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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霍桑小说主题创作中的“原罪”意识

作者:未知

  摘要: 十九世纪美国著名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深受加尔文教清教意识的影响,以具有浓厚善恶观念的思想来看待世界。在他的眼中,一切社会问题、罪恶现象的根源都在于世界上所固有的一种“恶”。这种加尔文教教义中的“原罪”观念对霍桑思想的影响直接反映于他的作品中。探索人们心中这种隐秘的“恶”,即人人皆有罪的“原罪”意识,便成了霍桑创作中的重要主题。
  关键词:霍桑 小说主题 “原罪”意识
  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me.1804-1864)美国十九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其主要作品,无论长篇还是短篇中都体现着一个永恒的“原罪”主题,即认为所有人的本性都是遗传或天生邪恶的,邪恶来自人的生命,人人都有罪恶的天性。
  霍桑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镇( Salemvillage)。在十七世纪,马萨诸塞州是早期美国清教盛行的地方,尤其在萨勒姆镇。清教原是美国宗教改革的产物,后与新教分裂。在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赞助下,一批清教徒为了摆脱英国新教的控制,推行自己的教义,在1628至1630年间来到马萨诸塞地区,建立殖民地。此时,在新殖民区盛行着加尔文教( Calvinism).势力十分强大,在社会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加尔文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加尔文教的制度纷繁复杂,令人费解,其本质是宣扬人类的“性恶”“原罪”。霍桑的祖祖辈辈都与清教有着不解之缘,其祖先中,有两代都是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权力机关中的要人,曾以清教徒的狂热迫害过异端。霍桑的祖先在马萨诸塞州殖民区早期都是很有名望、有势力的移民。霍桑生活过多年的萨勒姆镇是美国历史上发生过著名的“驱巫”运动之地,其家族中还有参加过迫害教友会成员的地方长官和直接经办过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萨勒姆女巫审判案的法官。当然,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霍桑本人并不是一个清教徒,甚至不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他时常表示喜爱真实的生活,而且对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早在大学时代便与政治家皮尔斯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还为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皮尔斯写了一部传记,帮助他当上了美国总统。后者为报答助选之恩也给霍桑安排了一个驻法领事的美差。他一生还与其他许多汲汲于名利的政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致力于谋求公职,表现了极强的参政意识,仅因政治改组而未能遂愿。也正是因为政治上失意这一根本原因,霍桑在愤懑、压抑和沮丧之际,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投身文学创作事业的信念。在他的眼中,一切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犯罪现象等等的根源都不在社会物质生活中,而是由于世界上所固有的一种恶所造成的。显然,这都是加尔文教教义中关于“原罪”“内在的堕落”等观念对霍桑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直接反映于他的作品,于是在霍桑笔下,社会问题的解决都要从这个无所不在的“恶”人手。他说:“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在世界游荡着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这种把抽象的恶当作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倾向。他偏向描写超自然的、怪诞的、恐怖的现象或隐秘的“恶”。探索人们心中这种隐秘的“恶”,即人人皆有罪的“原罪”思想成了他作品中重复的主题。
  霍桑一生写过许多作品,前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后期创作以长篇小說居多。限于篇幅,笔者将主要从作家的短篇力作《年轻的小伙子布朗》( Young GoodmanBrown,1835)及其优秀长篇杰作《红字》(The Scarletletter,1850)的创作主题人手,对作家作品中永恒的“原罪”主题展开论述。
  《年轻的小伙子布朗》是霍桑有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用寓言式的手法描述了布朗夜里到森林里去和魔鬼约会的一系列奇遇,暗示人人心中皆有隐秘之“恶”。故事结构单一,叙事紧凑。精妙的象征和隐喻使作品充满梦幻般的怪诞色彩。
  《年轻的小伙子布朗》讲述了一个单纯善良的名叫布朗的青年人受到引诱,到野外森林魔鬼那里去赴约,事前没有同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爱妻费思( Faith)透露过内心的这一秘密。布朗带着某种负罪心理开始了他与魔鬼赴约的行程,深知此行有违“善德”,却又无法抗拒内心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罪恶诱惑,尽管有些勉强,他还是最后完成了与恶魔约会的整个历程。然而,令他惊讶和绝望的是,当他走到黑暗无边的森林里时,竞发现了许许多多他平日最为敬重、最为爱慕的人原来也跟他一样秘密与魔鬼践约。这些人群中有往常威严无比的总督、德高望重的教长、虔诚的老人、贞洁的少女、上流社会的夫人太太、巫婆巫师等等。更令布朗难以接受和痛心不已的是,他竟然在这群人中看到了他最亲爱的宝贝妻子费思( Faith)以及他一生敬重怀念的祖先父母!布朗从惊愕中醒来,树林沐浴在晨光中四周一片恬静。他这一夜的见闻似梦非梦,在布朗心中唤起了人人皆有隐秘之罪的意识,他的心里留下一片永远挥之不去的阴森可怖的影子,并从此萎靡不振,对生活毫无信心,失去了信仰,最终抑郁而死。
  显然,在《年轻的小伙子布朗》( Young GoodmanBrown)这部作品中,作家运用了娴熟的心理描写技巧和寓意深刻的象征手法,把布朗整个的心理历程和复杂的心理变化展示出来,从布朗最初不愿告知他人自己与魔鬼约会的秘密心理到在旅途中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再到激烈的心理矛盾冲突和痛苦的内心自责,直至最后在地狱里无助而绝望的呐喊,作者通过对其心理发展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同时,作家通过森林中各个人物如教长、总督、圣者和罪人的自然的对白形式,在揭露各自内心隐秘之恶的同时也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幕生动形象的人物画面。
  《红字》( The Scarlet Letter,1850)是霍桑最好的作品。全书以“A”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A”是英文字母“通奸”( Adulterv) -词的首字母,象征耻辱与罪恶。故事发生在北美殖民时期清教统治下的波士顿。女主人海丝特·白兰与身体畸形的丈夫罗格·齐林渥斯失散后,与青年牧师亚瑟·狄姆斯代尔相爱,并犯了通奸罪,因有身孕而被察觉,海丝特被投进了监狱。按当时清教徒的法律,犯了通奸罪,必须在胸前佩戴红“A”字,处以示众的惩罚。小说一开始,海丝特·白兰胸挂红“A”字,抱着刚出世的女儿珍珠,被带往市中心的刑台上示众。正在这时,她昔时的丈夫来到了波士顿,混在围观的人群里目睹了这一切。由于海丝特·白兰拒绝供出同犯,示众后又被送进监狱要求白兰说出奸夫是谁,她不但不肯说而且对罗格说,她不爱他,在他那里她感觉不到爱情。遭到拒绝后,罗格要求她不要暴露他的身份,以便他在暗中把奸夫查找出来。不久,海丝特获释出狱,忍辱负重,过着流放者般孤独的生活。此时,外表英俊潇洒的青年牧师亚瑟·狄姆斯代尔因心藏隐秘,深受良心的谴责,精神十分痛苦。罗格·齐林渥斯扮成医生终于发现了狄姆斯代尔的心病。他以医者的名义,假装关心他,并和他住在一起。把自己装成一个最可信赖的朋友。想使对方把一切的恐怖、痛苦、悔恨都对他和盘托出。这使牧师精神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白兰为了帮助自己爱着的牧师逃出齐林渥斯的折磨,道出了实情,告诉他罗格医生就是她的丈夫。同时,和他幽会,约他一道出逃,回到他们的老家英格兰去。但心灵上的罪恶是无法逃脱的。在选举州长那一天,狄姆斯代尔在作了精彩动人的布道后,毅然同海丝特母女一起走上刑台,向世人袒露了自己的罪行,说完随即倒地而死。   《红字》以殖民时期新英格兰地区为背景,对虚伪的加尔文教清教主义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红字》作为一部重于心理描写的长篇小说,是有不少精彩过人之处的。作品中对几个主人翁惟妙惟肖而又活灵活现的心理描写勾画出了小说中各主角的整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使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广大读者面前。
  如前所述,霍桑自幼深受清教影响,虽然他本人不是一个清教徒,但他的生活背景、家庭历史及其所接触并精心研讨过的美国历史上的那些加尔文教统治时代的历史,这一切都在作家的头脑中渗透了强烈的清教意识。所以,作家在此作品中再度表现出了浓郁的保守色彩和宗教意识,并再度告诫人们人类皆有罪的天性,并把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所犯的罪孽归结为人性的弱点所致。霍桑在《红字》这部优秀长篇小说中,再次从宗教的“原罪说”观点出发,说作品里乃至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隐秘不宣的恶,无论是道貌岸然、口若悬河的牧师狄姆斯代尔,还是戴有“高明医生”假面具的罗格·齐林渥斯都是有罪之人。海丝特·白兰的罪过显而易见,人所共知。她犯了通奸罪,违犯了当时的道德准则,被迫终身佩戴红“A”字以示耻辱。但她是坦白的,从不想掩盖自己的过错。在获得宽赦后,她仍然天天把红“A”字佩戴在胸前,无意摘去罪人的标记,临死前还嘱咐将红“A”字刻在墓碑上。就是这样,她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错,接受了懲罚,最后成了能与自己、与别人和睦相处,乐于助人并受人尊敬的妇女。而小说中的另外两位主角亚瑟·狄姆斯代尔和罗格·齐林渥斯却刚好相反,他们要么在悔罪的过程中表现得犹豫不决、吞吞吐吐,要么在罪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罗格·齐林渥斯便是后一种情况。他本属一个受害人,值得人们同情,但是,他自身固有的“恶性”使得他在罪孽的复仇和摧残他人的精神世界的路途上越走越远,终难回头。亚瑟·狄姆斯代尔虽然最终道出了其所犯之罪过,但他那种追逐名利,只为自己考虑,不为别人着想的极度自私的心理使得他不敢公开忏悔,扮演了一个伪君子的角色。要知道自私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但终因受不了内心的谴责和痛苦的良心折磨而最终道出了隐情后倒地而死。不难看出.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这些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和各自心理活动过程恰到好处的描述,使广大读者看到了这样一幅残酷的画面:越是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其身犯的罪过越大,小说中的“道德卫士”亚瑟·狄姆斯代尔便是一个典型;越是博学多识、满腹经纶者,其心地更为狠毒, “恶性”膨胀更为严重,小说中的“高明医生”罗格·齐林渥斯便是一例。
  让我们再看看霍桑的另一部作品《教长的黑面纱》( The Miniscer's Blacle Veil,1836)。在这部作品中,霍桑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背负沉重罪过的牧师形象,那个一贯受人尊敬的牧师突然在面部蒙上一层面纱,不肯摘下。他的古怪行为引起了村民的种种猜测,并使他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到了临死的时候,牧师仍然带着面纱,他大声疾呼: “我环顾四周,每一张脸上都挂着一层黑面纱!”显然,这黑面纱便是用来象征人们隐藏“恶”的遮羞物。
  总之,由于受清教意识的影响,加之霍桑对当时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所带来的种种急剧变化和矛盾充满迷茫,所以,尽管他生活的时代离清教主义在新英格兰的统治已经一个世纪了,但面对现实社会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难以理解、无法解决,这便促使作家重新考虑清教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霍桑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归结为“人类的罪恶天性”。在他看来,一切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犯罪现象等等的根源都不在社会物质生活中,而是由于世界上所固有的一种恶造成的。因此,探索人们心中隐蔽的“恶”以及关于“原罪”的阐述便成了霍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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