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落伍者”人物群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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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可谓风云变幻，在进行的热烈改革潮流中，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等各个阶层的人群都发生了变化。其中一群手工艺者的生活，也在这改革潮流中被打破了平静。他们的生存、工作、心理状态都发生了自身难以预料的转变，甚至有手工艺者成为了“最后一个”掌握这门技艺的人。人生境遇的转变使得这些手工艺者失去了过去承载自己骄傲和辉煌的“乐园”，与新时期百舸争先的大势格格不入，被冠以“落伍者”的称谓，成为时代的“挽歌”。事物都有特殊性和普遍性，正如“同一样的东西”被杜波罗留波夫用于分析他的人物系列，“落伍者”群体的“同一样东西”也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手工艺者;人生境遇;“落伍者”;“挽歌”;人物群像
伟大的改革开放已有四十年，作为成果的享用者，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实行之初时人们的心境和状态。《最后一个渔佬》、《沙灶遗风》、《鲁班的子孙》是笔者选择的较为代表性的三部作品。其中《最后一个渔佬》、《沙灶遗风》这两部作品都是李杭育先生发表于1983年的。《最后一个渔佬》刊载于《当代杂志》1983年第2期，《沙灶遗风》刊载于《北京文学》1983年第5期，并在1984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班的子孙》发表于《文汇月报》1983年第5期。这些作家都以其独到的观察力捕捉“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感受更为广泛、深刻的‘文化后果’的压力”[1]352，这三篇作品中各呈现出掌握一门特殊技艺的主人公，这几位主人公都并非是热衷于权利和金钱的这类“落伍者”形象，而是渴望坚守传统的“手工艺者”群像聚焦。他们这一群体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下都处于一种较为特殊的境地。这三部作品发表时间相对集中，作品的呈现内容和风格比较相近，故选之进行分析。
一、时代负荷下的没落手工艺者形象
作为传统手工艺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精壮的象一只硬邦邦的老甲鱼”[2]的五十多岁的福奎，精壮，结实，《沙灶遗风》中备受敬重的沙灶画屋师爹耀鑫老爹以及《鲁班的子孙》中黄家沟木匠头黄志亮，都是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是自己引以为傲的“坚守者”，在别人眼中却是“风光不再”的时代“落伍者”。
这三位手工艺者，都曾有自已的“辉煌”，在现代文明席卷过后，他们失去了自己引以为豪的“乐园”。“早些年，葛川江这段江面上少说有百把户渔佬儿，光他们小柴村就有七十来户。大都常年泊在西岸，一早一晚下江捕鱼，就近卖给西溪新村的居民白天则补织渔网，修整滚钓。那光景日子过得真舒坦，江里有鱼，壶里有酒，船里的板铺上还有个大奶子大屁股的小媳妇，连她大声骂娘他都觉着甜溜溜的。那才叫过日子呢！而顶要紧的是，那时候，他柴福奎是个有脸面、有模样的汉子受人敬重，自己也活得神气。西岸的居民们唯独对他不用“渔佬儿”这个带点轻蔑的称呼。”[3]过去的福奎，是个硬气的汉子，让人“感受到人类所固有的、原始的、野性的力量。”[4]甚至“渔佬”这个稍微带点轻蔑的字眼，人们也唯独不用于福奎，所谓男人的阳刚厚重感都能在这扑面而来的硬汉福奎身上一览无余。当今的福奎，住的船棚还不如一个死人的“坟墓”，穿着问自己姘头讨要的裤衩，连自己的姘头都离开了自己。大部分渔佬为了生存成为庄稼佬，从水上走向岸上，大家改变谋生方式以求生活继续，只有福奎坚守着自己舍弃不掉的“渔佬”生活。但当阿七叉腰质问福奎为何不能像别人一样，不要守着这个“渔佬”，攒点钱盖幢楼，把日子过得“像个人样”，福奎也只能像做错了事一样“没精打采的蹬起桨来。”福奎沉溺于自己的“江”，即使被人不理解也无所谓，就要守着江，捕鱼，即使是“鸡毛鱼”，也是福奎生活的意义。福奎给自我建立了一个“高塔”，而这“高塔”的根基就是“我的江和我的鱼”，为了让这个“高塔”伫立，这种庄严的英雄使命感和崇高感，对于福奎来说，即使是只剩姘头给的花裤衩遮身也泯灭不了的。
《沙灶遗风》中的耀鑫老爹，是个六十出头的老头“比一般乡里人长得嫩相些，脸孔老长，眼睛老是眯着眼看人，鼻子挺刮，显得人很振作，下巴刮得清清爽爽，不象别的老头胡子蓬乱，上面还沾着鼻涕。”[5]一个六十多的老头，对自己的仪表还如此考究，可见耀鑫非常看重自己的形象和名声。作为全沙灶唯一能正经算得上的画屋师爹，耀鑫老爹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沙灶的风俗，谁家造了屋，都要摆八桌大菜，请来画匠尊为上首，吃喝停当便当众动手描画，主人在一旁吹吹打打，一口一个‘画屋师爹’，叫的战战兢兢，险些没把他当成招财纳福的神仙，摆上供桌烧一柱香了。”[6]在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得到众人的认可和推崇后，人的心理会得到巨大的满足感。当人们都不再热衷于得到漂亮的画屋而是追逐着潮流要盖小洋楼，年轻人越来越追求所谓的时髦，耀鑫老爹不再成为大家所追捧的对象，自己手艺没有了发挥价值的地方，处于一个尴尬的境遇。在别人都放弃了画屋改成种植庄稼，耀鑫仍旧不肯放弃自己的“师爹”的身份，从小到大就会这门手艺，不肯屈尊附就去种田。貌似种田会降低他的身份地位，心理端着的天平仍旧在自己崇高的画屋活计上高高扬起。但是这样的局面势必会被打破，各种经济惠农政策，鼓励生产，种田已经在天平上慢慢加重了筹码，而“画屋”反而会在需求不足中减少筹码，这样“孤芳自赏”却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的形象更让人惋惜。
“他做出的那大立柜，不用装镜子就能照的出影来。”[7]这是《鲁班的子孙》中对黄志亮手艺的肯定，手艺人靠手艺吃饭，能作为木匠头，其人品和手艺都是受到了大众的认可。可是就是这样娴熟和精湛的手艺，因为没有所谓的关系网，买不来较为便宜的木料，打出的家具不时兴，让曾经引以为傲的木匠铺开始让大队受损失，集体生产的木匠铺最终倒闭。所有的木匠面临失业，木匠们各寻出路，外出谋生或是务农，唯独木匠头老亮依然留恋，并一心想要重新开办木匠铺，而作为徒弟的富宽老汉更是穷困潦倒。秀川的回归也并未打消老亮的想法。但是传统手艺和机器时代终究有无法逾越的心理鸿沟，秀川带回城市的文明，先进的机器开了木匠铺，但是这并不是老亮老汉一心想要的木匠铺。“木匠鋪里的主事人不再是他了，是儿子，机器上的活儿他外行，只能当当下手听儿子吩咐。儿子让他站在电锯的对面拖拖锯好的木板，他便拖。儿子让他熬木胶，他便将炉火烧得旺起来。”[8]突然自己的手艺，没有了用武之地，完全没有了过去“指点江山”，主持大局的气势，只能默默的听从儿子指挥。 三位手工艺者都是在改革大潮发展中逐渐丢失了自己“乐园”，都产生了忧郁、悲伤、无奈的心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但仍旧心有坚守，用自己的力量在“抗争”。这种境地实则是历史的必然，人们在会制作劳动工具之后都在一步一步的走向简化，便捷。在所谓的现代文明席卷之时，各种新兴行业，新政策，先进技术，风起云涌，大部分人选择了追随大流去谋求生路。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自小接受这门技艺的熏陶，像福奎，耀鑫，老亮，不愿接受新时代改革的变化，主动的坚守。在周围的忽视甚至奚落声中，他们仍然视自己所在的行业为“乐园”，时常用过去的辉煌聊以自慰。在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他们在技艺和观念上是双重“落伍”的，他们的技艺不如机器之快，观念想法与时兴的“弄潮儿”并未一致，但他们有着自己的稳固的价值观：诚实守信、知恩图报、人情至上、凭借自己实打实的真正手艺吃饭……，吴亮曾总结过这些“最后一个”的性格特征，“自信、顽梗、执拗、豪放和质朴”[9]，这些品格也正是在“失势者”的手艺者身上，才更显出一种感人的道德力量。
二、“挽歌”唱响，对传统手艺的自我怀疑
个人的力量难以与时代洪流抗衡，即使这些手工艺者再怎样坚守“乐园”，也难以阻止“挽歌”的唱响，在他们的内心其实清楚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不再，甚至自己对自己坚持的东西都会怀疑和否定。
改变生活方式是困难的，迫于生计，大多数人都是毅然决然选择改变，跟随社会发展。福奎执拗的坚持，不也因为大老胡的传统手工钓钩的消失而遭遇自己外甥的“敲竹杠”，他拒绝阿七为自己争取的味精厂的有固定收入并且轻巧的工作，“葛川江上打鱼，老大的天地，自由自在，他从十四五岁起就干这门营生了。叫一个老头改变他几十年的生活方式，他一定很不情愿。对这生活，他习惯了，习惯得仿佛他天生就是个渔佬儿，在他妈的肚子里就学会撒网、放钓。”[10]福奎遵循着打渔行规，不捉小鱼，只捕大鱼，面对一天天浮标的毫无动静，每天也只能沮丧收回渔网。年轻时候的福奎没有自己三四十年轻力壮的时候跟随着集体富起来，让自己有一个可依靠的晚年生活，反而在自己知天命的年龄里穷困潦倒，渐渐没落。在文章的最后，“福奎搬过那只甏子，一把把地往江里撒着蚯蚓… …从前，“喂鱼”这个词是渔佬儿的耻辱。不过，从前的好多规矩眼下都不管用了。”[11]对前无力挽回，对后无法适应，只能沉浸于自己的小船中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耀鑫老爹虽然“朝思暮想的是一幢画得漂漂亮亮的正正经经的屋”，却不得不用装病来掩饰自己的无力感，只能默默“成全”儿子和儿媳妇的小洋楼梦想，却在面对小洋楼时轻蔑地啐口唾沫。政府鼓励劳动致富，各种种植养殖热烈进行，耀鑫老爹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手艺已经快要被洋楼彩瓦所取代，所以很理性的拒绝了庆元的拜师学艺，即使“在沙灶人眼里，画屋师爹是高尚的职业，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也不敢怠慢”[12]。过去的高尚，如今“三五年内，乡里还会有些人家仍旧要造老式屋的，他的手艺暂时还有用处，三五年后就不好说了。”[13]耀鑫老爹还有一个梦想是早日把桂凤娶回家，自己住上自己运用所有本事画得漂漂亮亮的房子，这样的手艺即使在别人眼中已成过时老朽，但是他的“乐园”他仍旧要坚持建立。黄志亮在秀川引进机器化的木匠屋里打打下手，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但是他也深深知道，在主事的秀川身后有一只无形的有力“大手”，而这“大手”的力量自己难以抗衡，就“随了，顺了……啥话不问，啥事不管”[14]，黄志亮悲凉沉郁的心态，正是源于对于自身力量难以抗衡“大手”的无奈。
在新时期需要对新生的“第一个”唱赞歌的时候，这些对于“最后一个“的挽歌多少显得不合时宜，虽然这些主人公身上确有着质朴、坚守等道德亮色，但在新的时代风气与时代精神中，对于”遗风“、”绝技“坚守至最后一刻，是否是有价值的？“他们留恋过去，对骤至的大潮，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个浪头过来，便被抛到沙滩上去，象失水的鱼一样，喘着气，抱怨着，失魂落魄，六神无主”。[15]他们似乎不想在大潮中成为如鱼得水的发家者，仍旧希望在自己的世界中做自己的神，然而当时代发展已经顾及不了他们的世界了，那他们的坚守为的只是心理安慰。这种选择无疑是出于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与珍视，但是否与文化心理中的惰性、封闭思想也有关呢？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作品主人公本身也有明显的矛盾和焦虑，深知自己的手艺在未来可能会被取代或是被历史遗忘。而作为个体的自身又该何去何从呢。
三、时代发展的背后
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有技术进步和家庭殷实，还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葛川江里的鱼越来越少，福奎的浮杆为什么毫无动静，现代文明席卷过的葛川江被严重污染，小柴村的七十来户渔佬儿纷纷转业，不去做这已经不能填饱肚子的生计。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当工人的处境，福奎依然做着他这最后一个渔佬儿的活计，仍旧留恋着“江里有鱼，壶里有酒”的生活，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正如李杭育先生自己曾说过：“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经济政策使农民富裕起来，手里有了钱，而对文学来说，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农民固有的那个由百年贫困筑起的封闭性的精神世界开始崩溃。农民丧失了过去的苦难生活的精神支柱，那個肖山农民不必再历尽千辛万苦去卖榨菜了，那个富阳农民也不再去饭馆等候剩饭剩羹了。丧失了以往的那个自我，他们得尽快找到一个新的自我。”[16]变局中失去了之前“体面”生活受人尊重的渔佬儿福奎，终究需要找寻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与支撑。他本可以过得不那么寒酸，年轻力壮的福奎可以用自己的劳动让自己生活的很好，不过福奎没这么做，因为他的思想中，从小到大的活计是要一辈子的，“既然他是这条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那么，江里的鱼就全都是他的，他要等这些鱼长大了再捕。到那时候，从前的运道就会再来，从前的日子还会……从前样样都称心，他还跟大首长喝过酒呢”。[17]福奎仍然心存希望，仿佛自己再穷困潦倒一些，就可以换回曾经江上辉煌的生活，也用这光荣的奉献精神在支撑自己。“也就是说，福奎以现实物质的寒酸为代价，保住了作为一个葛川江渔佬儿的身份意识与生存支柱。”[18]作者敏锐的观察到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表面下一群在时代发展和自我封闭中混沌不前，愁苦不堪的手工艺者的现状和心理，这和李杭育本身在萧山当知青的生活息息相关。萧山的知青生活，让李杭育亲身经历了“全中国最辛苦的”农民生活，由于他所在萧山地并非产粮区，是产麻区，而且盐碱地质让萧山的农民更是增加不少辛苦，这也给予了李杭育很深的触动。当然，这不仅是萧山，更是中国改革大潮下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本是“被贬”，却因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素材而“因祸得福”。 物质丰满，人情渐退。黄老亮一心想重建自己的传统木匠铺，秀川回来后更是寄希望于秀川，带来先进机器和城市文明的秀川，锯木头的速度越来越快，挣得钱越来越多，但是人情也越来越薄弱。由于秀芝的母亲过早去世，老亮凭借着一身好手艺走村串户找营生做，但是没有女人的帮衬，骑着破自行车带着女儿确实心酸，“那年月，三尺肠子空着二尺半，谁还有心思打箱做柜？可一听见拨浪鼓响，都你争我抢地把老亮往屋里拖，不是叫他修修小板凳，就是叫他勒勒风箱里的鸡毛。其实谁心理都明白，那是乡亲们可怜父女俩，有意留他吃饭。在那些好年月里，老亮不也是这样：这家里修修小板凳，那家里钉钉锅盖、勒勒风箱，谁曾听说过他收过乡亲们一分钱的工钱！好心总得好报。人在落难的时候，最品得出人情的滋味。”而當新的木匠铺开张，老亮想借此给自己的徒弟富宽找一份活干，却被小木匠拒绝，对于乡亲们做家具小木匠的明码标价，不讲人情，只算成本和利润，学习着城市里“谁富谁有理”的做派。小木匠一心经营自己的生活，不肯接受富宽老汉，怕损失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做法无疑和老木匠黄志亮的为人、处世、道德良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金钱利益在秀川心中深深得大于“甜柿子”。这就是经济政策和先进技术带给秀川的得影响，黄志亮认为的乡亲父老的情谊大于一切的人情道义在秀川看来不如多进一批原木才来的有用。“我们的农村也处在经济改革之中，如果我们把眼光仅仅囿于经济和政策的范围，看不到经济变革对人与人关系的影响，看不到经济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冲击，看不到货币对感情的溶解，就不能认为是深刻的。”[19]作者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黄志亮在医院清醒之后，突然心境就变得平和了，对于儿子秀川的做法也能理解了，但是儿子又离开了。“人们惊讶而悲哀的发现，老木匠不再是过去那个老木匠了，他真的老了，人老了，心也老了。”[20]黄志亮的心境改变，也说明了一个现象“黄志亮所坚执地信奉的良心，是和人类一定的生产方式想联系的，是必须放在人类具体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来考察的，黄家沟木匠铺的盛衰兴废，决不是单单由人们献身社会公益的高尚道德的强弱支配的，而是被历史运动的客观法则决定的。”[21]黄志亮信奉的道德观，并非在历史前进后成为了错误，而是已经适应不来经济迅速发展的节奏，如果依然还用“人情”来做事，似乎财富累积的速度就要缓慢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人情，合理适度人情，才是社会发展中所需要的。
四、结语：历史长河，焉能断流
能勇往直前，也能反思深省过去，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不忘关注人的内心，相信这是对待时代的正确态度。守着“最后一个渔佬”的福奎，梦想有一幢有着漂亮画屋子的耀鑫老爹，一心想重建木匠铺的黄志亮，在这些手工艺者身上有的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道德精神的凝聚，道德精神会传承，会发扬，也会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成为适应当前的道德精神，不能用一个历史阶段的道德精神来框固甚至来评判整个时代发展。“落伍者”群体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社会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他们正是在反面说明着改革的深入和影响之大。而关注着这些群体的作家也证明着，我们并非只看到前进的人群，在这大潮下的停滞不前或是“落后”的群体也予以足够的关注和人性关怀，时代发展不光只唱“赞歌”，“挽歌”的唱响同样令人动容。历史的进程是各种力量交错的蜿蜒前行。继承传统固然重要，如何在时代发展的脚步中找到可以契合的点，传统手工艺者需要需要自身封闭心理的打开来接纳一些发展中的新事物，当然也需要社会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下面关注劳动人民的心理变化和适应状态，一味坚守，一味求新，都是不对的，无论如何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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