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与古诗比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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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汉社会动荡不安，儒学渐渐式微，处于社会下层的百姓和失意的文人，对现实萌发了种种不满，出现“不平则鸣”。不同创作主体分别写下血性决绝的乐府诗和温柔敦厚的古诗，展现了时代精神。民间乐府诗有决绝美，正如刚烈的男子;文人古诗有含蓄美，正如温柔敦厚的女子。它们分别体现着中国文化中阳刚与阴柔之美，承载了文学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乐府;古诗;刚毅;敦厚
流传于东汉的乐府诗好似北方如火的男子，有中国人阳刚的一面。处于同时期的文人古诗正如大家闺秀，体现了中国人阴柔的一面。无论是激烈的表达还是委婉无奈地申诉不满，都体现了当时的反抗精神。下层社会的百姓毕竟是“百姓”，失意的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们拥有着不同的经历，因此审视问题之角度与面对现实之心态都是不同的。种种风格的差异，都是创作主体的阶层不同使然。
一、相同的创作背景
从儒家“定于一尊”起，“温柔敦厚”的“诗教”强有力地渗入封建统治的各个层面，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政治的一统和精神的统一以及经济的复苏，激扬起后人难以企及的大汉雄风。西汉统治者从政教的角度要求文艺处于以经学独尊、崇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东汉中后期社会动乱，玄学兴起，思想解放，儒学地位渐渐衰退，社会下层百姓和失意的文人开始彷徨而后呐喊：“式微，式微！胡不归？”。可是在动荡的社会，精神家园归向何方？
面对理想生活与残酷现实的差距，不同阶层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发出不同层面上的感慨。这些感慨都反映了时代背后的精神内涵，即在思想解放下的反抗与失意，此所谓“不平则鸣”。这一点，乐府诗与古诗是相同的。
二、不同的诗文体现
（一）乐府诗之刚毅
生活在下层的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政治与生活的距离很远。他们只希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建功立业的奢望。在动乱的年代，连这个最质朴、最简单的要求都无法实现，夫妻远隔千里之遥，亲人征战不能团聚，游子思乡而不得归，生活如绝望的死水，激不起半点涟漪。但他们懂得“否极泰来”，于是在绝望中揭竿而起，或许还能改变现状，赢得点生存之地。没有任何顾虑，只有改变现状的单纯想法，于是在愤怒之下涌现出一批干脆决绝的民间诗人。
在感慨战事上，面对“战城南，死郭北”，反思到“禾黍不獲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唱悲千古征战;面对“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联想到“尸丧峡谷中，白骨无人收”的凄惨场面;面对“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发问到“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话语句句朴实，字字揪人心弦。面对绝境，既然“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何不“拔剑东门去”，必定“白发时下难久居”，搏他个一时清净，再安稳过日子。
下层女子刚毅、血性，对待婚姻，幸福不缠绵，分手尽决绝。面对海枯石烂坚贞不渝的爱情，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去换取，也曾大胆对上天许下“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誓言。将自己的感情与天地试比高，这是怎样的胸襟与大气。
当亲戚远离家乡，盼望之情也写得质朴，“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家常似的娓娓道来，句句触摸人心底最弱的神经。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写得真挚感人。
当对美好爱情的追求遭遇强势力的践踏，她们也用强硬的手段来捍卫：“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并辛辣地讽刺“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遇到爱情的背叛时，不纠缠，既然“闻君有两意”，便“故来相绝决”，不仅“拉杂摧烧之”，而且“当风扬其灰”，甚至“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即使婚姻遭受不平的待遇，也要保证自己的尊严，“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百姓朴实无华，了无抗争，最直接也最简单。若将他们逼得愤怒，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只雄狮在怒吼。这种怒吼，不受“温柔敦厚”的影响，也不懂得什么是文学艺术的节制。他们不会选择在沉默中灭亡，终要爆发。爆发时如奔腾洪水，一泻而下。
下层人们关心生活的幸福与否，政治的压迫与否，亲人的和睦与否，在文学意境上，呈现出最质朴或最决绝的极端风格。在抒发感情时，不会追求“言外之意，境外之境”，这与文人不同。
（二）古诗之敦厚
东汉后期的文人渴望建功立业，但理想破灭和对现实的不满，使他们的精神不知何处安放。在儒学、政治式微的年代，建功立业抛洒汗水显然不现实。文人的内心很无奈，既然不能建功立业，那就将精神寄托于向内看，回归到审视内心世界，感叹人同有之情。于是他们注重现实，及时行乐，将精神放浪形骸之外，关注内心世界。这也是对不满现实的默默的反抗，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反抗，这与下层社会人们的决绝不同。
文人是“温柔敦厚”的儒者。他们“穷而后工”，虽然有强烈的感情，却不发展到极致，因为他们懂得“盛极必衰”。于是将无限的怨怒和对人生感慨用有限的意象寄托，总有一种“意在言外”之感、“味在咸酸之外”的儒儒之风。这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深深受到经学语境的影响。
面对东汉动荡的社会现实，“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看到“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便感慨物尤以此，人何以堪？现实不能改变，于是低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漂流异地的失意文人看到芙蓉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他并没有直接写怀念妻子，而是把对妻子的思念化作望眼欲穿的诗句：“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写夫妇不能相见，也是不直写，而是想到牛郎织女的传说而发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感慨，委婉地将“悠悠不尽之妙”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基调充斥着不尽的无奈。
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望不到前方的路，虽不得志，但仍有“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想法。他们不直接写自己的抱负，而是借鸿鹄来比兴，含蓄而又蕴籍深远。 面对人生的长度，失意的文人不禁感慨万千：“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但是文人毕竟是文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文人面对现实不是拍案而起，而是认清现实，“温柔敦厚”地反抗。从另一层面说，温柔敦厚地对现实不满加以反抗，比下层社会的激烈对抗，更具有臆想空间，更能体现文学的艺术美。因此，换个角度说，文人懂得的含蓄美，学会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风格，是经学时代对文学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积极影响。
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愤怒成诗人，坚持“否极泰来”的激烈反抗;失意的文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地默默反抗。无论是哪个阶层，都从其不同的视角对社会进行不满的呐喊，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
从两者不同文风可以看出其不同的阶层。生活在下层的人们，反抗得干脆、激烈、有血性。这种愤怒出诗人的民间文学，没有受到绝对的政教熏陶，还保留着民间话语的质朴性，体现了一种古拙的艺术风格。这种古拙，和表达感情的冲动，将事情做到极致，好似北方雄雄刚烈如火一样的男子，是中国人阳刚的一面。
失意的文人，受到过儒学的教导和经学时代“温柔敦厚”诗教说的熏陶，他们婉转曲折地思考问题。学得越多，想得越多，表达出来就越温和，感性也受理性的节制。他们不把话说太满，而且联想丰富，将自然界的事物赋于感情，不僅有节制地抒发感情，而且用诗文告诉后世什么叫作文学美。这种美，美在含蓄，美在曲折，美在意境。这种“温柔敦厚”就如同良好熏陶过的大家闺秀，体现了中国人阴柔的一面。
三、乐府、古诗展现的文学魅力
无论是阳刚的一面还是阴柔的一面，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在他们的笔下，都能找寻到关照自然的天性。他们都不会将自己的视野只停留在“人”上，而是心怀宇宙，要么用自然不可能达到的“山无陵，天地合”来表决心，要么是在自然面前寻找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等有情感的景物来联想以及抒发感慨。当人们有情感时，都能直接想到自然界，自然影响了人们的心态。诗人们将人类与万物放在同一层感情地位上，在关照人类时总能联想到自然宇宙。在心怀宇宙时抒发或激进或委婉的感情，总能体现出其内在的自然精神。这正是这个民族的气魄、胸襟与魅力所在，而文学承载了这种魅力，这种自然精神的魅力。
这阳刚的男子与这阴柔的女子，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进行审视，虽然发出感慨的方式不同，但都体现了自己发自心底的感情。这种感情表现在诗歌里，就是所谓的“诗情”。他们无论用哪种语言风格来表达，都是作者的诗情的外溢。正如张岂之先生所说：“诗情是强烈的”;“诗情是典型的”;“诗情还是真诚的”。乐府与古诗，不管创作主体是激烈地表达还是含蓄地抒发，其内心感情都是强烈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每一篇经典的诗文都具有典型性，都反映着社会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句句表达自己真挚的感情。他们的诗文留传于后世，反映了时代的反抗精神，展现出文学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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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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