆人,他找了借口推掉了泰门借钱的请求。这种虚伪正是以私欲为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表面上用封建道德去说教旁人,而内心却早已以金钱为中心,路歇斯的言行在路人看来,是一种错位,而人们对时代转型更替时价值观的混乱所产生的焦虑正是源自这种错位。在路歇斯拒绝借钱之后,三位路人的对话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路人甲:您看见这种情形吗,霍斯提律斯?
  路人乙:嗯,我看得太明白了。
  路人甲:哼,这就是诗人的本来面目;每一个谄媚之徒,都是同样的居心。谁能够叫那同器而食的人做他的朋友呢?据我所知,泰门曾经像父亲一样照顾这位贵人(路歇斯),……人家行善事,对乞丐也要布施几个钱,他却好意思这样忘恩负义地一口拒绝。
  路人丙:世道如斯,鬼神有知,亦当痛哭。
  路人甲:拿我自己来说,我虽然从来不曾叨光过泰门的一顿酒食;他也从来不曾施恩于我,可以表明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可是我要说一句,为了他的正直的胸襟、超人的德行和高贵的举止,要是他在窘迫的时候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愿意变卖我的家产,把一大半送给他,因为我是这样敬爱他的为人。可是在现在的时世,一个人也只好把怜悯之心搁起,因为万事总须熟权利害,不能但问良心。
  莎士比亚在这里描写的转型焦虑是显而易见的,“正直的胸襟”“超人的德行”和“高贵的举止”在金钱面前毫无价值,这正是路人们所看到的,用路人乙的话说是“看得太明白了”。路人丙的感叹则让人看到了价值观的变迁,所谓“世道如斯”,也就是社会转型的体现,从路人丙的感慨可见,世俗之人无法改变现实,只好认同接受,这种无奈之举只能用“痛苦”来发泄一番了。随后路人甲则进一步解释了这种焦虑以及无奈之感。同时,他也道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这正是泰门“错位”的一个显性的解释。路人甲虽然认为泰门所拥有的德行举止是值得人们追随的,但是他不像泰门那般执迷不悟,路人甲最终给出了一个与路歇斯同样的答案,即“万事总须熟权利害,不能但问良心”。莎士比亚将英格兰民族两百多年历史中所经历的价值观变迁压缩到了一个路人的口中说了出来。
  价值观的变迁并不是某个阶级的文化目的,而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泰门在盛行骑士传统的中世纪如此作为的话,悲剧将不会发生。泰门的悲剧是由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造成的,当资本或者说金钱开始成为决定人们生活起居的时候,泰门所坚信的传统道德就很难起作用。如果放眼当时的史实,这一点不难理解。例如在伊丽莎白时期,城市人口的住房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也给粮食供给带来很大的压力,这些社会现实都指向了一样东西:金钱。金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商业文明以商品贸易为基础,“交换”成为商业贸易的基本特征,而金钱在“交换”过程中是万能的。因此,在这种既能够满足私欲,又能公平地进行的“交换”过程中,金钱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地突出了,这种简单的交换过程不需要任何传统道德中的“关系”作为前提或基础。正如泰门对金子的感叹:“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交换关系的简单性和机械性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这是英格兰当时转型期焦虑的原因。
  在英格兰民族共同体之中,泰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滕尼斯将精神共同体视为“真正的人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⑧在精神和价值观念上,泰门与其他人截然不同,这也是泰门悲剧的原因之一。泰门也绝不是第一位遇到这样悲剧的人物,当人们看到或遇到这样的悲剧时,产生的焦虑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这种焦虑是一种动力,而这种动力却是产生新的价值观,新的文明的前提条件。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的重视同样是16-17世纪英格兰民族对人性复苏的一种要求,而人性中的自由、理性也为后来的文明进程铺垫了道路。从共同体的发展角度来看,泰门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牺牲品,在新旧文明交替过程中,造成的断裂和错位让泰门无所适从,人们的焦虑既来自于外界社会变革的影响,也来自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而推动这一过程继续进行下去的动力则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人性,莎士比亚在作品的结尾已道出这价值观的变迁,“凉薄的天性里自然流露出来的泪点”,便是价值观变迁中的立足点——人性。
  “Gold? yellow, glittering, precious gold? "
  —— The Value Changes in Timon of Athens
  ①[英]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见《莎士比亚全集》(五),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本文有关该作品引文均出白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Thomas Chestre. Jmaes Weldon Translate.Sir Launfal.Ontario: Cambridge Parenthese Puhlications, 2000:2.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④[英]肯尼思·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0页。
  ⑤⑥[英]诺尔曼·庞兹:《中世纪城市》,刘景华、孙继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1-142页,第143页。
  ⑦ David Hawkes.”The Culture of Usury in Renaissance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95:“Cod forhiddeth all things which hinder this loue: andamong the rest here he forbiddeth Vsurie. as one of herdeadliest enemies: for a man cannot loue and he anVsurer. because Vsurie is a kinde of c.rueltie. and a kind ofextortion, and a kind of persecution,&therfore the want ofloue doth make Vsurers: for if there were loue there wouldbe no Vsurie。”
  ⑨[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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