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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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全国图书馆数量增势迅猛，馆员人才队伍迅速壮大，但整体素养不高，专业图书馆人才匮乏。通过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举办馆员短期培训班、派遣人员出国学习、加强国内外学术和业务交流、规范馆员选拔制度等，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对当代图书馆事业的长远发展亦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图书馆;馆员;人才队伍;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G252.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j.cnki.hbkjty.2019.0063
　　 自1915年教育部颁发的《图书馆规程》将图书馆业务人员统称为“馆员”以后， “馆员”这个称谓一直沿用至今。馆员是图书馆的灵魂，在图书馆的建设、运行与管理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图书馆的馆员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关系着图书馆事业的兴衰成败。早在1922年，图书馆学家沈祖荣在《民国十年之图书馆》一文中指出：“欲推广图书馆事业，务须在中国组织建立培养人才之机关，使学生学有所成，可以供图书馆之任用。”[1]1923年，杨昭悊和李燕亭翻译出版有美国佛里特尔的《图书馆员之训练》一书，范源濂评价说：“师其训练馆员之法，乃举办图书馆之先务也。”[2]这都足见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对人才队伍建设的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从现代人才管理与建设的视角来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的馆员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探析民国时期图书馆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民国时期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基本特点
　　
　　1.1 馆员队伍迅速壮大
　　民国时期，在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图书馆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全国图书馆数量迅速增长。1915年《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颁布以后，大部分省、市按照规程要求相继建立起公共图书馆，如四川、贵州、湖南、安徽、福建、热河等。根据1916年教育部的调查结果，全国省市县共建成开放图书馆23个，各省通俗图书馆计237个，另外还有20多个巡回文库和1 000多个公众阅报所[3]。到1925年，据中华图书馆协会发布的第一次调查结果，全国共有图书馆502所[4]。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倡导社会教育，图书馆事业发展更加迅速。1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规定“各省区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市县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以教育行政机关为主管机关”[5]。1928年5月，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有关图书馆的议案有10多个，主要有规定全国图书馆发展步骤大纲、筹建中央图书馆、通令各学校均须设置图书馆等[6]。据统计，从1916 年到 1928 年，全国省市县级图书馆由 23 所增加到 622 所[7]。1936年，据上海《申报年鉴》社联合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调查，全国有各级各类图书馆5 196所，是1925年502所的10倍， 其中单设图书馆1 502所，民众教育馆附设图书馆990所，机关附设图书馆162所，学校附设图书馆2 542所[8]。1937年，国内图书馆受到战争的破坏，总数量迅速减少。据1948年教育部的统计，全国仅有2 702所图书馆，与1936年相比，数量大大减少[9]。
　　伴随着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建立，图书馆从业人员日益增多，馆员队伍也迅速壮大。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主要有56名教育家和图书馆学家参加，协会委员会委员有洪有丰、胡庆生、朱家治、袁同礼、冯陈祖怡、戴志骞等，会员多达三百余人，可见当时图书馆事业生机勃勃，队伍强大。据1931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统计，全国有2 935所图书馆，馆员3 528人[10]。另据1935年许晚成的调查，全国有2 520所图书馆，馆员5 143人，平均每馆约2人[11]。以此判断，1936年全国有5 196所图书馆，至少有馆员1万人以上[8]。
　　1.2 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匮乏
　　我国近代图书馆创立之初，国内没有专业的图书馆学教育，更没有专业的图书馆人才，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匮乏是民国时期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早期著名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有“留美的一代”和“文华的一代”[12]。“留美的一代”基本上都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如沈祖荣、戴志骞、胡庆生、洪有丰、袁同礼等，他们宣扬欧美图书馆学思想，成为民国图书馆事业的领航者和践行者，但毕竟区区几十人，数量有限。“文华的一代”，即指1920年武昌“文华图书科”创办之后培养出来的文华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据统计，从1920年至1953年，文华图书馆学专业共培养本专科等各类毕业生约600余人[13]。1926年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之时仅有学生14人[14]，还有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等，培养的专业毕业生人数都非常有限。到1936年，全国图书馆馆员队伍已达到万人以上，专业图书馆人才所占比例不足十分之一，其匮乏状况可见一般。由于图书馆专业人才的缺乏，大部分非专业人员被吸纳到图书馆馆员队伍，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和中等学校毕业生成为民国时期图书馆馆员的主要来源，缺乏专业的图书馆馆员素养和知识技能[15]。
　　2 民国时期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策略和方法
　　
　　为解决图书馆界“人才与学术两形贫乏”[16]的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和图书馆学专家对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高度重视，不少大学和图书馆都开展了这项工作。其主要策略有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举办馆员短期培训班、派员出国学习、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规范馆员的选拔制度等，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
　　2.1 开办图书馆学专科教育
　　1919年，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词》中讲：“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希望贵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17]，明确了图书馆管理员的教育职能，应该具备图书馆教育的专业知识，可见图书馆的人才培养已势在必行。1920年，韦棣华、沈祖荣等在武昌文华大学创立了图书馆专科，开创了中国图书馆正规专业教育的新篇章，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图书馆职业素养的专业图书馆人才，成就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有名的“文华一代”。1921年，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杜定友开设了图书管理科。1925年，李小缘任职于金陵大学圖书馆，着手筹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系，为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争得了与其他科学相应的地位[18]。同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与东南大学等联合创办图书馆专科，由袁同礼、杜定友等图书馆学家讲授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同年8月，上海国民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系。1929年1月，“训练图书馆专门人才”的议案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获得讨论通过[19]。1930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开设图书馆教育专科;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始招收本专科学生和讲习班学员，开设课程有中西文编目法、图书分类法、图书馆经济学、目录学等20多门课程。1933年8月，“请教育部令大学添设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提案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届年会上获得通过[20]。1936年7月，“中等以上学校增设图书馆课程”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届年会上通过[21]。1937-1949年间，图书馆学人流离失所，但依然坚持开办图书馆学教育，坚持为我国图书馆界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 　　2.2 举办馆员短期培训班
　　为了让更多的图书馆员尤其是基层的图书馆员尽快了解图书馆学新思想新理念，掌握图书管理专业技能，提高馆员职业精神，图书馆专家開办了形式多样的馆员短期培训班，主要有讲习班或讲习会、函授教育两种形式。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应各省要求举办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针对在职馆员举办的图书馆学专业培训班，历时三周，与会人员多达一百余人，“会中聘有图书馆专家担任讲演，并时有名人演说及实地练习……实开吾国图书馆教育发展之一新纪元也”[22]。1923年夏，洪有丰在东南大学开办暑期图书馆学校，为期一个月，参加者逾80人。从1923年至1926年，洪有丰连续4年组织南京东南大学暑期图书馆讲习科，普及图书馆学知识，提高馆员的专业素养。东吴大学、上海商务印书馆、湖北教育厅、江苏社会教育学院、安徽省图书馆、山东民众教育馆等都先后举办过短期图书馆学培训班或设立函授学校。通过梳理陈源蒸、张树华等编著的《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发现，从1920年到1948年期间，图书馆界共举办短期图书馆人才培训班19次之多。 这种短期的非正式的专业教育可以快速的指导学员了解图书馆工作，加强图书馆业务技能和服务精神，是我国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另一重要途径[23]。
　　2.3 派遣图书馆学人出国学习考察
　　1914年，武昌文华大学韦棣华派遣沈祖荣赴美国学习和研究图书馆学，沈氏成为我国留美生研习图书馆学的第一人，开启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留学美国的先例。此后专注于图书馆事业的图书馆学人或通过教会大学推荐，如胡庆生、李小缘、刘国钧等，或通过国立大学资助，如戴志骞、袁同礼、杨昭悊等，或通过其他途径留美学习图书馆学，如冯陈祖怡、王京生、黄星辉等，这批留美学人回国后都成为了“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人物”[24]。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图书馆界第一代留美学人和第二代留美学人多达四十余人[25]。这些留美图书馆学人归国后，秉承全新的图书馆理念和先进的管理服务模式，或担任图书馆界要职，或著书立说，成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中坚力量，取得了非凡的工作业绩和学术成就。
　　另外，北平图书馆设有交换馆员制度，曾多次派人员作为交换馆员出国实习考察。1930年，北平图书馆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商定交换馆员办法，之后每两年内派馆员一人前往服务，借资增进经验而谋彼此互益[26]。1933年，北平图书馆又与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约定交换馆员，派馆员严文郁、蒋复聪到柏林大学图书馆实习[27]。国立中央图书馆成立后，于1937年7月，选派馆员陆华深赴德，实习并考察英法等图书馆事业，直至1940年4月工作完毕回国;1939年8月，又派馆员于震环赴美，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实习，直至1946年8月工作完毕，抵中央图书馆工作[28]。1947年5月-1948年1月，严文郁应美国图书馆协会邀请，赴美参观考察图书馆事业。
　　2.4 加强国内外学术和业务交流
　　民国时期图书馆面对国内馆员整体素养偏低，图书馆观念和专业知识匮乏的实际状况，加强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学术交流成为提高图书馆员整体素质和专业素养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2.4.1 成立图书馆协会，定期举办年会，邀请图书馆学专家发表专业演讲
　　民国时期图书馆加强国内图书馆界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成立图书馆协会，定期举办年会，邀请图书馆学专家发表专业演讲，宣传图书馆建设和管理思想。1925年，以推进图书馆事业为宗旨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明确指出中华图书馆协会负有两条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养成管理图书馆的人才”[29]。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其存续的二十余年间多次召开图书馆年会，邀请图书馆学专家做专业演讲报告。如1929年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与会会员160余人，杨杏佛发表了题为《发展图书馆要素》的演讲[30];1933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二次年会上，杜定友、余庆堂、徐旭等分别作了图书馆学演讲;1936年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的第三次年会上，杜定友、钱存训提交并宣读了图书馆相关论文[31]。地方图书馆协会相继成立后，举办年会，邀请图书馆学者演讲也成了年会惯例。如1931年，无锡图书馆协会举办年会，邀请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庄泽宣博士讲演《阅读问题》[32];1932年，安徽图书馆协会举办年会，延请洪范五先生莅临讲演[33];1933年，上海图书馆协会举行第七届年会，浙江流通图书馆馆长陈独醒作了《今日中国图书馆之五大问题》的演说，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作了《经济恐慌中之图书馆之新趋势》[34]; 1936年，王钟麒在北平图书馆协会年会上演讲《地理材料的收集和整理》[35]; 1936年，李石曾在《博物馆图书馆联合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东西文化与中国国际图书》的演讲[36]。各级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年会的举办和专家演讲加强了图书馆界的业务和学术交流，宣传了图书馆学理论和思想，成为提高图书馆馆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2.4.2 出版图书馆学专业著作、创办图书馆学期刊
　　伴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和图书馆学人研究成果的出现，国内图书馆学专业著作相继出版，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提供了学习范本，如1924年出版的《图书馆利用法》（吕绍虞著）、1926年出版的《图书馆》（杜定友著）、1932年出版的《新中华图书管理法》（杜定友著）、1934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要旨》（刘国钧著）等，这些范本教材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国内图书馆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同时，图书馆学期刊相继创办，如1915年，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创刊;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相继创刊等。据范凡统计，民国时期图书馆界共创办图书馆学期刊113种，分布于全国各地[37]。这些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成为研究和宣传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分享图书馆建设经验、统一图书馆员思想的学术阵地和工作交流平台，在普及和提高图书馆馆员专业素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2.4.3 加强同国际图书馆界的联系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曾多次派代表参加国际图书馆界举办的会议活动，如1925年派遣刘国钧赴美参加美国图书馆协會年会;1929年派遣沈祖荣、胡庆生赴罗马参加第一次国际图书馆与目录学大会等。我国与国际图书馆界的频繁交流，大大开拓了我国图书馆学专家学者的国际视野，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
　　2.5 制定规范的人才选拔制度
　　民国初年近代图书馆建立之初，政府对图书馆馆长及馆员的聘任并没有严格的遴选条件。如1915年的《图书馆规程》并没有对馆长和馆员的任职条件作任何限定，只要求“图书馆长及馆员均于任用时开具履历及任职日期，具备于主管官署，并转报教育部”[17]。
　　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图书馆馆长及馆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对图书馆馆长、部室主任和馆员的任用日趋严格，制定了规范的选拔制度。1917年，浙江公立图书馆颁布了《浙江公立图书馆章程》，首次对馆长任职条件明确规定，“本馆设馆长一人，由省长遴选硕学通儒充任”[38]。1927年颁布的《图书馆条例》将图书馆从业经验和专业学识作为馆长聘任的主要条件，规定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方能聘任，“一、国内外图书专科毕业者;二、在图书馆服务9年以上而有成绩者;三、对图书馆事务有相当学识及经验”[39]。1939年，《修订图书馆章程》颁布，国民政府对馆长的遴选资格做了进一步修订完善。其中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分别对各级图书馆馆长、各部主任和普通馆员的任职条件作了修订，均强调了图书馆学专科学历和从业经验[40]。从任用程序上来看，建立了核准制度，《修正图书馆规程》新增一条，各省、市、县图书馆馆长的录用，必须上报上级主管教育部门核准后才能派充。
　　政府部门关于图书馆人才选拔任职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大大推动了民国时期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这些法规的问世为图书馆运行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41]。
　　3 结语
　　
　　民国时期，图书馆馆员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其从业人员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和素养，因此国内图书馆从建立就特别重视图书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建设策略和方法，如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举办馆员短期培训班、派员出国学习、加强国内外学术和经验交流、规范图书馆人才选拔制度等，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不仅大大提高了民国时期图书馆馆员的专业素质，造就了一批批影响深远的图书馆学人，更奠定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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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Library caus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ha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numbers of libraries and talent teams in the country were increasing rapidly， bu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brarians was not high and the professional talents were short. By carrying ou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holding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 for librarians， sending librarians to study abroad， strengthening academic and business exchanges home and abroad， and standardizing the librarian selection system， a set of relatively complete librarians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is also of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ibrary cause.
　　Keywords：Library; Librarian; Talent Team;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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