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高逸图》所反映的唐末魏晋审美风尚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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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文学艺术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南北不同的精神面貌。在思想意识方面,儒学失去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玄学开始出现,玄学清谈之风的大兴,使不少文人儒学之士放迹山林,希望在山中领略玄趣。于1962年5月发掘的在江苏南京的西善桥宫山北麓墓,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幅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竹林七贤是西晋的七位文人嵇康、阮籍、刘伶、向秀、山涛、阮咸、王戎,加以春秋时代的隐士荣启期。同样,位于唐代的末期“丰腴华贵”之美已随着唐代的没落逐渐被魏晋遗风所取代,魏晋时代的审美品藻重新回归到人们是视野,人们开始在精神上寻找寄托,《高逸图》是最能代表这个时期艺术精神的人物画。这幅作品的传世表达了唐末人们面临着与魏晋同样的衰败动乱,而思想精神上产生的向竹林隐士的回归的情绪。
关键词:名士;七贤;文化背景;审美风尚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wei and jin,the society was in turmoil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as unbalanced.In terms of ideology,Confucianism lost its absolute dominant position,and metaphysics began to emerge.With the flourishing of the style of idle talk on metaphysics,many scholars of Confucianism left the mountains and hoped to appreciate the mysterious interest in the mountains.Excavated in May 1962 at the tomb at the northern foot of xishan bridge palace hill in nanjing,jiangsu province,a shocking large brick painting "seven sages of bamboo grove and the period of prosperity" was found.The seven sages of bamboo grove were seven scholars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ji kang,ruan ji,liu ling,xiang xiu,shan tao,ruan xian and wang rong,and they were reclus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Similarly,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the beauty of "rich and luxurious"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style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tang dynasty.The aesthetic tast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has returned to people's vision and people began to find sustenance in spirit.The legacy of this work expresses that peopl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faced the same decline and turmoil as thos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and they felt the return of bamboo hermits in mind and spirit.
Key words:celebrities;seven sages;cultural background;aesthetic fashion
1 相關理论概念
1.1 审美风尚
“审美风尚”就是一个阶段或一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对美的接受态度和接受行为。不过,因为是对“美”是一种纯粹精神方面的行为,那么,就不仅仅是审美行为的单一层面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上层建筑中的多个层面的问题。
1.2 何为名士
“魏晋风度”一词,作为一种独特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的概括凝练的写照,大约最早出现自1927年鲁迅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1]自那以后,魏晋风度便作为一个特有名词为后人所追捧。魏晋风度所讲为魏晋时代名士,并不以某个人为代表,而是一种时代精神,反应一种时代共性。魏晋时代是一个乱世,这段历史已年代久远,但名士精神让后人铭记。
魏晋名士以独特的姿态屹立于历史长河之中。他们以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带动为社会风尚,从古至今无数的追随者让人们记住这一历史,记住这个时代风尚,魏晋是名士风流的年代。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文学艺术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南北不同的精神面貌.老百姓深受社会动乱之苦,在思想意识方面,儒学失去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玄学开始出现,玄学清谈之风的大兴,使不少文人儒学之士放迹山林,希望在山中领略玄趣。这些归隐的儒学之士,形成了相当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风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避世的儒学之士,不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动荡,替代之以自我为中心,它反映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精神的提升,自在生活的接纳。在“竹林七贤”的“林下风气”的影响下,成为了魏晋时期的主流审美品藻。由魏晋的独特历史形成的魏晋独特的人物品格,以致影响到社会的审美风尚形成的名士风采由此展开,并流传千古。例如《饮中八仙图》,李白等八位仙人同长安生活于长安,有着相似的品性,趣味相投因此结交。边饮酒边作诗,颇有仙风道骨,似当初竹林七贤的风流之态。张大千于1939年所作的《竹溪六逸图》,同样向世人展示的是魏晋名流文化。 1.3 何为“七贤”?
“七贤”之名,最早出现在东晋孙盛所做的《魏氏春秋》里,指的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个人,因为这七人曾经一块儿在河内山阳(今河南修武)居住游览、饮酒谈乐,因此就得到“七贤”之号。“竹林”二字,是因为《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关于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记载。[2]“竹林七贤”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上很有特色的文人团体。他们生在玄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又经历了魏晋之际改朝换代的动荡,其文学创作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七贤除了从事文学之类的创作外,更融身玄学的大潮中,促进了玄学的发展。“竹林七贤”七人性情各不相同,经历、思想与行为方式也各有差别。七贤的林下游主要在正始中期至正始十年。刘勰《文心雕龙》评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仙心”中显露“飘忽俊佚,言无端涯”的风格,从中可以此窥探魏晋名士的气度与风采,和对后世深远的影响。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名士的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七人已被反复记载刻画,从砖画和画作中可以看出诸如此类记载,现在提起“竹林七贤”不仅被大多数人所熟知。并同样的给予了我们的邻国以影响,黑泽明电影《七武士》就是以其七人为原型。
2 发展历程
魏晋时代承接汉代,西汉末期群雄争霸新生势力与旧势力纠缠,进入三国时代后晋一统国家,虽出现太康之治的局面,但十几年之后由于门阀统治集团的政治腐化与权力斗争,又爆发了“八王之乱”,东晋以来先后十六个朝代统治中原,被称为十六国。经过这大乱,战争深深摧残着社会百姓,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同样唐末也有着同魏晋一样的历史背景。唐代自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之后,开始逐渐走向下坡路,安史之乱史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社会的不安不仅仅影响到政治、经济,也同样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变化,也是唐人审美的转折点。唐代素来崇尚“丰腴华贵”之美,“丰腴华贵”的审美风尚也随之没落,取而代之为“魏晋风度”的回归。可见,虽然历史时期不一样,但在同样的动乱之下,人们所追求的确实为相同,还是飘然隐逸的生活。
社会政治经济对艺术所起的影响不容小觑。晚唐的贵族官僚和上层市民在所追求的物质和精神的享乐世界也随着政治经济的没落而崩塌,人们开始在魏晋风尚中寻找迷茫世界中的精神寄托,所以又开始在魏晋名士上寻找现实世界的依托。作为魏晋名士代表“竹林七贤”,有不少画作作他们七人悠悠之态。《秋船清啸图》便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写照还有吴观岱绘《岩亭》等等画作。我们可以看出与唐末大致一样的社会背景下的魏晋审美风尚的回归。
3 唐末回归
3.1 相关人物及作品
在唐朝即将走向它的尽头时,出现了滕昌佑、贯休、孙位等唐末五代的画家。无论是揭露和讽刺之作或是崇尚自然写生之作,他们都体现了在同样社会背景中不同人不同的自我道路的选择。
3.2 《高逸图》-回归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就是描绘竹林七士作品的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于1962年5月在南京西善桥官山北麓东晋墓中发现的。此类砖印壁画在丹阳与西善桥多有发现,可见当时这类题材的广泛流行。荣启期为春秋时代人,大概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想通之处。南朝模印砖画现已发现五处,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所有砖画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提供了可靠而详实的资料,备受美术史界的高度重视。画面表现的是魏晋名流纵酒、放达,“超然尘外”的生活。据文献记载,嵇康“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3]砖画中的嵇康正在抚琴,微微扬头举眉,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神情,给人一种旁若无人之感。阮籍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喜好饮酒,且“嗜酒能啸”。在“七贤”中,有“嵇琴阮啸”之说。这块砖画中的阮籍侧身用口作长啸之状,活现了六朝文人的典型形象和精神气质。画面中的等等八人,共同体现着八个人代表的魏晋风尚。
七贤对魏晋审美风尚影响重大,以致影响到唐末的社会审美。
在唐末孙位的《高逸图》又名《七贤图》中,便可以看到唐末魏晋风度的回归。唐代是中国人物画的繁盛时期,但比较可确信的卷轴画作品流传不多。《高逸图》自北宋以来就历经皇室和名家收藏,极为珍贵。《高逸图》现藏于中国上海博物馆,它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是一副彩色绢本的人物画。《高逸图》为《竹林七贤图》的 残卷。图中仅剩4人。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孙位重画竹林七贤,也是向世人提出自己的心境,号召人们在社会动荡之时依旧能够找到内心的一片净土。《高逸图》描绘了四个“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隐士,描绘他们操琴、赏花、饮酒等清淡、闲适的文人生活。其形象、表情、姿态、服装,都俨然魏晋士族名流的风度,在他们旁边或身后,各有一个侍者侍候。《高逸图》开启了中国五代画法的先河,体现了晚唐人物画所达到的水平。
孙位善于画人物,是唐末重要画家,生活在9世纪后半期,唐僖宗时的宫廷画家,他尤其对西蜀的很多画家,有很大的影响。汤垕《画鉴》曾有“蜀中画山水、人物,皆以孙位为师”一说。他的卷轴画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一件《高逸图》。其人物画法继承东晋顾恺之的传统,同时吸收了南朝梁张僧繇笔法,形成刚柔相济、调畅自如的个性风格。画家以娴熟的技巧传写出人物的不同形貌特征,细腻地刻画出各自的精神气质,传达出“竹林七贤”所反映的魏晋文士旷达、洒脱、放浪、傲慢的风度。
4 《高逸图》对后世的影响
无论阮籍长啸表达悲愤之情。还是王戎温和自在的性情;还是向秀的《思旧赋》中记录七贤的故事。他们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有可以安身立命的选择,隐逸是他们对于人生的选择,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态度,对我国的思想文化,甚至国人的心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从汉末还是唐末,以至后面的岁月中,它所起到的典范作用不容小觑,在人们的骨血里至今羡慕着规避山林隐居的人们,像极了魏晋的名流。外面的混乱已无法改变,然而深处自然却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与身体的慰藉。生命与自然的艺术相融,在潇洒风流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深的忧虑。竹林七士只是那个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虽然令人羡慕但是很难复制,因为时代的变迁人们更难脱离大社会的环境,虽然无法复制但是并不代表这种精神无法流传。
风流不会从此绝技。事实上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此后的历史王朝的更替总是有着相同点。朝代的兴起于衰落,特别在衰落之时。总是提醒我们魏晋风流的存在。总有另一种人在过着另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魏晋的名士造就了一次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唯美时期”。《高逸图》就是魏晋风流回归最好的证明。后世人之所以能记住竹林风韵。不止是这些现存的砖画、名画、历史文献资料记载,更是一种情怀。
5 结语
“隐”是与现实生活对立的一种生活取向,是表现“士”的精神的一种行为。“隐”也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和政治理想,既是一种修身和自我完善,又是一种韬晦和等待时机,“隐居以求其志”。人们素来对隐逸怀有尊崇、敬佩的情怀,这种高逸情操与他们生活的品位关联,衍生出独有的文化符号,但看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参考文献:
[1]申祖胜.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5-1:13.
[2]陈圣宇.竹林七贤若干问题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4:27.
[3]罗晋文.网络亚文化——魏晋风度的谜米.青春岁月,2011:1.
[4]葛路.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5]马良怀,魏晋风流.华中師范大学出版社.
[6]金维诺.中国美术史——魏晋至隋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刘强.魏晋风流十讲.中国青年出版社.
[8]陈圣宇.竹林七贤若干问题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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