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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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衣业经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宋代是我国衣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业经济的繁荣归因于宋代政府政策激励下的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大规模垦辟、水利工程 设的投入和粮食 植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宋代;农业经济;原因
　　两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鼎盛时期，而在农耕传统文明的中国，农业经济的繁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宋初统治者非常注重对农业经济的保护和激励，规定：“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者无白陈者，给佃者以永业……”宋太宗曾下诏： 荆湖（即清代的湖南、湖北两省）、两浙、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的诗句展现了宋代推行稻麦两熟制后的劳作场景。历史原因促成的人口增长、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的提高等是宋代农业经济繁荣发展的综合因素。
　　1 人口较汉唐时期快速增长
　　在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的封建社会，人口的增长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历经春秋战国的纷争割据、秦的暴政、楚汉之争，战乱初建的西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生育，女子“十五至.i十不嫁”，“五算”即征收五倍的人头税。文景之治后，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但王荞之乱到东汉末年的群雄鼎沸、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南北对峙，唐末五代十国的频繁战事，导致中原地区人口锐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宋代在历史上其实一直处于有限的分裂之中，北有契丹、西辽，西有党项，西南有大理。靖康之耻之后，南宋朝廷偏安临安，政权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宋代国内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澶渊之盟中，作为战胜国，宋真宗以财物换和平，宋辽边境百余年无大战。户籍制度源白西汉的《户律》，所以，白汉唐以后，人口数量的增减有据可依，可考可信。汉代人口最高记载是1067万户，唐代人口的最高记载为906万户，宋徽宗时期，宋代人口达2000万户。中国传统的家庭组织“同居共财”，一户人家在和平时期一般不止5人，如果按5人计算，宋代人口数额的最高记载达到10亿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时代，劳动力的充足自然是促进农业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
　　2 江南可垦土地的彻底垦辟
　　“江南”的地理概念与“中原”相对，其地理范畴历代有所差异，“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两晋至唐宋的江南地区囊括了上海、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现今的长江中下游省份1210西晋永嘉年间，北方土族大户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迁，随着氏族门阀大家南迁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同乡同里的庶族、中小地主等，这就是历史上的“永嘉南渡”。白此，中原南迁持续了2个多世纪，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迁的高潮，东晋定都建邺（今南京），南宋偏安临安（今杭州），政治中心的南移也对江南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长江中下流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3]。
　　靖康南渡之后，杭州以及太湖流域的镇江、扬州、无锡是北方移民的首选之地，人口的骤然集中需要新开垦大量的耕地。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垦辟，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40年的时间，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
　　同湖造田在北宋时期盛行于开发相对较晚的荆湖地区，即现今湖南湖北。唐代洞庭湖区就开始开发，但两宋前，史书载“荆湖南北路荒田甚多”，此时的湖区开发仅仅是局部“屯田”。北宋，洞庭湖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同湖造田，即“垸田”。“垸田”使得洞庭湖的地位沼泽地被利用开发。洞庭湖区“岁岁作桑田”[4]
　　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 满五年，田主无白陈者，给佃者为永业。”此法律规定近似于现今的“时效取得”，可见宋代对土地保护的立法技术之高。太祖开宝二年，进一步规定印契制度及税契制度，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以收取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这些举措，极大限度地激发了百姓开垦土地、耕作田地的积极性，“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民有恒产则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益的确定，为宋代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促使了农业经济较前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3 水利工程的积极建设和修复
　　水利是农业的基础命脉，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经济。农耕文明对水的依赖非常大，大禹治水有功被禅让为部落首领，殷商为避水灾70年内4次迁都，将能自由迁徙的玄鸟（黑燕）奉为部落图腾。两宋时期较唐代降水量有所下降，旱灾频繁，因此宋代对水利工程的建设非常重视。北宋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变法，颁行《农田水利法》，政府指派各路常平官专司水利建设，设立“总领淤田司”，鼓勵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对于吏民所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水利建设改造方案，给予奖赏。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洫，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5]。
　　在北方，因为河流含沙量高，河流溃决泛滥，淹没田舍，水利T程以开挖塘泊、疏浚河道为主。南方的水利建设除了疏浚河泊以外，主要为修建和修复陂塘。荆湖地区是宋代水利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鼎州府（今常德）的宿都古堰是当时的重点水利工程，在澧水泛滥毁损民舍之后，州守王知和“筑长堤十三里，明年水暴至，赖以无害”。潭州龟塘是重要的灌溉工程，史载五代时期就能“灌田万顷”，但一度被废弃，南宋时期，潭州知州吕颐浩招募百姓重新修缮和改进了此蓄水灌溉工程，这也是湖南水利史上一件较有影响的事件。另外，在宝庆等地，由地方乡绅召集村民兴修的小型水利工程不在少数。除此以外，宋代开发的“垸田， 湖田是结合垦殖而修建的，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排灌水利设施的系统工程，比如越州（今浙江绍兴）鉴湖的湖田，就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具有排灌功能的系统水利工程。这种“水少则泄湖灌田，水多则泄田中水人海”的水利工程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封建王朝[6-7]。
　　4 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 　　传统农业中，翻耕工具、农田灌溉工具对于开垦农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效率具有尤为关键的作用。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源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此时期私田（即小田）大量开垦，井田（即大田、公田）制遭到破坏，农耕工具的演进大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唐代末期出现了曲辕犁，但这种先进的犁耕技术得到普遍推广是在南宋。宋代荆湖南北，官府租牛给“营田户”，“佣牛”“租牛”大量涌现，荆湖“佣牛而耕”，是由于当时湖南地区耕牛数量并不多，欧阳修曾有文述“湖南之牛岁贾于北京”。
　　北宋詩人沈辽流放永州，见到了“车轮十长围”的灌溉工具筒车，其诗句“飞湍半天落.. 有如万夫力，罐呼顷众壑”描述了筒车不舍昼夜地灌溉，以致“美源终未涸”。苏轼曾做《秧马歌行》，秧马最早出现在北宋，是一种插秧、拔秧的农具，苏轼曾在江西大力推广秧马，到南宋，荆湖地区开始普遍使用秧马。
　　5 粮食种植结构的优化及经济农作物种植的商品化倾向
　　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最主要的内容，也是衡量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与水平的最主要标准。宋代粮食生产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两熟制的普遍推广。两熟制区分了稻作两熟制和稻麦两熟制。稻作两熟稻“春夏收讫，其株有苗生。至秋薄熟”，即再熟稻。稻作两熟产量并不高。北宋后期，“刈麦种禾，一岁再熟”，但稻麦两熟制的推广还是靖康南渡之后。大规模南迁的北方人喜食麦食，在南方种麦，南宋政府以“种麦之利，独归佃户”的政策刺激农户种麦的积极性。地尽其用，南宋的粮食亩产量大大提高，太湖流域富庶之地上田一亩收五六石， 苏湖熟，天下足”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的“湖广熟，天下足”。
　　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粮食品种的改良与引进。占城稻是从占城（今越南）引进的水稻品种，其抗旱性强，成熟早，宋真宗将占城稻从福建推广到江南、淮南及两浙并进行作物改良，由于占城稻对土壤的适应力较强，所以很快普遍种植。除占城稻以外，当时还从新罗引进了“黄粒稻”，此品种粒大而香糯绵软，从印度引进了“西天绿豆”。另外，南方农户改良培植了“和尚稻”“箭子稻”等优良品种，籼稻、糯稻的品种不下几十种之多[8-10]展，宋代统治者重农却并不抑商，所以宋代的商品经济和农业经济都很繁荣。宋代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当时的桑蚕中心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宋政府多次颁布法令鼓励民众种桑养蚕。南宋后期，太湖流域开始种植棉花。果木、观赏花木种植业在江南也发展较快，当时的洛阳、杭州、苏州是有名的花卉和观赏树木的种植地。另外，苏州、杭州、常州等地作为当时主要的茶叶产地，也是贡茶的主产地，丝、茶贸易发达。宋代的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经济和商品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宋后期以后农业发展的方向，促进了封建时代传统农业的变革。
　　参 考 文 献
　　[1]周方高.关于宋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J].中国农史，2013（4）：54-61.
　　[2]虞云国.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J].中国农史，2002（1）：64-74.
　　[3]曹哲，宋代小农营生方式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 1 0.
　　[4]沈慧，试论宋代湖州的农业经济[J].农业考古，2004（3）：110一114.
　　[5]陈衍德，张天兴.宋代福建各地农业经济的区域特征[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9-7-103+111.
　　[6]覃世民，推动湖南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实践和探索[J].粮食科 技与经济，2018（11）：18-20.
　　[7]张栋斌.宋代福建农业经济地理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
　　[8]林京榕，浅谈宋代福建沿海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J】.福建 林业科技，2006（3）：194-197.
　　[9]李世平.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8（11）：98-100.
　　[10]刘锡涛，萧云岭.宋代江西农业经济发展概述[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3）：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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