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君子之道

作者:未知

  【摘要】本文梳理了儒家的君子观念,指出何为“君子之道”,即要求人具有理想化的人格,坚持社会责任和道义至上,坚持义大于命、公大于私、德大于智。
  【关键词】“君子不器” 儒家 君子之道
  一、儒家经典中的“君子”内涵
  在孔子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统治者和贵族,与平民相区别,虽然也有文献记载了对“君子”道德修养的赞美,但春秋之前,教育是与社会地位挂钩的,少数社会地位高的人才能接受教育,进而关心公德而非私利,因而君子之“德”离不开君子之“位”,没有地位的平民虽然没有社会道德可言,但也不具有道德上的贬义。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大批“有德无位”的人和“有位无德”的人,“君子”一词所指代的对象逐渐从统治者和贵族阶层转变成为“有德者”,而孔子是将君子概念从“位”向“德”转化的关键人物。在孔子看来,政治地位与贵族身份是无关紧要的,能够承载道德理想、践行道德规范的人皆可称为“君子”,与之相对的“小人”不同于春秋之前的“小人”,往往具有道德上的贬义。
  总而言之,“君子”在汉语语境中,从早期的身份地位指称转变成了道德人格指称,从具体阶层身份概念变成了抽象的人格概念,指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儒家在这一思想转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孔子始赋予君子抽象的道德人格意义后,被后世的儒家弟子大力推崇和不断结构,“君子”因而脱离了单独的概念,而成为一套内涵丰富的哲学理论体系。朱承(2017)指出,在儒家学说中,“君子”是在约束意义上造就的,是一种人格理想的信念和“符号”。在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社会中,“君子”是社会共同体中的精英,既能引领社会价值的发展方向,也是共同体成员的道德楷模。
  二、何为“君子之道”
  我们重新回到“君子不器”这句话,以“器”喻人,指那些只求“利”不讲“义”的人,而“君子之道”要求人在追逐“利”必须符合“义”的规范。故而,“君子之道”可以说是“君子不器”的升华,要求人具有理想化的人格,堅持社会责任和道义至上,懂得调和义与命、公与私、德与智。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原点。在诸多人文传统中,儒家文化自成体系,对人的价值系统有着独到的视角和判断。
  (一)义与命:理想化的人格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百余次,总结起来,有两个内涵:一是与道德低劣的小人相对的有德之人;一是与平民、野夫相对的贵族。但历代注疏都更强调君子之德。自孔子始,君子便同圣人、仁者等概念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象征。《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表现出义、命之别,借外力而获得的功利需诉诸于命,而行仁义之事可凭借个人的意志而达成。因此,学以成为君子,养成仁、圣的理想人格是获得首肯的必然。这种价值取向由孔、孟引领,一直延续都宋明时期,儒家弟子从论证到践行,不断深化,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风尚。
  儒家之所以看重仁义,是因为一定的现实原因,社会对不仁不义之事的强烈谴责,人类对社会进步的期望和决心,期望与决心同时寄存在人的自觉向善上,这是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体现。反观今日,人们常将社会弊病诉诸于制度因素,却对自身道德不做要求,当然这也是西学渗入的结果,倡导契约精神,而认为私人道德没有实质的约束力。可是,一味要求制度,人就容易失去为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的主体意识。制度与道德不可偏废,中国历代不乏守节儒者,他们坚持道义自任的精神动力就是儒家的仁义观。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的进步最终还是依赖于人的素养,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其实就是对人性的自我完善,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也就是今天所倡导的人文教育的启蒙。
  (二)公与私:社会责任
  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种处世方式成为儒家弟子在遭遇不同境遇时选择进退时的尺度。但在儒家学说的语境中,“独善其身”并不构成可以选择的选择,而是不得已的选择,一个人的德行不是要疏远社会,而是内在地包含了社会的关怀,同时个人也要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与孔子同时代或后世有不少隐者通过避世来避免个人品行被污染,孔子对其持反对态度,认为“不仕无义”,长幼之节、君臣之义,界不可废,君子人仕是行其义。儒家强调“义”,故参与社会事务并不是沽名钓誉的功利之需,而是身而为人不可避免的责任和担当。到了宋明时期,儒生还是秉承先秦儒者的理念,继续将公私之辨发扬光大,对儒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推崇至极。“宋明儒多以理欲论公私,以为人因蔽于形气私欲,致天理之公不行,故而主张去欲存理”。这种去一己私欲而志存天下的济世情怀,是儒学最重要的精神特质,而这也正是儒家主张“君子不器”的其中一“义”。
  (三)德与智:道义至上
  “君子不器”的“器”,有人将其解释为专业知识、具体技艺,而君主重德,因而从字面理解这句话,就往往表现出重德行而轻知识的倾向,导致一些人以为这就是儒家对知识的基本态度。要厘清这个问题,还需要对知识的分类做具体的分析。如果把知识分为实用技术知识、社会治理知识和文学艺术知识,儒家对三者的态度是不同的。《论语》、《孟子》、《礼记》等都表明了儒家所追求的学问,主要在于治道,而非农业、工业类的实用技术知识。而文学艺术知识直接作用于德行修养和社会教养,向来被儒家所重视。
  传统儒家轻视技术知识似乎司空见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不懂技术的,他们对权力和话语的垄断一般建立在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思想和技术的断层在欧洲近代以前也是常态,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前的技术知识所具有的社会支配力极其薄弱,在技术普遍落后的历史时段,支配社会进程的还是政治活动,因此,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注重社会治理知识及与此相关的思想知识,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其实,儒家不仅轻视技术知识,对社会治理知识和文学艺术知识的态度也是审慎的,所谓“君子不器”的内涵也在此有所显现。知识固然重要,但对君子而言,人格和德行才是第一要义,知识不能置换德行,不能以器用知识成就名望,以知识换取功名,在儒家看来,是舍本逐末的行为,比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自身价值的实现,而自身价值就表现在德行成就上。总而言之,儒家传统坚持道义至上的原则,并据此原则来处理德行和各类知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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