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方言》语言学研究方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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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方言》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方言词汇著作，它词汇丰富、类型全面，对西汉时期不同地区的方言在构词形式和词义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在当时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方言》的成功离不开扬雄在采集方言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其中有些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语言学家不谋而合。结合当今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分别从共时与历时、田野调查、分类编次三个方面，重析《方言》中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以期对我国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扬雄;《方言》;语言学;研究方法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9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汉赋四大家之一。他是精通哲学、文学、天文学、语言学的复合型学者。扬雄的五世祖扬季曾官至庐江太守，后因避祸迁居至蜀地，世代以农桑为业，从扬季到扬雄五代单传。《汉书·扬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闻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顾尝好辞赋。”[1]（P1062）幼时的扬雄虽因口吃不能畅谈，却也助其养成了勤学好思的良好习惯，他所取得的很多成就也与此有关。
《方言》全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词汇集。《方言》原为十五卷，收录九千余字，现存《方言》十三卷，669个条目，收录一万一千九百多字。关于《方言》是否系扬雄所作，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热点。《方言》曾遭到宋代洪迈等人的怀疑，谓其“必为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洪迈的质疑也不无道理，因为扬雄作《方言》一事在《汉书·扬雄传》与《汉书·艺文志》中均无记载。洪迈的观点也受到后代学者的辩驳，戴震、钱绎、卢文弨、王先谦等学者都力证《方言》为扬雄所作[2]（P8）。现今流传的《方言》共有十三卷，其中第一、二、三、六、七、十卷释语词;第四卷释衣服;第五卷释农具、家具、器皿等;第八卷释动物;第九卷释车、船、兵器等;第十一卷释昆虫;十二、十三卷释各类词。
从世界语言学历史上看，《方言》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具有开创性意义。扬雄对方言的研究大大早于古印度、古希腊和古阿拉伯人。《方言》不仅整理记录了大量方言词汇，为后世的方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方言材料，它还调查研究了汉代方言词汇在地理分布和时间先后上的变化，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共时与历时研究方法
“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这一现代语言学理论是在上个世纪由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正式提出来的，难能可贵的是，成书于一千九百多年前的《方言》就已经具有了这种意识。
（一）共时语言学研究法
索绪尔曾对共时语言学有明确界定：“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3]（P148）在现代语言学中，“共时语言学的目的是要确立任何特异共时系统的基本原则，任何语言状态的构成因素”[3]（P151）。《方言》的共时语言学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方言》中所涉及到的地域，囊括了黄河与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方言》在释词的同时，还详细记录了不同地域的具体称谓，描写了词汇使用的地域差异。《方言》共十三卷，前详后略，除去第十二卷，其余每一卷都有对方言地域分布的详细记载。据统计，《方言》中有地域记录的共计330条，其中在地域记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地域比较的有250条。如第一卷第21条：
硕、沈、巨、濯、吁、敦、夏、于，大也。齐宋之间曰巨，曰硕。凡物盛多谓之寇。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夥。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人语而过谓之焖，或曰佥。东齐谓之剑，或谓之弩。弩犹怒也。陈郑之间曰敦，荆吴扬瓯之郊曰濯，中齐西楚之间曰吁。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郑之间谓之暇。郴，齐语也。于，通词也。[2]（P67）
再如第二卷第8条：
私、策、纤、帉、劚、杪，小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梁益之间，凡物小者谓之私;小或曰纤，缯帛之细者谓之纤。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绫，秦晋曰靡。凡草生而初达谓之帉。劚，年小也。木细枝谓之杪，江淮陈楚之内谓之篾，青齐兖冀之间谓之呉，燕之北鄙朝鮮洌水之间谓之策。故传曰：慈母之怒子也，虽折呉笞之，其惠存焉。[2]（P117-118）
华学诚（2006）指出：“《方言》的共时语言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言已描写出各个词语的具体地理分布，读者可以据之了解汉代方言的地理区划轮廓;二是可以凭借方言探寻当时方言与通语的远近关系，并进而确定西汉通语的基础方言;三是方言记录的词语，包括行文中所使用的词语，都是研究汉代词汇系统的第一手资料。”[2]（P4）共时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系统在某一时期或某个时间区间下的状态，注重从静态、横向的维度来研究语言。在这一点上，扬雄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研究理念不谋而合，他所使用的共时语言学研究方法向后人展示了西汉时期不同地域的方言使用情况，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共时语言学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历时语言学研究法
与共时语言学恰好相反，历时语言学是“研究各项不是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3]（P148）扬雄在《方言》中的历时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古今历史纵向比较研究，扬雄通过对“古语”与“今语”加以比较，来分析方言的历时变化。在《方言》中，能体现古今变化的训释共有3条。如第一卷第12条：
敦、丰、厖、、怃、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厖，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或曰怃。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2]（P36） 再如第一卷第13条：
假、、怀、摧、詹、戾、艐，至也。邠唐冀兖之间曰假，或曰。齐楚之会郊或曰怀。摧、詹、戾，楚语也。艐，宋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2]（P44）
在这两条的后半部分，扬雄分别用“今或同”“今则或同”说明这些方言用词以前可能在不同的区域有很大的差异，如今可能已经变得一样了。在扬雄看来，以往不同地区的方言已经变成了“现今”大汉王朝的“通语”，这正是《方言》中历时研究方法的体现。
此外，《方言》一书是否收录的只是汉代时期的方言，目前尚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方言》中收录了很多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方言词汇，并按条目内容将其汇集在一起。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这种使用纵向维度来研究语言的方法，正是历时语言学所注重的。就此而言，《方言》的历时语言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扬雄在《方言》中所作的历时分析，它为后人作历时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也为当代语言学纵向历时比较研究法的创立和应用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田野调查方法
刘君慧等（1992）《扬雄方言研究》指出：“《方言》的作者采取和现代语言工作者野外调查若何符节的方法。”[4]（P7）可以说，田野调查法是当今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王远新（2007）在《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中，将田野调查法分为以下几种：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下面，我们就结合《方言》的创作实际，来探讨扬雄是如何运用这些田野调查方法的。
（一）文献法
文献法是指在“在开展实地调查之前，需要充分收集和掌握各种文献资料，这种方法一般称做文献法。”[5]（P10）当代语言学研究收集的文献资料通常包括地方志、语言志或方言志、各类统计年鉴中的相关资料和统计数据、有关研究论著等。这种方法可以让作者“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也是语言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尽管西汉时期语言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但在扬雄所作的《方言》中仍可窥见文献法的踪迹。
相传从西周王朝起，就开始了方言的采集，后来因种种原因而中断，西汉时又重新启动这一工作。起初，扬雄是响应朝廷号召去民间收集方言俗语的，他收集方言的目的是：“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6]（P708）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提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4]（P29）此外，西晋常璩《华阳国志》亦有记载：“以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6]（P705）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扬雄为收集、整理方言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参考了老师严君平及林闾翁孺提供的周、秦时代的遗存材料，还披阅了大量的国家藏书。其中，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是他撰写《方言》的重要参考文献。
《方言》对《尔雅》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编撰体例的模仿，即对所收集文献内容按功能属性进行分类编排;二是对编撰方式的吸收，即以一个通行词解释一词或多词。《尔雅》原有三卷二十篇，今存十九篇，按内容分为两大部分：“《释诂》、《释言》、《释训》三篇为普通语词部分，对古代的普通词语作语文上的解释;……后十六篇为百科名词部分，对古代的专科词目作通俗的解说。” [7]（P1）《方言》在体例上仿效《尔雅》，在释词上与《尔雅》也多有相似之处。《尔雅》中《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共575条训释均采用通释方式。如《释诂》篇第5条：“迄、臻、极、到、赴、来、吊、艐、格、戾、怀、摧、詹，至也。”[7]（P7）再如，《释言》篇第40条：“媵、将，送也。”[7]（P104）《方言》中采用通释方式的有529条，占669个条目的79%。如第三卷第13条“逞、晓、恔、苦，快也。”[2]（P207）第七卷第29条：“攍、膂、贺、缫，儋也。”[2]（530）
（二）观察法与访谈法
王远新说：“观察法是社会语言学调查特别是语言变异调查常用的获取语料的重要方法。不过，在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过程中，观察法常常会被穿插在各类访谈和走村串户式的入户调查过程中使用。”[5]（P18）《方言》之所以能成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是与扬雄本人投入大量个人精力调查、收集语料分不开的。
扬雄在《太玄》中談到：“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故不惧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其可损益与？”“离乎情者，必著乎伪。离乎伪者，必著乎情。”[4]（P7）正是依靠这种研究态度，扬雄“常把三寸弱翰，赉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2]（P1037）在调查方言时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前后花费了27年之久才初步完成语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此外，《西京杂记》中也记载了扬雄通过访谈的方法收集方言，“杨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8]（P16）可以说，书中的669条方言大都是扬雄亲自调查得来的，至于到底是通过观察得来的还是访谈得来的，因年代久远就不得而知了。
三、分类编次方法
《方言》在编撰体例上，大致是效仿《尔雅》的体例，采取分类编次的方法。每条先列一些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词来解释。《方言》的十三卷中，都是按照事物功能属性进行分类编排的。其中，有6卷解释语词，2卷解释各类词，5卷分类解释各种名物。《方言》所收录的语言材料大体可分为六类，这其中的每一类都是一种语言现象。
第一类是“通语”，或称“通名”“凡语”等。这一类的术语是指不受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语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用“通语”释词是《方言》的基本方法。《方言》中的通语数量庞大，其中明确标注为“通语”的训释就有21条。如第一卷第3条：“娥、泽，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泽，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2]（P13）再如同卷第14条：“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2]（P47） 第二类是“某地或数地之间通语”。《方言》在解释词语、名物时，往往会说明这一称谓出现在哪一地域或哪几个地域之间，此类通语有12条。如第二卷第6条：“魏、笙、揪、掺，细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细而有容谓之魏，或曰徥。凡细貌谓之笙，敛物而细谓之揪，或曰掺。”[2]（P109）再如第八卷第10条：“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飞鼠，或谓之老鼠，或谓之蔷鼠。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北燕谓之蟙鏰。”[2]（P559）
第三类是“某地语”，是指个别地区的方言，文中一般用故国名称指代具体地区。如第二卷第3条：“娃、嫷、窕、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南楚之外曰嫷，宋卫晋郑之间曰艳，陈楚周南之间曰窕。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故吴有馆娃之宫，秦有窥娥之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2]（P100）
第四类是“古今语”或“古雅语别称”。 在《方言》里有2个词条被明确标注为古今语，分别为第一卷第12条和第13条，前文已经引用，此处不赘。
第五类是“转语”或“语之转”。《方言》中明确标注为“转语”的有5条。如第三卷第49条：“谍、铤、澌，尽也。南楚凡物尽生者曰谍生。物空尽者曰铤;铤，赐也。连此谍斯皆尽也。铤，空也，语之转也。”[2]（P256）
第六类是代语，即当时已经消失的古代词[9][P149]。书中明确标示的“代语”只有1条，在第十卷第39条：“悈鳃、乾都、耇、革，老也。皆南楚江湘之间代语也。” [2]（P696）
《方言》语言分类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方言词语纷繁复杂的现象，也是当代语言学研究所要重点探究的课题。
西方语言学者普遍持有一个观点，认为现代语言学研究建立于十九世纪初，却称中国古代的传统语言学为“语文学”，即所谓的“科学前”的语言学。当代语言学家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也秉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在“五四”之前所进行的语言研究都是属于“语文学”范畴。不过，王力先生虽然认为我国两千多年的语言学研究始终没有脱离“语文学”的研究范畴，但他也同时肯定：“扬雄的《方言》‘是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声训‘已经超出了语文学的范围，而进入了语言学的范围’。”[10]（P97）王力先生的这一评价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方言》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比较词汇集，作者扬雄已经使用了近当代语言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共时语言学研究法、历时语言学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分类编次法等。他并没有仅仅拘泥于“语文学”的文献考证和训诂探究（当然这也是必要的），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语言材料本身、语言变化本身。同时，扬雄还继承发展了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的田野调查法，以一己之力坚持调研27年。毋庸讳言，扬雄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与时代局限性。尽管《方言》词料丰富、类型多样，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不同区域的人能相互沟通交流，帮助居住在高堂的帝王了解风俗民情。因此，扬雄的语言学研究尚未上升到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不过，作为一位有创造性的语言学家，扬雄所创立的这些研究方法，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到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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