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异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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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异化是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重要主题，闻名世界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通过将生活细节夸张化处理，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在异化社会和个人物质欲望驱动下的异化人物。文章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出发，探索其笔下荒诞的俄国现实社会，重点分析其小说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者和女性与男性这三类异化关系。对契诃夫短篇小说中异化主题的讨论和分析，有助于理解其幽默小说和讽刺小说背后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 短篇小说; 契诃夫; 异化主题
中图分类号： I512.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9）03-0092-04
“异化”这一名词用哲学概念表述为：“主题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客体又作为一种外在异己力量而凌驾于主体之上，转过来束缚主体压抑主体。”[1]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论可将“异化”解释为本我与超我对立斗争后，自我作出的妥协。拉康在其“凝视理论”中也谈及，个体作为主体在“看”外界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在被外界所凝视，为构建符合外界标准、适合所在生活环境的要求，主体会剔除不符合社会大集体规范的欲望，以此适应外界凝视。在这一过程中，主体逐渐成为孤独个体，在个体与社会的存在困境中挣扎。卢梭认为，异化表现出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社会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在这种异化造成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指出：“人是群居性生物，人与自身的关系要通过人与他人的关系才能体现出来，当人同自身相对立时，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也相异化了。”[2]
自18世纪以来，世界乘着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大船将人类社会物质水平带到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精神世界的危机也逐渐显露出来。自身的异化、人际的冷漠成为19世纪西方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契诃夫短篇小说中众多夸张的情节正是作者借用黑色幽默来揭示现代荒诞社会的手段，展现被异化的社会以及生存在这种环境下的异化人类。其异化主题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者及女性与男性这三类关系表现出来。
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名利场中的病态人
卢梭将人类的异化归因为社会异化，作为择群而居的人类，私有化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匀分配催生了阶级划分，占少数人口比例的上层统治阶级享受着来自底层劳动人民提供的社会资源。社会地位和财富成为个体趋之若鹜的理想追求，个体在生存环境的挣扎之中逐渐异化。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是指个人在所属社会环境中逐渐向主流价值标准靠拢，而过分忽略自我本身的欲望需求和价值标准。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开始盲目追求名利，渴求社会集体的认可，导致真实的自我被个体逐渐遗忘、失去个体独特性，成为被切割和分裂的人。
《一桩喜事》讲述了十四品文官米特里·库尔达罗夫醉酒后摔倒在一匹拉着雪橇的马旁边，马受惊后直接从库尔达罗夫身上跨过，导致其本人后脑勺受伤。这件事随后被刊登在报纸上。这件看似寻常不过的小事，其讽刺之处在于库尔达罗夫本人毫不在意自己脑袋受伤这件事，反倒因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狂喜不已。虽然已是夜里12点，他“情绪激动、头发蓬乱、飞也似的跑进了父母住的房子，然后又匆匆地在每个房间里走一遍。”[3]8想要告诉家中所有人他的名字见报了，即将被全俄国人所知。作为一个十四品文官的库尔达罗夫并非是以正面形象登报，甚至醉酒倒地扰乱交通的行为可以说有损官员形象。但他丝毫没有因自己大出洋相见报而难为情，只看到了自己想要全国成名的愿望即将成真。契诃夫将情节设为报纸报道库尔达罗夫倒地后导致后脑勺受伤，可能在作者看来他那癫狂举动正像是一个脑袋受伤出了毛病的人。
米特里·库尔达罗夫的身份是十四品文官，在俄国的帝国时期属于最低的官员等级，库尔达罗夫虽然品级不高，但身处于人人追逐权势的社会环境中，早已被名利蒙盖了双眼。在意外事故发生后，他丝毫没有想到关心受伤的自己，也不担心这样的事故是否会对自己今后的健康造成影响，即便是脑部受伤也只是由医生用冷水冰敷这样的办法草草治疗。从文中他与家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关于报纸报道的这件意外事故他只是用一两句话带过，却一直在强调被刊登在报纸上的名字。库尔达罗夫早已忘记了自我的存在，反映了当时追随着功名利禄的社会潮流。人类所具有的基础生存欲望在社会中逐渐被吞噬，库尔达罗夫在异化力量的驱动下成为一个对自己都冷漠的病态人。
无独有偶，在小说《一个人的两副嘴脸》中，伊凡·卡皮托内奇在同事印象中是一个墨守成规、行事小心的普通职员，他从未与人红过脸，也不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似乎是一个人人可欺的小人物。在一次出行中，“我”在车上看到了一位和伊凡·卡皮托内奇外表极为相似的人，唯一不同的是这位乘客与周围的陌生人侃侃而谈，从生活经历到政治事件。这与“我”印象中的同事伊凡·卡皮托内奇相去甚远，直到他在车上与人发生口角，偶然间与我面面相视时他忽然从暴怒之中的人变成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还原成那个畏畏缩缩的伊凡·卡皮托内奇，这时“我”才确定他就是我的同事。在这个简短的故事中，作者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异化表现得淋漓精致。以伊凡·卡皮托内奇为代表的普通人长期生活在上层阶级的领导和指挥之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处事行为，丝毫不敢触碰到阶级的边缘。工作之中的他们选择模糊自己的形象、淡化自己的需求，以求得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一席生存之地，将自己塑造成为符合社会规范和要求的人，因此壓制本我、用超我武装自己成为这群小人物的选择。在这一为了适应环境而“变色”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小人物渐渐失去自身的本来面目，淡化了本我意识，在跟随物质世界变化的过程中被逐渐物化。
二、个人与他者关系的异化——唯利是图的伪善者
弗吉尼亚·伍尔夫评价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他是人与人关系的最精巧微妙的分析者。”[4]契诃夫用细节来突出人物间的虚假和伪善，以此表现出在异化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淡漠和虚伪的关系。个人与他者关系的异化是指个人为了达成某些特殊的目的，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虚以委蛇。不珍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用算计和猜忌取代真诚的沟通，让人际交往成为达成自身目的的一种手段。 《一个感恩戴德的人》讲述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妻子玛丽娅·谢苗诺芙娜的劝说下，不情愿地给了秘书米沙三百卢布。米沙在得到钱后立即对面前的伊凡感恩戴德，一边流着感动的眼泪，一边吹捧其高尚的品德和仁慈的心。得知是自己的远亲玛丽娅·谢苗诺芙娜为自己求的情，他立即前往去亲自道谢。整个道谢的途中他常含泪水，称赞玛丽娅及其丈夫的崇高品德，与此同时，他却作出越矩的动作，无耻地与玛丽娅亲密接触。在五分钟后被玛丽娅的丈夫伊凡当场发现，玛丽娅吓得脸色苍白，而米沙依旧满口虚伪之词。作者通过米沙这一形象讽刺了那些表里不一、唯利是图的人，表面上米沙对自己的上司心怀感激，感激涕零地赞扬伊凡身上所具有的品德，恭维玛丽娅有一个难得的好丈夫。实际上这只是他获利的手段而已，从他对玛丽娅的举动可以看出，他并非像他口中那样从心里崇敬他的上司。若是他真对伊凡心存感激，就不会冒犯伊凡的妻子，两人的亲密举动激怒了伊凡，这不是报恩的表现而是侮辱上司的行为。米沙带着他的虚伪面具和眼泪骗到了自己想要的三百卢布，却也在虚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别人分不清他话中的真假。连他自己也成为一个行惯性撒谎的人，面对愤怒的伊凡，他依旧在口中重复着：“可是……可是我是真心诚意的，大人！……苍天在上，我是真心诚意的！”[3]53契诃夫通过细节夸张化处理将米沙的言行的反差凸显出来，作为伪善者的突出代表，其言行的巨大反差正是作者对社会人性缺失的揭露。
不只是下层人带着伪善面具，在契诃夫笔下的俄国社会，伪善者比比皆是。在《一位律师的风流韵事》中，身为律师的“我”为了与十八岁的玛丽娅·阿列克谢耶娃·巴拉班诺娃同居而不触犯法律，选择与她结婚来达成目的。在感情逐渐冷淡之后，为霸占其名下财产而选择分居5年，以这种方法保证自己的经济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法律工作者通常更具有法律意识，其社会定位应当是用法律为武器维护弱者的权益不受侵害，在契诃夫笔下，这群唯利是图的律师却将法律当做换取钱财的手段，使法律失去原有的价值和意义。
在功利主义成为社会主流的现当代社会，人们之间缺乏真诚的对话。在物质利益面前，人们可以轻易抛弃基本的道德底线，为提升自己的物质财富而终日戴着虚伪的面具。以崇高之名行贪婪之实，以虚假的称赞装饰着冷漠的社会。个人就是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迷失了原本的自我，成为异化社会催生的冷漠产物。
三、女性与男性关系的异化——男权社会的附属品
人与人的异化包括三个方面，夫妻关系的异化、父子（母女）关系的异化、朋友关系的异化，主要变现为夫妻缺乏沟通和交流、貌合神离;父子（母女）关系冷漠，甚至对立，这两种人与人的异化属于家庭关系中的异化。人类文明之路在于人权意识和平等观念的不断强化，自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成为主要的群体存在模式，领导权、话语权就一直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系中逐渐失去主动权和决定权，甚至成为附属品。
二十世纪西方女权主义开始兴起，将目光转向男性社会中压迫、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呼吁女性转变传统观念，从家庭、男性手中解脱出来，追求自身价值，成为独立主体，实现社会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任处于弱势地位，契诃夫笔下塑造了多种女性形象，有长期依附男性生存、认同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旧女性”，也有女性意识萌芽、想要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新女性”。不论是新女性还是旧女性，她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女性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处于服从男性社会分配的地位。
《岳母兼辩护律师》反映的正是夫妻之间缺少正面有效沟通，刚成为人妻的丽扎·马穆宁想要参加社交活动，却因想要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只能在家中不情愿地读书看报。对于自己的生活郁郁寡欢，但仍要在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当下生活的满足。对当下生活她陷入两难困境，一面想要在丈夫心中塑造贤惠、高雅的妻子形象，另一方面又想要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对于自己的困境，她能求助的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母亲。在向母亲坦白自己的想法后，母亲找到女婿想要为自己的女儿争取她因享有的自由权利。在岳母和女婿的争论对话中，丈夫认为“如果丽扎有话要说，那她自己会说出来的……”[3]151当双方争执不下，当事人丽扎出现，她第一次向丈夫袒露自己的想法：“我受不了这种生活……我感到痛苦……”丈夫对眼前妻子的说法感到疑惑，询问道：“哦……原来如此！真奇怪……那为什么你自己不跟我说这些事？”妻子的回答是：“我……你会生气的……”[3]152从夫妇俩这段对话不难发现，生活中相互陪伴彼此的两个人却无法了解对方的所想所需。妻子在社会道德和规范的约束下，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贤妻，成为让丈夫喜爱和满意的女性。在来自男性社会的关注下，女性开始运用社会普世价值体系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修正女性身上不符合男性评价标准的部分，为达到这样的目的甚至不惜割舍自身基本的权利和欲望需求，成为无自由灵魂的男性附属品。
如果问丽扎·马穆宁在契诃夫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有何特别之处，可能就是她敢于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不满，虽然长久以来的女性教育使得她不敢直接向家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她走出了固化自己思想、行为的第一步。向母亲求助这一行为虽然突出了丽扎·马穆宁的软弱，但这行为也表现出她与多数俄国传统妇女的不同之处，即对于自我诉求选择刻意压制和回避。小說《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奥莲卡就是俄罗斯传统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一生是完全无自我意识的一生，她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完全寄托于男性身上。未出嫁时的她对父亲百依百顺，当剧团经纪人库金成为她的丈夫后，为了走进丈夫的世界、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她开始强迫自己去了解丈夫剧团里的各种情况。而她这一系列行为的动机是通过拉近夫妻距离，获得丈夫的宠爱和关注。奥莲卡的第一次婚姻在库金因病倒下的那一刻戛然而止，而后她嫁给了木材商普斯托瓦洛夫。和当年初为人妇时一样，奥莲卡通过仰慕丈夫、了解丈夫的事业以求得美满的婚姻。将她的两次婚姻对比，奥莲卡这一形象的讽刺之处在于嫁给木材商后的她将以前对戏剧的兴趣完全抛掷脑后，现任丈夫普斯托瓦洛夫是一个不会欣赏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普通商人，为了讨好第二任丈夫，她竟然附和丈夫肆意鞭挞戏剧价值的言论。从那个为了库金选择积极了解戏剧的奥莲卡到为了附和普斯托瓦洛夫选择鄙夷戏剧的奥莲卡，其原因就在于她的两任丈夫有着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兴趣。由此可见，在奥莲卡的这两段婚姻中，她从未想过用真实的自我和丈夫平等交流，而是幻化成为一个任意附和男性权威、丧失自我意识和价值准则的木偶。在经历多次丧偶、失去丈夫这一她视为人生支柱的重要角色后，奥莲卡开始将目光转移到继子身上，对他百般关怀。以奥莲卡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就是这样将自己的一生寄托于父亲、丈夫和儿子身上。
女性在男性社会中异化的原因众多，其根源在于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女性早已失去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不具有社会话语权。这使得占据国家等级上峰的人多为男性，男性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工作机会，占据着社会绝大多数的物质资源。十九世纪的俄国仍然处于传统封建官僚社会阶段，女性几乎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这种社会模式的固化使得女性逐渐失去参与社会的积极性，将目光转向家庭生活中，渴望在家庭这个集体环境中获取认可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四、结语
作为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用其凝练的文笔勾勒出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改变社会原始面貌的同时也在被社会所改变，最初的劳动生产关系被高效、快捷的机器所取代。物质欲望被极大满足的人类开始膨胀，逐渐忽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人际关系变成获取利益的捷径，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面带虚伪面孔的唯利是图者。资本主义构建出繁华的上层建筑，其背后是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人们在追逐名利、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也逐渐感到疏离和孤独。异化主题是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重要部分，是作家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与反思。契诃夫通过观察生活，将日常细节作夸张处理，突出人类社会的讽刺性和荒诞性。在其短小精悍的小说背后是对现实社会有力的曝光和深深的嘲讽。
参考文献：
[1] 王若冰. “异化”这个译名[J]. 学术界，2000（03）：45-49.
[2] 叶蔚林. 浅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的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2018（36）：1-2.
[3] 契诃夫. 契诃夫作品集[M]. 左少兴，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9.
[4] 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M]. 瞿世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5] 沈洁瑕. 论霍桑短篇小说的异化主题[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4）：31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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