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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与古诗比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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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东汉社会动荡不安,儒学渐渐式微,处于社会下层的百姓和失意的文人,对现实萌发了种种不满,出现“不平则鸣”。不同创作主体分别写下血性决绝的乐府诗和温柔敦厚的古诗,展现了时代精神。民间乐府诗有决绝美,正如刚烈的男子;文人古诗有含蓄美,正如温柔敦厚的女子。它们分别体现着中国文化中阳刚与阴柔之美,承载了文学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乐府;古诗;刚毅;敦厚
  流传于东汉的乐府诗好似北方如火的男子,有中国人阳刚的一面。处于同时期的文人古诗正如大家闺秀,体现了中国人阴柔的一面。无论是激烈的表达还是委婉无奈地申诉不满,都体现了当时的反抗精神。下层社会的百姓毕竟是“百姓”,失意的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们拥有着不同的经历,因此审视问题之角度与面对现实之心态都是不同的。种种风格的差异,都是创作主体的阶层不同使然。
  一、相同的创作背景
  从儒家“定于一尊”起,“温柔敦厚”的“诗教”强有力地渗入封建统治的各个层面,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政治的一统和精神的统一以及经济的复苏,激扬起后人难以企及的大汉雄风。西汉统治者从政教的角度要求文艺处于以经学独尊、崇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东汉中后期社会动乱,玄学兴起,思想解放,儒学地位渐渐衰退,社会下层百姓和失意的文人开始彷徨而后呐喊:“式微,式微!胡不归?”。可是在动荡的社会,精神家园归向何方?
  面对理想生活与残酷现实的差距,不同阶层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发出不同层面上的感慨。这些感慨都反映了时代背后的精神内涵,即在思想解放下的反抗与失意,此所谓“不平则鸣”。这一点,乐府诗与古诗是相同的。
  二、不同的诗文体现
  (一)乐府诗之刚毅
  生活在下层的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政治与生活的距离很远。他们只希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建功立业的奢望。在动乱的年代,连这个最质朴、最简单的要求都无法实现,夫妻远隔千里之遥,亲人征战不能团聚,游子思乡而不得归,生活如绝望的死水,激不起半点涟漪。但他们懂得“否极泰来”,于是在绝望中揭竿而起,或许还能改变现状,赢得点生存之地。没有任何顾虑,只有改变现状的单纯想法,于是在愤怒之下涌现出一批干脆决绝的民间诗人。
  在感慨战事上,面对“战城南,死郭北”,反思到“禾黍不獲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唱悲千古征战;面对“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联想到“尸丧峡谷中,白骨无人收”的凄惨场面;面对“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发问到“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话语句句朴实,字字揪人心弦。面对绝境,既然“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何不“拔剑东门去”,必定“白发时下难久居”,搏他个一时清净,再安稳过日子。
  下层女子刚毅、血性,对待婚姻,幸福不缠绵,分手尽决绝。面对海枯石烂坚贞不渝的爱情,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去换取,也曾大胆对上天许下“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誓言。将自己的感情与天地试比高,这是怎样的胸襟与大气。
  当亲戚远离家乡,盼望之情也写得质朴,“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家常似的娓娓道来,句句触摸人心底最弱的神经。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写得真挚感人。
  当对美好爱情的追求遭遇强势力的践踏,她们也用强硬的手段来捍卫:“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并辛辣地讽刺“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遇到爱情的背叛时,不纠缠,既然“闻君有两意”,便“故来相绝决”,不仅“拉杂摧烧之”,而且“当风扬其灰”,甚至“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即使婚姻遭受不平的待遇,也要保证自己的尊严,“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百姓朴实无华,了无抗争,最直接也最简单。若将他们逼得愤怒,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只雄狮在怒吼。这种怒吼,不受“温柔敦厚”的影响,也不懂得什么是文学艺术的节制。他们不会选择在沉默中灭亡,终要爆发。爆发时如奔腾洪水,一泻而下。
  下层人们关心生活的幸福与否,政治的压迫与否,亲人的和睦与否,在文学意境上,呈现出最质朴或最决绝的极端风格。在抒发感情时,不会追求“言外之意,境外之境”,这与文人不同。
  (二)古诗之敦厚
  东汉后期的文人渴望建功立业,但理想破灭和对现实的不满,使他们的精神不知何处安放。在儒学、政治式微的年代,建功立业抛洒汗水显然不现实。文人的内心很无奈,既然不能建功立业,那就将精神寄托于向内看,回归到审视内心世界,感叹人同有之情。于是他们注重现实,及时行乐,将精神放浪形骸之外,关注内心世界。这也是对不满现实的默默的反抗,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反抗,这与下层社会人们的决绝不同。
  文人是“温柔敦厚”的儒者。他们“穷而后工”,虽然有强烈的感情,却不发展到极致,因为他们懂得“盛极必衰”。于是将无限的怨怒和对人生感慨用有限的意象寄托,总有一种“意在言外”之感、“味在咸酸之外”的儒儒之风。这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深深受到经学语境的影响。
  面对东汉动荡的社会现实,“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看到“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便感慨物尤以此,人何以堪?现实不能改变,于是低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漂流异地的失意文人看到芙蓉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他并没有直接写怀念妻子,而是把对妻子的思念化作望眼欲穿的诗句:“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写夫妇不能相见,也是不直写,而是想到牛郎织女的传说而发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感慨,委婉地将“悠悠不尽之妙”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基调充斥着不尽的无奈。
  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望不到前方的路,虽不得志,但仍有“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想法。他们不直接写自己的抱负,而是借鸿鹄来比兴,含蓄而又蕴籍深远。   面对人生的长度,失意的文人不禁感慨万千:“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但是文人毕竟是文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文人面对现实不是拍案而起,而是认清现实,“温柔敦厚”地反抗。从另一层面说,温柔敦厚地对现实不满加以反抗,比下层社会的激烈对抗,更具有臆想空间,更能体现文学的艺术美。因此,换个角度说,文人懂得的含蓄美,学会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风格,是经学时代对文学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积极影响。
  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愤怒成诗人,坚持“否极泰来”的激烈反抗;失意的文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地默默反抗。无论是哪个阶层,都从其不同的视角对社会进行不满的呐喊,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
  从两者不同文风可以看出其不同的阶层。生活在下层的人们,反抗得干脆、激烈、有血性。这种愤怒出诗人的民间文学,没有受到绝对的政教熏陶,还保留着民间话语的质朴性,体现了一种古拙的艺术风格。这种古拙,和表达感情的冲动,将事情做到极致,好似北方雄雄刚烈如火一样的男子,是中国人阳刚的一面。
  失意的文人,受到过儒学的教导和经学时代“温柔敦厚”诗教说的熏陶,他们婉转曲折地思考问题。学得越多,想得越多,表达出来就越温和,感性也受理性的节制。他们不把话说太满,而且联想丰富,将自然界的事物赋于感情,不僅有节制地抒发感情,而且用诗文告诉后世什么叫作文学美。这种美,美在含蓄,美在曲折,美在意境。这种“温柔敦厚”就如同良好熏陶过的大家闺秀,体现了中国人阴柔的一面。
  三、乐府、古诗展现的文学魅力
  无论是阳刚的一面还是阴柔的一面,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在他们的笔下,都能找寻到关照自然的天性。他们都不会将自己的视野只停留在“人”上,而是心怀宇宙,要么用自然不可能达到的“山无陵,天地合”来表决心,要么是在自然面前寻找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等有情感的景物来联想以及抒发感慨。当人们有情感时,都能直接想到自然界,自然影响了人们的心态。诗人们将人类与万物放在同一层感情地位上,在关照人类时总能联想到自然宇宙。在心怀宇宙时抒发或激进或委婉的感情,总能体现出其内在的自然精神。这正是这个民族的气魄、胸襟与魅力所在,而文学承载了这种魅力,这种自然精神的魅力。
  这阳刚的男子与这阴柔的女子,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进行审视,虽然发出感慨的方式不同,但都体现了自己发自心底的感情。这种感情表现在诗歌里,就是所谓的“诗情”。他们无论用哪种语言风格来表达,都是作者的诗情的外溢。正如张岂之先生所说:“诗情是强烈的”;“诗情是典型的”;“诗情还是真诚的”。乐府与古诗,不管创作主体是激烈地表达还是含蓄地抒发,其内心感情都是强烈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每一篇经典的诗文都具有典型性,都反映着社会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句句表达自己真挚的感情。他们的诗文留传于后世,反映了时代的反抗精神,展现出文学艺术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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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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