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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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苏童的短篇小说《茨菰》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作品借助中国特定时期一名乡村女孩到城市“逃婚”的故事展开追述，不仅对新时期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了言说，而且对人性黑暗做出了理性的审视，以耳熟能详的“逃亡”和“落网”模式表达出典型的苏童式的悲剧。
　　关键词：彩袖《茨菰》 人性 理性审视 悲剧 “逃亡”和“落网”
　　苏童的短篇小说《茨菰》以具有高度人文关怀精神的思想和一如既往的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显示出一个成熟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底。《茨菰》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女性形象——典型的苏童式的悲剧，典型的乡村陋习的悲剧，也是彩袖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剧。短短一万多字的小说，苏童传达了无比丰富的意蕴，提供了多方位、多角度阐释的空间和可能。
　　一、“娜拉走后怎样”——新时期女性的悲剧命运依旧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中国知识分子圈，成为二三十年代女性解放的红色宣言，剧中女主角娜拉的决然出走，为中国众多要求摆脱封建枷锁追求自由的知识青年推崇，人们沉迷于娜拉的勇敢，娜拉的独立和娜拉的自由精神，娜拉为思想解放时期中国女性要求自由平等的主体意识注入了强心剂，娜拉成为一颗黑暗中耀眼的启明星，成为“铁屋子”上的一扇天窗，成为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成为万千要求自由解放的女性的希望和理想。
　　但是，娜拉走后怎样呢？易卜生只给了理想和希望，却没有给出现实，于是，清醒的鲁迅先生用他的子君给出了答案，给处于盲目激情状态的知识分子和女性浇下了一盆凉水，用他的笔拨开人们因兴奋过度而紧闭的双眼，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和黑暗，冰冷和绝望，子君走出来了，但是子君的最终命运是悲惨的死亡，那么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呢？不言而喻。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敏锐地捕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其清醒的态度和犀利的笔触展示了现实的残酷和无奈，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相应，子君的命运是出走一一回来一一然后死去，这就是鲁迅的残酷，也是现实的残酷。
　　历史永不止步。子君的命运在历史向前发展了数十年之后依然如故，苏童用彩袖完成了娜拉、子君的承接，新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依旧。
　　说苏童的《茨菰》是对《玩偶之家》的礼赞似乎有点过，但也能读出其中的味道，说是对《伤逝》子君原型的追溯，也似乎过于牵强。苏童就是苏童，而彩袖也不是子君。子君是个知识分子女性，她的出走是主动的选择，她说“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多么振聋发聩的自白和宣言，但子君主体意识觉醒仅仅局限于“出走”，对于“走后怎样”却没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她的悲剧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岁月留给她的“后遗症”，所以子君并没有真正的彻底的觉醒，子君在现实的波涛汹涌中经受不起风吹雨打，只好悲惨零落。红袖走了一条和子君相同的路线，有和子君相同的悲惨结局，但她的悲剧却有主体无意识的因素影响。她的出走是被进步知识分子巩爱华替她选择的结果，她在城里的“避难”却又充满了灾难，指示她出走的巩爱华没有在彩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迷了路的彩袖在城里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好几天，最终被哥哥带回乡下完婚。苏童给彩袖失踪的几天里留下了书写的空白，我们可以尽情地想象和填空，可以给出无数个谜底。但村里人说，彩袖怀孕的孩子不是那个患羊痫风病的男人的。可是彩袖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死亡，而在和那个患羊痫风病的男人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喝农药自杀？她的选择是为了什么？
　　苏童说：“人的问题不是时代可以割断的，会一直延续，包括人的美德，人的缺陷。”苏童借用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小说模式，传达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无论历史如何风云变幻，女性的悲剧命运一如既往，不可改变，并将无限延伸。
　　二、苏童对人性黑暗的理性审视
　　对人性的探讨是苏童众多作品中的一枝奇葩，《罂粟之家》《十九间房》《妻妾成群》《红粉》《米》《河岸》等，无一不是精品。苏童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审视历史，重新剪接现实，在苏童的笔下，他以自己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重新拆解和重构，以现代人对历史和人性的严峻审视表现他的人生观。
　　人性，一直是当下文学的主题。无论是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还是个体命运的微观记叙，人性，始终是贯穿文学的一根血脉，充盈，丰沛，坚韧，既显示着文学永恒的人学底蕴，又显示着文学强大的艺术生命。当下的文学，因为人性的贯通而变得生动、深邃和雄强。人性的力量穿透世道人心。
　　柯泽说：“苏童对人物和历史悲剧根源的解释其实是深埋在他对人性的探索之中，或者说苏童几乎总是从人性这一角度和窗口去解释他笔下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的。”苏童对人性的弱点似乎有着极其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总能在林林总总的人物中发现每个人的那根“软肋”，并不露声色地表现出来，《茨菰》也是如此。
　　《茨菰》中的许多人都很“善良”，而且都有着“美好的人性”和“高尚的人格”：巩爱华不满于彩袖接受“换亲”的乡村陋习，做主让彩袖到城中避难，这是先进对落后的启蒙和指引;姑妈从心里可怜彩袖的不幸，同意接受彩袖的请求，却把彩袖送到了“我家”;“我们家”的人对待彩袖不是客人胜似客人，还让姐姐带彩袖去“逛公园”，但在彩袖的哥哥长寿来“我们家”找她时，却仓皇将其送走;巩爱华的父亲“是个机关干部，最知道什么机关解决什么问题，哪个上级单位管辖哪个下级单位”，于是带着彩袖去市妇联寻求帮助，多么善良和热心;在城里迷路的彩袖得到了热心人的帮助，承诺送她回小柳巷……每个人都同情彩袖，每个人都在帮助彩袖，每个人的头上都高耀着人性美好的光辉。
　　但是冷静沉思之后，人性的光辉蜕变成虚伪的雾障，人性成为一种抽象晦涩的东西。鼓动彩袖“出走”逃婚的巩爱华用姑妈的话说“是野心家！不要她下乡她要下乡，就为了上报纸！到了乡下还要先进，还要上报纸”，从而对落后的启蒙和指引也沦落成为自己的荣誉增徽添章。在彩袖被姑妈送到她家之后，面对来寻找彩袖的彩袖的哥哥长寿却迟迟不愿露面，连接收下彩袖一生唯一一次照的照片的意思也没有，尽管“我姐姐”认为她就在楼上，那么，她的“美好的人性”“善良的心地”和“勇敢的抗争”哪里去了？姑妈听了表哥的叙述同情彩袖的遭遇而接受彩袖的暂避，但又因“家里没地方住”，将彩袖送到了“我们家”里，在彩袖的哥哥长寿寻上门之后，又急慌慌地将彩袖再次送走，而且反复强调，大家“无亲无故的，我们对她很不错了”，“巩爱华，都是她弄出来的麻烦”，她应该承担彩袖避难的责任并必须接受彩袖住在她家里，那么，姑妈仅仅是怕彩袖被她哥哥帶回乡下吗？答案好像有另外的可能。“我们家”的人同情彩袖，善待彩袖，对一个陌生的乡下姑娘提供了客人般的待遇，却宰杀了彩袖带来的公鸡做成鸡，尽管彩袖强调公鸡是她挑出来养大的，“我妈妈”还追问她是否在家里也是八点才起床，这里面没有丝毫对乡下人的不屑吗？巩爱华的爸爸是个干部，通晓每个政府部门的职能，能带彩袖去找相关机构维权，却因急于上班只给了彩袖一张手绘的回家的地图，于是彩袖迷路了;迷路的彩袖碰到了承诺送其回家热心人，她是多么幸运啊，可是她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人性的光辉遮蔽了人性的丑恶，尽管“姑妈”和“我们家”人都对彩袖最终死亡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也曾有小小的自责和内疚，但最终也因为这“祸”的最初起因是由巩爱华惹起的而释怀。苏童将笔触通过人性表面伸向人性最黑暗的底层，以淡淡的，若有似无的笔触理性地审视人性的黑暗，使作品中人物的精神人格透过作品得到生动的表现。
　　三、一如既往的“逃亡”和“落网”悲剧主题
　　“逃亡”是苏童叩响历史之门的地方，是苏童独特的生命意识在语言上的彰显。苏童浓墨重彩地为他作品中的人物彩袖又一次预设了“逃亡”并“落网”的宿命。
　　“逃亡”和“落网”是苏童作品的一贯主题，贯穿苏童创作的每一个时期。陈宝年的逃亡、伯父狗崽的逃亡、小女人环子的逃亡、祖母蒋氏的逃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陈三麦的一生都在逃亡，逃离家、逃离城市、逃离朝鲜战场（《逃》）;童震逃向异乡（《外乡人父子》）;五龙从枫杨树老家逃往城市（《米》）;秋仪从被送去改造的车上跳车逃走（《红粉》）;颂莲逃入封建旧家庭做妾（《妻妾成群》）;金桥从进肉联厂的那天起就想要逃离开那个肮脏、低俗的地方（《肉联厂的春天》）;库文轩因政治原因从“岸”上到“河”上的逃离和放逐（《河岸》）等。周而复始的“逃亡”主题，周而复始的“落网”命运，苏童作品中的人物一次又一次走进这个宿命的魔圈，演绎一幕幕人生的悲剧，留给我们深深地思考。
　　苏童说：“逃亡好像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人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才会逃，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包罗万象的文学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苏童赋予了人物逃离的命运，当然这种逃亡绝不仅仅是空间上的简单移位，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灵的渴望，一种对彼岸世界的精神向往。《茨菰》成为苏童“逃亡”叙述的又～力作。
　　在《茨菰》中，彩袖的“逃亡”虽然是被动接受的结果，但也是她要越过生命的安排去寻找一种新的生命状态的主动选择。彩袖最早的选择是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哥哥婚姻的美满，但内心深处却是无尽的悲痛和无奈，如果没有这种潜意识深处对这桩婚姻的抵制，巩爱华的鼓动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没有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向往，巩爱华的一厢情愿也不可能奏效，因此，对新的生活和未来的希望是彩袖逃向城市避难的原动力。
　　但是，城市的生活远远没有彩袖想象中的多彩，在城里避難的一段生活中，彩袖深陷于一群城市小市民的包围，虽然彩袖也有点点的“心机”和“狡黠”，可是，一个无助的乡村姑娘对城市的险恶和人性的自私、卑劣却缺乏理性的、深刻的认识，人们披着人性和道义的外衣，冠冕堂皇，可是等到彩袖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彩袖就成了一个包袱，所有人都急于把彩袖从自己手中抛出去。城市不是彩袖的避风塘，不是彩袖理想的天堂，也没有彩袖命运的归宿，所以，逃亡之后的彩袖于寻找失败之后只能回归乡下，去承受生命的苦难。“落网”是彩袖的必然命运。
　　“逃亡”是苏童为他作品中人物幻化出的一种理想生命程式，他们无限期地“逃亡”，无限期地追寻，但结果都没有找到生命价值的辉煌，所以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落网”。于是，“逃亡”并“落网”成为苏童对人生残酷的审视，也是苏童结构作品的内在旋律，人物在“逃亡”和“落网”之间寻找生命的理想和永恒。
　　结语
　　苏童的《茨菰》继续保持着他一贯的叙述风格，融灵性、凝练、隐喻、韵味于一体，内敛而隽永，叙述起伏跌宕又绝不恣意斜出。他借助中国特定时期一名乡村女孩到城市“逃婚”的故事展开追述，细节真实，笔调鲜活，对乡村与城市不同人物在身份、性格以及文化差异性上的描写相当出色，既显示了作者对时代背景及其地方环境的把握，也显示了作者成熟而出众的艺术塑造能力。苏童这样一个拿显微镜观察人情世故的文学家通过《茨菰》揭示了人性深层那种微妙的纠葛与矛盾，显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
　　苏童在《茨菰》的叙述过程中叙述节奏从容平缓、张弛有度，人物性格出色鲜明，小市民恪守的待客之道，那些厌恶而克制的微妙心理变化，以及乡下姑娘的拘谨与狡黠，对主人家讨好的行为，都被苏童刻画得入木三分。另外，对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风情的生动描绘，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刻画，还有公鸡、照片、茨菰等细节所带来的戏剧性效果，都显示出一个成熟作家一如既往的艺术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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