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对儒家之“德”的秉承、 践履及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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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以凤比德”，凤凰被赋予了仁、义、礼、信等儒家之“德”所包含的德目。伴随着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凤凰之“德”与人间的“德”之具备或“德”之需求间发生了密切地感应与互动，主要体现在帝王、文人、百姓这三个层面，其践履方式表现为以“德”为核心，围绕着天命与王权、文人的政治理想、百姓的美好生活需求，分别以正史、诗歌、民间传说的不同形式以及体现出社会等级差异性的内容展开。对凤凰的神化与人格化是凤凰之“德”能在人间践履的根本因素。凤凰秉“德”反映了儒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凤凰之“德”是秉承儒家思想的一个政治范畴。
　　 关键词：凤凰;德;践履;意义
　　凤凰禀赋儒家之德的思想观念完成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流行“以凤比德”，凤凰被赋予了仁、义、礼、信等德目。“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论语·微子》）这句千古一问，即揭示了凤凰与德之间的密切联系，它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凤凰有“德”;其二，以“德”为纽带，凤凰与人间有着神奇的感应与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凤凰之“德”对于人间政治或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作用力。那么，凤凰之“德”从何而来？凤凰之“德”在官方与民间分别有怎样的作用方式？保障凤凰之“德”在人间践履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凤凰之“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
　　一、凤凰之“德”从何而来
　　1.“德”的内涵
　　商代“德”的观念已经出现。晁福林先生认为，甲骨卜辞中的“德”更多的是“得”之意，是指由于神意指点迷津而获“得”。① 李泽厚先生认为：“‘德’似乎首先是一套行为，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为，主要是与以氏族部落首领为表率的祭祀、出征等重大政治行为。”②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③ “德”开始只是作为天地的品格、自然之性，为人们所效仿;后来逐渐跃升为政治范畴，成为对“王者”的特殊要求;最后才成为后世广泛使用的伦理范畴。④
　　可见，“德”的内涵比较复杂，其形成经历了长时期的积淀、演变过程，早期是关乎神意、政治、权力、权威、最高首领身份等因素的政治范畴，到周代又延伸到伦理范畴。
　　2. 凤凰与儒家之“德”关系的构建
　　其一，德源于天。看两则周代青铜器铭文。《史墙盘》：“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上下，迨受万邦。”道出了“德”之本源在天，并强调上帝降德的同时也送给文王能够辅佐他的重臣，因此他才能匍有四方。《班簋》：“彝昧天令，故亡，允哉显，惟敬德，亡逌违。”记述了毛公讨伐东域凯旋一事，并认为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是敬德，勿违天命。这两篇铭文中非常明确地表明“德”乃天之所降，“敬德”即意味着尊崇天命，可以得到天之护佑;不“敬德”即是违抗天命，会遭到灭亡。“德”不仅是周取代商的重要依据，也是周人历代相传的“保命符”，“德”逐渐与君臣融为一体。⑤
　　其二，天命、德、王权。《尚书·咸有一德》：“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左传·僖公五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显然，“德”成了人们能否回应“天命”的关键，这是殷商时期人们所普遍抱持的“天命”观中所根本不具有的精神质素。“以德配天”的出现，表達的是伦理政治的终极关怀，重新规范了人与天之间的基本秩序，“德”开始意味着人对“天命”的感领和回应，人的积极而主动的精神追求得以强调。有“德”者，能够深刻感领并成功地回应“天命”者也。“以德配天”在周人的思想中，虽含有个体道德修养的意味，但主要是着眼于政治意义，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⑥
　　其三，以凤比德。先秦时代，大量“鸟兽草木之名”进入时人日常语汇，形成“比兴”之习。自然对象、现象成为社会民众自我言说最便当的语言材料;成为人们描述自我、表达自我、相互理解不可或缺的参照;成为人类经验、知识、情感与智慧的重要源泉。自然界已全面融入人类现实生活各领域，这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它说明时人在天人之际已然建立起普遍、稳定、深刻、细致的精神性联系。⑦ 儒家“比德” 观代表了时人道德德性意识的自觉，其目的是要对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品格做出评价，促进良好德性塑造。在此意义上，“比德”当从属于中华早期主体伦理德性的自我塑造，它首先是一种伦理观念、道德建构事业，其次才表现为一种审美现象。⑧
　　《山海经·南山经》云：“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山海经·海内经》又云：“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表示凤凰身上不同部位的毛羽代表德或各种德目，凤凰俨然成为“德”的化身，被赋予了人类的伦理情感。凤凰秉德是西周时期大的文化背景使然，在“以德配天”神权政治学说与道德政治的文化大背景下，在先秦“比习”之风的兴盛中，与政权密切联系的神鸟凤凰也被配上了“德”的神性光环。
　　其四，凤凰串联起天命、德、王权。商代甲骨卜辞记载：“于帝史凤，二犬。”⑨ 《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为凤凰的原型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三则史料，传递、延伸出的主要信息有：凤鸟与上帝的关系密切，帮上帝向人间传递信息;凤鸟奉上帝之命，遗卵人间，诞生商族;也意味着商王朝的崛起是上帝所赐，上帝护佑着商王朝。
　　再看《国语·周语上》：“周之兴也，鸑鷟（凤鸟之属）鸣于岐山。”凤凰鸣叫，喻示了周族的兴起。凤凰之鸣，显然是受了天命的指使。再配上“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信息：指使凤凰的至上神身份发生了转移，由“帝”转为“天”，凤凰由“帝使”化为“天使”;凤凰传递天命有了辅助条件，那就是君王有“德”。 反之，时局动荡、列国纷争，凤凰则隐而不出。《论语·子罕》：“凤鸟不至……吾已矣夫！” 这是春秋时期孔子身处乱世的哀叹。 　　从周代开始，凤凰将德、天命、王权政治贯串起来。周初政治思想的特征与商代政治思想不同的地方，就是周人特别突出了“天命”和“德”在政治中的作用。⑩ 既然德源于天，那么凤凰的德性也是天之所赋，并应承天命，昭示人间民族兴起、帝王有德。“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创造了凤凰象征天命王权的政治神话，后世则演绎出凤凰衔诏的史事，颇有比附之意。《论语·微子》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方面，因为凤凰是“德”的象征，所以呼唤凤凰来感叹世间“德”之缺失;另一方面，以凤比喻有德的孔子，诘问其为何世间执政者“德”之衰败。
　　二、凤凰之“德”在官方与民间的不同践履方式
　　凤凰之“德”在官方与民间的不同践履方式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 凤凰之“德”与帝王之“德”间的感应与互动
　　在儒家思想里，帝王有德是一种政治需求。德性意识自觉的起点是对天子个人德性之于王朝政治命运的意识，《诗经》中即出现了关于君王理想德性、理想人格的概念，曰“明德”“令德”与“懿德”。11 《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大雅·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凤凰與人间帝王之德之间的感应互动，其导因是有德之君即将兴起，或是帝王治世有“德”，凤凰出现表示预兆或嘉奖，其后的政治背景是“天命”。基于先秦已经形成的这一政治“信仰”，先秦以后直接以凤凰出现来证明帝王有“德”。《白虎通·封禅篇》载：“凤凰者，禽之长也，上有明王太平，乃来居广都之野。”以凤凰作为政治祥瑞出现次数特别多的汉代为例，赵翼《廿二史札记》云：“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东汉则章帝之世。”《太平御览》曰：“昭帝始元三年，凤凰集东海，使祠处……又曰宣帝幸河东之明年春，凤凰集翔……又曰凤凰集上林，乃作凤凰殿以答嘉瑞。”为了回应凤瑞，汉代皇帝还会更改年号，如汉昭帝即位时年号“始元”，后因三年中，凤凰比下东海海西乐乡，于是改年号为“元凤”。汉宣帝有“五凤”的年号，也是为凤凰集而立。
　　看一则汉代的诏书，《赦诏》（神爵二年二月）：乃者正月乙丑，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朕之不德，屡获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12 这里“朕之不德”自然是客套性的谦辞，“德”与“不德”就是皇帝自己的一句话而已，重点在于凤凰出现了，代表着政权的合法性、天命的支持、上天的褒奖。
　　总之，凤凰与帝王之德的感应与互动包含了几个方面：其一，有德之君兴起，会有凤凰出现呈现瑞兆，以示天命;其二，人间帝王施行德政，上天会派凤凰降临，以示嘉许。其三，凤凰承载天命，在上天与人间帝王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起着枢纽作用，而且这种互动关系仅限于良性的，也就是当人间帝王秉承了源于天的德，施行“仁政”“德政”的时候，凤凰才会出现。当然，这是一套对政权有利无弊的政治逻辑，因为凤凰出现的“新闻”，是可以人为制造的。
　　2. 凤凰之“德”与文人之“德”间的“感应与互动”
　　这里将“感应与互动”加上引号，是因为不用出现“有形”的凤凰，凤凰只是作为精神存在，与文人之间的“感应与互动”属于象征性的喻指，及其对文人形成的精神振拔力量与情感抒发。古代以凤凰喻文人，多有德才兼备的赞誉之意。《楚辞》中，屈原喜好高傲地自比鸾凤（鸾为凤凰之属），而把谗佞干进的小人斥之为鸡鹜燕雀。如《涉江》中写道：“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怀沙》中写道：“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屈原自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表明自己既有内在的美德，又有才能，只可惜如同“凤鸟在笯兮”，美德与才能都得不到施展。先秦以凤喻人既是称颂有贤德的人，也是借凤凰表达儒家的人才观、政治观，希望有贤德的人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以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屈原作品中的美政理想充分表明其自身是肩负这样的政治使命感的，他借凤凰赞美自己的德才能识，表达政治理想抱负，反映出强烈的建功立业、强大楚国的儒家治世思想。
　　将凤凰之德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济世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的是杜甫。在杜甫笔下，凤凰是仁爱的化身，是诗人济世理想的体现。大历元年夏初杜甫移居夔州，写下了《壮游》一诗，诗中回顾了自己年轻时的抱负：“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这是杜甫第一次咏凤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求仕愿望。后来，杜甫分别创作了《凤凰台》《朱凤行》两首以凤自喻的诗歌，想象自己就是一只德才兼备的凤凰，希望能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
　　可见，凤凰与文人之间围绕“德”的感应与互动，焦点在于政治理想，在于有济世报国之心。
　　3. 凤凰之“德”与百姓“德”之需求之间的感应与互动
　　在西周及其以前的历史上，“德”是不能轻易许人的，因为“德”是与“天”“天命”“天道”等标志至上性和神圣性的概念紧密相连的。在当时的政治话语谱系中，“德”与“得”是相通的：“得”乃获得政治统治权力，而有“德”就能获得政治统治权力。13 那么有意思的是，与君王、文人（君子）能够自身拥有“德”相比较，百姓与“德”之间是分离的，是“德”的需求者，这种需求不在于拥有“德”，而在于客观上能得到“德”之践行所带来的和平安宁。于是，秉德的凤凰飞来了。
　　凤凰之“德”与人间百姓“德”之需求间的感应互动，其导因是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渴盼有“德”相助。此时，凤凰自身之“德”焕发，主动飞入人间救苦救难。凤凰的出现包含了百姓的祈盼，他们把凤凰视为有德的神鸟，拯救人间疾苦是其社会属性使然。百姓从自身的生存境况出发，以儒家的视角看待凤凰或者说接受了儒家思想赋予凤凰之“德”的观念认识。
　　民间传说14 《百鸟朝凤》里，凤凰能成为百鸟之王，是因为将自己积攒的食物分发给众鸟，帮群鸟度过了饥荒。在鸟类世界中是这样，在人类世界中，凤凰也是代表着真善美，造福众生。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凤凰的神话与传说，凤凰肩负着除暴安良、造福百姓的社会使命，如西藏《神灯》传说，凤凰的眼珠化为神灯，照亮了黑暗的自然世界： 　　 很久以前，天地混沌，一片黑暗。是一只金色的凤凰欲改变此状，它飞到念青唐古拉山一带，将自己的一颗明亮的眼珠抠下来，从空中扔下，正巧被一位神女接住。神女将凤凰的眼珠高高捧起，这眼珠变成了一盏光芒四射的神灯。于是，人们告别了黑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此外，福建潮州《凤凰山》传说中，凤凰帮百姓排涝、除旱、治疗瘟疫……宁夏银川别称凤凰城，传说是凤凰让宁夏变成了“塞上江南”。可以说在百姓心里，凤凰是吉祥鸟，哪里有凤凰，哪里就有幸福和谐。诚如水族民间《凤凰歌》15 中所唱：
　　 它落在，哪座山上， 哪一带，幸福吉祥，凤凰鸟，飞越高山，  山隔山，千里迢迢，  山再高，无法阻挡，  凤凰啊，幸福吉祥，  凤凰鸟，在我心上。
　　百姓有难时，凤凰主动出现，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然后百姓对凤凰感恩戴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凤凰，永久地铭记凤凰。
　　三、凤凰的神化与人格化——凤凰之“德”能在人间践履的根本因素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其强大之处在于，它能构建出既深不可测的神圣信仰又接地气的操作手册”16，与儒家思想结合紧密的凤凰也是神圣与世俗兼具，人们既神化凤凰，让它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赋予它天帝使者的“神使”身份;随后又将它人格化，让它具有人类的道德情感，从而能感应人类的道德情感，发挥相应的作用。
　　如果凤凰不具备神性，就无法传达富有神圣性的天命，无法作为政治祥瑞营造政权的神圣性，从而形成凝聚力。另一方面，人格化后的凤凰秉承儒家之“德”，才能知晓、感应帝王之德。如汉代贾谊《吊屈原赋》：“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这是说凤凰一旦发现人间帝王有盛德，便会降身人间。
　　如果说凤凰的神性被帝王阶层充分所用，那么凤凰的人格化则多体现在文人身上，秉承仁、义、礼、信等德目的凤凰与具备仁、义、礼、信的古代文人在自身修养与政治追求上达到了一致的理想高度。从以凤比德到以凤喻人，似乎是一个顺承的过程，凤、德、人三者间以“德”为纽带，形成了可以互喻的关系。如《诗经·大雅·卷阿》：“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诗的主题言贤士君子来游王所，此以凤皇喻贤士，是说帝王有德，吸引贤士纷纷而来。《尔雅注疏》曰：“梧桐茂，贤士众，地极化，臣竭忠。……凤凰应德鸣相和，百姓怀附兴颂歌。”既然“凤凰（能）应（帝王之）德鸣相和”，被喻为凤凰的贤士自然也是有“德”的。那么，凤与帝王之间是否可以因“德”而形成互喻关系呢？也是有的，如杜牧《雪中抒怀》：“天子号仁圣，任贤如事师。……如日月恒生，若鸾凤葳蕤。”17总体来说，以凤喻人以文人为多，其主导思想在于凤凰的社会属性，凤凰为王权服务，文人为帝王服务，凤凰与文人之间形成了功能属性上的平衡点。由此，凤凰的人格化将文人与帝王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象征化、写意化，增添了虚拟的意象，表达起来可以朦胧、含蓄，也可以激昂、慷慨，根据文人们自身不同境遇时候的胸臆来决定。
　　凤凰之“德”在百姓层面的践履，其神化与人格化都有充分体现，如果没有神性，在自然灾害或黑暗势力面前，凤凰就不可能有帮助人们的资本与力量;如果不具备人格化后的道德情感，面对百姓遭受的苦难与困境，凤凰又怎能闪现扶危济困的人性光辉？凤凰还是百姓的“德”之使者，它以自身禀赋的“德”之使命，感应老百姓的“德”之需求，来践德、履德。
　　四、凤凰之“德”的社会意义
　　凤凰之“德”有何积极的社会意义？总体来说，主要是为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服务。
　　《山海经·南山经》云：“凤凰……见则天下安宁。”同书《西山经》云：“鸾鸟，见则天下安宁。”（鸾鸟为凤凰之属）道出了凤凰存在的意义——为了“天下安宁”。细析起来，凤凰之“德”的社会意义比较复杂，既有官方与民间的区别，又有时代发展的变化。
　　周取代商，將凤凰与天命以“德”为枢纽联系起来，宣扬政权更迭的合法性及其政权的神圣性。此后，在权力的角逐中，凤凰会成为新上台的政治势力营造舆论声势的工具，象征其获得政权是上应天意，下顺民意。如汉代天下一统后，凤瑞大盛，为粉饰太平服务，凤凰成为稳固神权政治的有力工具;三国时期，孙权借用龙凤等符瑞称帝;唐代将凤凰列为大瑞之一，宋代亦视凤凰为首要的祥瑞之一。18 也就是说，在统治阶层，凤凰是辅助政治权力的工具，无论是新的政治权力的上位，还是政治权力的稳定维护中，均借凤凰营造有神的力量与意志参与，以获得政治支持。与此同时，凤凰在皇家礼制、礼仪中逐渐固定下来，成为维护等级、权威的标志符号。如凤冠成为皇后的象征;在宫廷雅乐中，借凤凰美颂盛世和谐。
　　以凤凰为主题的民间传说，大约兴起的比较晚，相比较统治者喜欢以凤凰美饰太平，民间凤凰出场总是在百姓有难的时候，为的是解救众生。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凤凰为社会和平而生，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形式的作用。在统治者阶层，凤凰以标志性、符号性的象征意义为主，重在精神意义，形成政治凝聚力、号召力。凤凰在民间则是具体有所作为，发挥其自身的神性力量，帮助百姓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为百姓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而奉献。因此，凤凰深深烙刻在各民族的心灵深处，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在文人阶层，将凤凰人格化能带来神奇的精神力量，获得自信，张扬自我的德才，追求为社稷苍生服务的政治理想。
　　儒家政治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是几千年来儒家对于人类“美好生活”的自我体认、自觉追求与自主创造的结果。19 《周易·明夷·彖》曰：文王“内文明而外柔顺”。孔颖达疏曰：“内怀文明之德”。《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意思是说，通过人文的教化所形成的文明国家，如同生机盎然的、暖意融融的明媚春天一样美好。《山海经·南山经》云：“凤皇……饮食自然，自歌自舞。”同书《海外西经》：“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此外，《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和《海内经》中也写到 “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自歌自舞的怡然状态，既象征着天下太平，也可以象征和谐社会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五、凤凰之“德”是秉承儒家思想的一个政治范畴
　　凤凰之“德”的践履体现了社会的等级差异性。回顾前文所述凤凰之“德”的践履方式，可以发现凤凰的出场有虚与实的差异。凤凰为“有德”的君王现身，有史料确凿记载时间、地点、当时的情状等，呈现凤凰“真实”降临人间的时空特点。如“周之兴也，鸑鷟（凤凰之属）鸣于岐山”，地点是岐山;时间虽然不是一个精准、固定的具体时候，但是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即周族要勃兴的时候;凤凰的情状是鸣叫。再看上文列举的汉代诏书——《赦诏》（神爵二年二月）：“乃者正月乙丑，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时间、地点了然。按现在的话说，不仅表明凤凰出现过，还有凤凰曾经在场的“痕迹”证明。囿于时代局限，这份“痕迹”证明不是照片，是正史的文字记录。
　　再看凤凰与文人，凤凰多在文人的诗歌里出现，凤凰与文人之间是一种神交，其互通的渠道是象征性的比拟、精神性的喻指、理想化的存在，是虚拟的，凤凰在文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并无现实的在场。文人们的道德文化修养使他们可以尽情地想象，其文化层次与身份也使他们能够成为有“德”的一员，有望成为权力构建中的一份子。
　　民间传说里，凤凰似乎总在百姓不经意的时候出现，给他们带来意外惊喜。不同于正史的寥寥几笔，不同于文人诗歌里的含蓄凝练，传说有故事性，情节丰满，娓娓道来，凤凰如何消除天灾人害，有详尽的描述。百姓与凤凰关系亲密，能与凤凰亲密接触，并得到凤凰的帮助，对比帝王有“德”时凤凰的昙花一现、文人与凤凰的虚拟沟通，百姓才是凤凰的真正拥有者，但反思一下，似乎不那么简单。
　　其一，如果说“德”致凤凰，如《藝文类聚》卷99引《淮南子》曰：“昔者二皇（伏羲、神农），凤至于庭;三代（尧、舜、禹），凤至于门;周室，凤至于泽。德弥粗，所至弥远;德弥精，所至弥近。”那么百姓与“德”是悬远的，也代表着政治、权力是百姓的身份所不能参与与拥有的。
　　其二，在天灾人祸面前，百姓是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是需要被关心、被扶助的对象，此时凤凰飞来以自身所秉之“德”来“践德”“履德”，解决百姓的苦难并赢得百姓的尊崇。
　　其三，如果说，民间许许多多关于凤凰的传说，其创作者是百姓自身，其原因是出于最直接的生存需求，希望有神力与德性的凤凰帮助自己，而凤凰总是直接出场，似乎是斩断了与天命、王权等政治背景的联系，其实不然。凤凰为何飞来？追根溯源，因为凤凰秉“德”，秉承了儒家之“德”，而儒家之“德”在于敬天保民。“天”将“命” 托付于一个新的王朝之后，“天”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民”的动向。如果受“命”王朝努力工作，建立起一个使“民”满意的“礼”治秩序，这便证明它“敬德”，因而可以继续保有“天命”。反之，它将失去“天命”， 即所谓“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20 那么，凤凰飞临百姓面前，其背后依然充满了政治因素，即天命、王权、儒家之“德”等。百姓的思维逻辑，无疑是深受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顺应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总体来说，凤凰之“德”是儒家“德政”的维护与补充。凤凰原本是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一个工具，儒家思想诞生后，对凤凰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充实、改造、完善，凤凰秉德，使原本具有神性的凤凰有了神格与人格的双重特点。在统治者的“德政”宣传中，凤凰是很好的代言或形象使者，它有美的形象，有亲和力，有神性，有美德，有才智，容易打破阶层界限，赢得普世性的尊崇与喜爱。在儒家“德政”力所不及的地方，如百姓遭遇天灾人祸时，凤凰以自身的超能力和背负的道德使命，帮助百姓获得安宁。凤凰之“德”从官方传播到到民间，形成了稳固的信仰与情感。
　　注释：
　　①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②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③ 孙董霞：《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④ 秦维红：《“德”在儒家学说史上的演变及真实内涵》，《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⑤ 王晓玉：《“德”之下移：西周铭文中的“德”》，《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⑥ 赵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⑦ 薛富兴：《先秦中华天人关系的五种形式》，《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⑧11 薛富兴：《先秦“比德 ”观的审美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⑨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225正片。
　　⑩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8页。
　　12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7），中华书局1958年版。
　　13 赵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4 庞进：《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版。
　　15 胡萍：《水族服饰中的吉祥文化》，《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16 邓斌、张伟莉：《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变迁与传承》，《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7 《全唐诗》卷 520，中华书局1960年版。
　　18 吴艳荣：《中国凤凰：从神坛到人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3页。
　　19 马云志：《论儒家政治文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0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6页。
　　作者简介：吴艳荣，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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