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私立大学办学者成功融资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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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筹集办学经费是民国时期我国私立大学办学者面临的最大困难。以身作则，无私奉献;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专心办学，少涉政治;充分利用学校董事会和校友为学校捐助;研究募捐者的心理，充分发现潜在的募捐对象等，是民国时期我国私立大学办学者成功融资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经费筹集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3-0018-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3.003
　　Abstract：Raising funds for running schools was the biggest difficulty faced by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there was the successful financing by the then private university runners for the following main reasons： leading by example and being selfless， insistence and perseverance， focusing on running schools and less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making full use of the school board and alumni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university and studying the psychology of solicitors and full awareness of potential donors.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ivate universities; fund raising
　　民國时期，我国私立大学经历了坎坷的发展历程，经费一直困扰着私立大学的发展，它是决定私立大学办学质量乃至生死存亡的关键。与公立大学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不同，私立大学经费主要靠办学者自筹。在战争不断、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办学者要想筹集足够的办学经费，不但要有无私奉献、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筹集经费的精神，还要有筹集经费的高超策略。
　　一、以身作则，无私奉献
　　民国时期，我国很多私立大学办学者或校长为了兴建学校而倾尽家产。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陈嘉庚，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将其一生所得的金钱绝大部分捐献给了教育事业。1919年7月13日，陈嘉庚在陈氏宗祠对各界人士300余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当场捐开办费100万元，经常费300万元。即使在他逝世前夕仍然心系教育事业。将其国内所有存款捐献给教育和公益福利事业，一分钱也不留给他的子孙[1]。武昌中华大学的校长陈时将其毕生的精力和财产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动员家族变卖财产用来资助中华大学的创办。在中华大学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陈氏家族几乎倾其所有，捐款、捐田、捐书。在艰苦的抗战中，陈时生活极其困难，二三十年的校长都是纯尽义务，还要到处奔波。1942年2月14日，正是除夕日，重庆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气温很低，他为了向校董拜年和还债，大年初一开始整天奔波于大雪之中，真可谓心力交瘁。为了节省钱财以支持学校，陈时一家常常借贷度日。陈时无私奉献、艰苦办学的事迹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和肯定，周恩来称赞陈时是一位清苦的教育家”[2]。
　　马相伯为了筹建复旦大学，将祖传遗产良田3 000亩、英法租界地产8处（时值10余万两）作为办学基金，后来他又捐款现洋4万元。这样，马相伯将全部财产都捐献出来了。大夏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曾为学校筹集经费而无私奉献、东奔西走。校长马君武第一次对全体学生与教职员的讲话即以“三苦精神”与师生互勉。所谓“三苦精神”，就是教授要苦教，职员要苦干，同学要苦读[3]。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拒绝涉足官场，可谓无私奉献的楷模。他满心想着教育和学校教职工，他把教职员工安排在新建的宿舍和高楼大厦里，他却住着简陋的两间厢房，室内外陈设十分简朴。张伯苓的生活十分俭朴，把省吃俭用节约的钱全部捐给学校。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经费十分紧张，经常入不敷出，建筑费更是捉襟见肘。每当学校遇到经费困难时，校长潘序伦总是迎难而上，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建校之初，他曾经向学校捐助图书、房舍和6万元现金。抗战胜利后，学校由重庆迁回上海，学校既无校舍也无经费，他毅然捐出自己的私宅作为立信会计学校临时校舍，并向学校捐助3万美元。
　　二、锲而不舍，百折不挠
　　在积贫积弱而又“民智未开”的民国时期，要想募集足够的办学经费，必须要有锲而不舍、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堪称筹措经费的典范。他担任校长之时，国内动乱不堪，经济衰弱，民不聊生。当时中华大学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穷”字。陈时为了募集办学经费，四处奔波，不辞辛劳，在筹集经费时常常碰壁，却从不灰心。他经常给学生讲清末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激励自己要向武训学习，即使再难也要把中华大学办下去”[4]。1932年，在庆祝中华大学20周年校庆时，陈时在为校庆特刊所作的《牟文》中写道：“回忆二十余年之经过，艰苦备尝。有时潜心默祷，有时梦寐呼天，每逢年关节序，辄惊心动魄，算到难谋之时，也曾动自杀成仁之念，旋即觉为小丈夫怯懦之行，用以自制。此种情景，年必数遇。未尝不叹一事之经历，若忠心耿耿以赴之，如孤臣孽子，操心危，虑患深……”字里行间道出了募捐的艰辛。复旦大学继任校长李登辉花费了大部分时间为学校募捐。他在募捐时常遭人冷遇，却从不灰心，一旦发现合适的募捐对象，不厌其烦多次给其写信，多者甚至达十几封。有时多次登门拜访。李登辉为了筹集建校基金，很早就和南洋友好联系，动员华侨子弟入学，宣传祖国兴建学校、兴办教育的意义，预做募捐准备。1918年，李登辉亲往南洋各地募捐，爱国侨胞踊跃捐款，共募集15万元。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南开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呕心沥血，为了筹措经费，往往要写许多信件，请求各方大力捐助，经常亲自出马，游说各地。很多人对张伯苓的做法很不理解，甚至对他冷嘲热讽。尽管多次挨别人白眼，但面对困难他毫不气馁，他认为为了南开大学的发展，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向别人募捐毫不羞耻。他说：“我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5]111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在募捐过程中多次遭遇挫折，1922年3月，陈嘉庚力图说服堪称全侨首富的某华侨，劝其向厦门大学捐款500万元，遭到该华侨的拒绝，这是陈嘉庚第一次募捐失败。1924年春天，又向万隆某华侨募捐，又遭到拒绝，这是陈嘉庚第二次募捐失败。他没有因前两次募捐的失败而灰心，仍为厦大尽“奔走之责任”，继续向某富侨劝捐，不料又遭到拒绝，这是陈嘉庚第三次募捐失败。陈嘉庚本想很多富豪都会像他这样慷慨助学，结果到处碰壁，甚至仅仅募捐十万八万乃至四五万来建图书馆都办不到，真让他尝到了募捐的困难。他在1922年底的一封信中写道：“迨南来后，再登舞台，益思年内厦大料乏同志出大力之君子，其他少数无裨大局，况未必能得手，反复三思，尚靠自己为先务，是以言归之期，已作罢论。”从中可见其募捐的困难！虽然陈嘉庚头几次募捐就遭到碰壁，但仍毫不气馁，继续到处募捐。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原来在南洋经商，生意兴隆，资产颇丰，应陈嘉庚邀请，放弃了南洋优越条件到厦门大学任校长。此后，林文庆多次为厦大募捐。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特别是在国外募捐时，更是艰难。林文庆在新加坡募捐时，可谓尝尽了酸甜苦辣。他每天5点左右起床，9点多钟出发工作，一直到晚上一两点钟才能睡觉。每天都要挨家挨户募捐，说了不少话，跑了不少路。每天中午或晚上要停止工作的时候，他常常问：“今天一共捐了多少了？”把数目告诉他，他便很高兴地说：“假如天天能够捐得这样的数目，就是天天这样跑，我们非常愿意这样做的！”
　　三、专心办学，少涉政治
　　民国时期，涌现了很多矢志兴学、无心仕途的私立大学校长。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一生“不问政治，专办教育”，倾其全力而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中，陈时矢志不改，兴学之志不变。在重庆的时候，大多数大学校长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三青团指导员，陈时就以“我只办教育”为名，拒绝了这些诱惑。在几十年各种困难、复杂的考验和高官厚禄的引诱面前，陈时始终未离开他选定的教育事业，没有离开中华大学，一生他唯一参加过的党派组织就是同盟会。他从创办中华大学时起，担任校长职务长达40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终身从事教育为己任，拒绝涉足官场。1926年，颜惠庆博士约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他以有约“终生办教育，不做官”而婉言谢绝。同年，张学良又约他担任天津市市长，他同样予以谢绝。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为了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夙愿，一生无意仕途，矢志兴学。从未参加任何政党和政府。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胡瑛不懂外文，黎元洪电请李登辉前往协助，他谢绝不去，改荐王正廷前往。民国初建时，陈锦涛任财政部长，请他任次长，他也回绝不去。南京国民政府曾一度聘请他担任教育部部长，被他谢绝。他认为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教育和人才，因此，他的唯一志愿在于办教育。时人称他为“做大事而不愿做大官”的人。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南通学院的创始人张謇等都是矢志兴学的典范。林文庆面对做官和办学，选择了后者，他担任校长职务长达16年，直到1937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张謇主张学校应以教学为主，他赞成和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不赞成学生过多卷入政治漩涡。在他的影响下，南通学院学生养成了“埋头窗下，研习学术”的风气。
　　四、充分利用学校董事会和校友为学校捐助
　　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学校董事会来解决学校经费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私立大学办学者的明智之举。复旦公学的创立是复旦各校董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不但自己捐款捐物，还联名发表《复旦公学集捐公启》，积极向社会募捐。中华大学曾聘请湖北省和武汉市政界、工商界、教育界等知名人士担任校董。他们积极向社会募捐，还多次向学校捐助。1926年，賀衡夫、周以灿等校董一次性向中华大学捐款8 000元，校董徐荣廷捐款1 000元。其他校董零星捐款约3 000元。1942年3月，校董事会经过3个月的募捐，共募捐到22万元[6]。大夏大学曾聘请国民党政要、交通部部长王伯群担任校董会的董事长，学校在创办伊始得到了王伯群的银币2 000元资助，学校才得以开办。后来大夏大学在30年代建设新校区时，他又向第一期工程捐款10万元[7]。由于大夏大学的校董中有很多政府官员、银行和知名企业的负责人，因此，每当学校遇到经费短缺等困难时，总是能得到这些校董们的大力支持，帮助大夏大学度过难关。广州大学、海南大学等学校的校董们也都为学校经费的筹集煞费苦心。广州大学在名誉董事长孔祥熙的帮助下，得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侨委会及振济会共计25万元的补助费[8]。海南大学校董陈策当时担任中央委员、国大代表、海军司令、广州市市长，在他的帮助下，海南大学获得了500亩椰子园土地及部分建筑设施。在学校开办过程中，由于陈策的特殊身份，他登高一呼，就能得到积极支持。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很多董事为学校的发展都曾经做出贡献：校董会副董事长王云五，为了学校的发展而慷慨向学校捐赠20 000册左右图书;董事长潘序伦也曾向学校捐赠2 000多册图书，1942年学校迁往重庆及抗战胜利复员回沪后，潘序伦以会计师的大部分收入捐助建筑基金。
　　充分利用校友为学校捐助，也是私立大学筹集经费的一个重要策略。校友是私立大学发展的柱石。越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校友反哺母校的力量就越强。校友为许多私立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校友在母校资金筹措、物质支持、疏通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复旦大学的不少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了要职，这些校友为复旦大学提供了很多帮助。1936年，在校友的活动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每年向复旦大学补助国币18万元[9]。抗战爆发后，由于复旦大学教师章益到教育部出任总务司长，使复旦大学得到了教育部更多的物质补助。南开大学在充分获得校友支持学校发展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时人曾这样评论：“中国组织最好的校友会，要算南开与黄埔军校的。”[10]的确，南开很重视联络校友的感情，南开的校友会也遍及国内外，在南开的捐款中校友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还为母校的发展多次进行募捐活动。1929年4月21日，南开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举行了名为“环球聚餐”的大型募捐活动。即世界各地的南开大学校友在1929年4月21日这一天中午，通过聚餐形式讨论为母校南开大学募捐事宜，并从即日起募捐两周。许多南开校友慷慨解囊。在天津，305名校友聚餐于福禄林饭店，傅作义、颜惠庆等人都出席会议发表演说，结果未满两周就捐款1万多元。在上海、南京、北平、大连、成都、青岛等地，也都由南开著名校友担任募捐委员。在美国，南开校友聚会于纽约中华厅并当场募捐。在英国，聚餐于伦敦上海楼，推举老舍为会长负责进行募捐，这次募捐共收到捐款6万多元[5]111-112。1935年，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南开向社会发起了募捐活动，命名为“三六”活动，即计划募捐3.6万元。结果，在南开广大校友的支持下，不但圆满完成了预期任务，还超过原定募款数额1/3以上。 　　私立大学对于捐助者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宣传和回报，以示对他们的感激。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只要有机会就设法把校董、捐助者请到学校巡视、讲话、签名留念，还把某些校董的照片悬挂于大礼堂以志不忘。南开大学不忘那些好心捐款的人，学校把李秀山捐助建造的教学楼称为“秀山堂”;1923年3月，为建科学馆得到美国罗氏基金团10万元和袁述之捐款7万元，建成后将其命名为“思袁堂”，即“思源堂”;1928年，用卢木斋捐助的10万银元建起图书馆，将其命名为“木斋图书馆”;1929年，陈芝琴捐款建起的女生宿舍被称为“芝琴楼”。这些命名都有“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意思，同时这也是给予捐款人的一种报答，在一定意义上也鼓励了更多社会人士向南开大学捐助。
　　五、研究募捐者的心理，充分发现潜在的募捐对象
　　劝募既要有耐心，也要有技巧。不少人在捐款时是很情绪化的。美国高等教育界有一句募款格言，强调“人们并非捐款给构想，而是捐款给人”。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喜欢答应自己喜欢人的请求，一个人会不会捐，捐多少，有时是很难以捉摸的。时下在台湾流行的一句募款话语是“全看‘爽不爽’，爽就多捐，不爽就少捐，甚至不捐”。因此，研究募捐者的心理，对募捐成功至关重要。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岺在长期的募款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经验，他从自身的实践中探索了一套募捐的“秘方”。他常把自己称作“一个化缘的老和尚”，但他是拿着“金饭碗”讨饭的，并不卑躬屈膝。有人常问他怎么能捐这么多款时，他曾幽默地说：“只要摸准了，一抓就是一笔。”张伯岺在募捐时善于抓住捐款人的心理，有的放矢地进行募捐。他对捐款者的心理颇有研究，他认为，政府的官员不管谁当政，都不会公然反对和禁止兴办教育，培植人才;而且当权者总喜欢留下美名，或者想把自己的子女送进一所好学校。他抓住了当权者这两点心理同他们打交道，因而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捐款。例如，1919年南开大学创办之初，张伯岺和严修向徐世昌、黎元洪等人求助，从而得到8万元的捐助[5]85。一次，他向直隶省第一任提学使卢木斋捐款前，首先了解到卢木斋以前喜欢读书而无钱买书的故事，同时还了解到天津市图书馆的前身是卢木斋等人兴办的，根据以上情况，张伯岺瞄准了卢木斋这个潜在的募款对象。他跟严修说：“我总想用什么来纪念卢老先生”，并请严修把这话转告给卢木斋（严修和卢木斋是儿女亲家）。严修一说这话，卢木斋知道是想让他捐款，就痛快地答应了，张伯岺10万元大洋也就到手了。张伯岺还善于向外国人募捐，在谈到向美国人募捐时总结道：“捐款注意点有二，第一便是须有人介绍，第二须有充足之理由。”
　　六、结语
　　无庸置疑，筹集办学经费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面临的最大困难。当时，虽然一些办学者为兴学慷慨解囊，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毁家興学”，可仅仅依靠办学者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私立大学办学者应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为学校募捐，同时尽量对捐助者给以各种形式的回报。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代中国捐资助学之风初开，捐资助学者较少。即使在这些少数人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捐款不是出于自发的，而是经过募款者想方设法、煞费苦心争取来的。筹集经费是一门艺术，是要讲究策略的。募捐既不是索要，也不是乞讨。面对募集对象既不能趾高气扬、态度傲慢，也不能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募捐者既要有不怕失败、知难而进的决心和勇气，又要讲究策略与技巧。募捐者要有不怕失败、知难而进的决心和勇气。募捐前要充分掌握和研究募捐对象的心理，以恰当的言行取得募捐对象的信任。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者融资的一些策略，值得当前民办高等教育办学者借鉴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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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陈炳权.大学教育五十年——陈炳权回忆录[M].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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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崔国良.张伯岺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95.
　　（责任编辑：钟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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