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桃花扇》看孔尚任的悲剧意识

作者:未知

  摘要:《桃花扇》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著名的悲剧作品,它将儿女情长置于明末战乱的历史背景,既是爱情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文章以文史结合的方式,基于小说《桃花扇》探讨作者孔尚任的悲劇意识,分析了其悲剧精神的表现,探究了悲剧精神的渊源,以期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桃花扇》;孔尚任;悲剧意识
  对《桃花扇》进行学术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对这部作品注释,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对于《桃花扇》的研究,涉及小说、剧本以及衍生的黄梅戏、京剧、话剧等。这部跨越时空的爱情悲剧和国家悲剧,从作者最终成文开始,对于《桃花扇》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呈现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桃花扇》悲剧精神的表现
  (一)爱情离合
  《桃花扇》的故事主线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在剧情安排上两人经历了分分合合,纵观侯、李爱情全过程,主要是以“离”为主,为小说的基调带来浓厚的悲剧色彩。
  在故事的开端,就注定了侯、李俩人的爱情悲剧。孔尚任将故事设定在明末魏忠贤把持朝政的背景下,阮大铖曾为魏忠贤的干儿,被罢职后谋求东山再起,遂希望依靠侯方域在复社的地位,调节阮大铖与复社文人的矛盾。为了达成这个目的,阮大铖出资代侯方域梳栊,由此,侯方域与李香君正式见面,但两人的结合是阉党利用侯方域政治人脉的背景,这也为后来的爱情悲剧埋下伏笔。
  侯、李两人的悲剧,不仅是身份上的差异,同时还体现在政治观念的不和。李香君早就认清阮大铖的奸邪本质,在新婚次日就闹出了“却奁”的好戏。李香君虽是风尘中人,却也保持着为人的高格,在她的光芒下复社领袖侯方域都显得黯然失色。
  侯方域政治斗争失败后,为了避祸逃到淮安史可法处,留下李香君守空房,时刻受到权奸的威胁和逼迫,期间发生了拒媒、抢婚、反抗的曲折过程。最后侯方域的远离、亲人远嫁,使得李香君只能咀嚼旧梦的美好,反衬她生活的困苦,现实打碎了她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二)明王朝的衰败
  《桃花扇》置于明朝末年的历史背景,故事不仅是侯、李两人的爱情,其中穿插的剧情,既有复社文人的斗争、朝中权臣互相倾轧,又有藩镇武将的纠纷,这些因素如同压死明王朝的骆驼稻草。孔尚任认为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权奸误国,因此,在《桃花扇》中描绘了正义、邪恶斗争的过程,反映了南明朝廷衰败的过程。
  复社是继东林党后兴起的重要文社组织,聚集了当时有志于明王朝复兴的文人。从复社的名称就可看出,创办者和参与者关于挽救明王朝的理念。复社成员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东林党的传统,通过各种政治手段防止阉党余孽死灰复燃。但是文人也有他们的缺点,即长于清谈、短于实际。其中侯方域就是典型的复社文人形象代表,在国家危亡之际,对于治国一筹莫展,平时寻花问柳以解心中愁闷。复社的其他领袖,如,张天如、夏彝仲也都有文人的“传统癖好”,亡国之际不思救国之策,反而流连于歌楼酒巷。
  (三)个人命运悲剧
  《桃花扇》的悲剧是国家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孔尚任描绘了南明政权上至帝王下至黎明百姓的悲剧命运。故事中描绘了两个皇帝,即末代崇祯帝和南明弘光。前者在李白成义军攻破北京城后,吊死在煤山,后宫嫔妃等随之殉难,甚至无人为他守灵,沦落到暴尸街头;福王是十足的昏君,登基后不懂得治理国家,任用奸人整天花天酒地,在强敌犯境之后,仍醉于歌舞。弘光皇帝的昏庸,最终导致了南京被占,逃到黄得功处,又被“二刘”送给了北朝,沦为了阶下囚。
  故事中描绘了明朝三大忠臣的悲剧。左良玉“清君侧”被黄得功打败,愤而吐血而死;黄得功曾参与南京迎驾,后京城攻陷积极护驾,最终遭家将田雄暗算,面临弘光被“二刘”挟持,眼见这无力回天的状况,最终自杀而亡;清军大举围攻扬州城,不久后城破,史可法拒降遇害,当时正值夏天,尸体腐烂较快,史可法的遗骸无法辨认,其义子史德威与扬州民众随后便以史可法的衣冠代人,埋葬在城外的梅花岭。马、阮等权臣坏事做尽,在南明小朝廷垮台后,带着细软、姬妾逃跑,最终马士英在台州山被雷劈死,阮大铖则跌死在仙霞岭上,两人之死都非常惨。
  小说《桃花扇》中描述了明朝衰亡、小南明政权垮台后大量下层人物的悲惨命运。有饥饿的士卒、逃亡的难民、飘零的艺人,他们在无可挽回的国家悲剧下,受生计、统治阶级所迫,做出了痛苦的选择。曾为阮大铖门客的柳敬亭、苏昆生在得知阉党的丑恶行径后,拂衣而去,不肯与阉党为伍,表现了他们凛然的气节。在南明垮台后,也难逃悲惨的结局。
  二、《桃花扇》悲剧精神的渊源
  《桃花扇》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孔尚任出生清军入住中原的时期,虽然清朝基本定鼎北京,但是全国各地仍爆发了反清浪潮,持续了二三十年之久。孔尚任是孔子六十四代孙,显赫的家世背景与清朝统治阶级更接近,却也有耳闻满族与汉族的斗争。偶然的机遇下,孔尚任获得出仕的机会,在四年多的湖海治河经历下,使他对个人和民族命运的悲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为《桃花扇》的悲剧基调奠定了基础。
  (一)抗清浪潮
  清军1644年攻入北京,定鼎京师,逐鹿中原。而孔尚任出生于1648年,离清军入主中原的时间很近,这期间正是明朝勋贵抗清的高潮阶段,他们纷纷拥立明宗室,建立新的抗清政权。
  1645年,张国维、熊汝霖、钱肃乐等拥立鲁王朱以海,他们在绍兴建立抗清临时政权;同年闰六月,郑鸿逵、郑志龙、黄道周、张肯堂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建立抗清政权。但不论是鲁王还是唐王政权,都被强势的清军一一覆灭。到了1646年10月,丁魁楚、瞿式耜等人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建国,史称永历政权,与清政权斗争持续到1661年。
  除了明朝旧势力扛起抗清旗帜外,由于清政府推行的剃发易服令,使得民间特别是汉族人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升高,反清浪潮最汹涌的江阴、嘉定是代表地区。1645年6月,百姓在收到剃发令后,当地人民提出了“头可断,发决不可薤”的口号。继而打破县衙、赶走清军,当时参加反剃发的人民多达几十万人。当事态不可收拾后,清军动用了二十四万兵力疯狂镇压,以付出七万五千兵士战死的代价攻克江阴,将士对全城百姓实施血腥的屠城,但英勇的反剃发百姓无一人投降。   孔尚任童年时期,恰好处于清政府镇压反清势力的时期之后,但国家基本处于和平状态,部分地区有零星的斗争。但是朱明政权、义军势力等反清浪潮,也对他的心灵打上深深的烙印,留下不可磨灭的“血火”记忆。
  (二)孔尚任个人命运悲剧
  孔尚任家世显赫,虽然曾受到康熙皇帝的垂青,但是仅仅将其作为统治者尊儒崇圣的木偶。统治阶级看重的是他的血脉而非才能,长期出仕不得意,经历了宦海磨难,让孔尚任经历了汲汲功名到宦清渐冷的过程。这样的出仕历程,也暗合了《桃花扇》复社文人的悲剧精神,可以说孔尚任的坎坷人生造就了《桃花扇》的悲剧内涵。
  孔尚任出身于孔氏家族,其父为他取名“尚任”,体现了对他的殷切期望,从四岁就开始读书。但是孔尚任的科考之路并不顺畅,他本人也对功名有莫大渴望。但是孔尚任的诸多同窗也都考中功名,如,好友颜光敏1663年中举,1667年中进士;族兄孔尚垃1672年中举。但是孔尚任一次次考取功名,一次次失败,1678年最后一次乡试又以失败告终,他彻底心灰意冷,带着怀才不遇的愤懑心态住进石门山,要成为一名隐士。
  1682年,孔尚任受到衍圣公孔毓折邀请,为其夫人张氏治丧,随后又修孔府《家谱》《阙里志》。忙碌了两年,恰逢康熙皇帝到达鲁地致祭先师,孔尚任被推荐御前讲经和导驾,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对得到出仕机会感激涕零,但没想到上任后却坐上了“冷板凳”,没有想象中大施拳脚的空间。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半,在1687年孔尚任作为工部侍郎孙在丰的属佐,前往淮扬下河一带治河。期间他遭受风吹雨打,往来于长淮秦邮邗沟数十次,仍没有治河成功。而且治河任务也卷入了朝廷政治斗争,两派实力互相攻讦激怒了康熙皇帝,诸多治河专员纷纷被撤职,孔尚任也被召回扬州。政治失利,使得孔尚任在治河期间生活困苦,甚至乞米于友人。
  (三)遗老讲述淮扬旧事
  生活和仕途的困苦,使得孔尚任结交了眾多淮扬遗老,如,徐承钦、张瑶星、杜浚等。在他们的交谈中,也了解了清军入关后的旧事,由此也唤醒了他的童年记忆。随后孔尚任游历南京、扬州等明朝遗地,加深了对明朝灭亡的悲剧认识。
  1686年11月,孔尚任参加了扬州冒襄、丘柯村等遗老的聚会,通过遗老举办的诗酒文会,他认识到了南明旧事。其中将诸多遗老的形象,作为《桃花扇》人物创作的原型。1689年孔尚任作为一名闲官又游历了金陵、淮扬等地的遗迹,为创作《桃花扇》进一步修改选取素材。见到南京寺庙、宫殿的瓦砾后,心生感慨作诗。对金陵遗迹的游览,大大深化了孔尚任对南明灭亡的悲剧性认识。
  综合上述,《桃花扇》的悲剧既是侯李爱情的悲剧,也是国家和百姓的悲剧。孔尚任将爱情故事置于国家苦难的背景,使得悲剧结局更加合理。《桃花扇》取材于真实历史,又对细节部分做艺术加工,使得《桃花扇》艺术内涵更加丰富,传达的精神永远感动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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