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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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出名于民国七年，也就是1918年。这年四月，他写出了小说《狂人日记》，刊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一夜成名，被目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锋。
　　这一年，鲁迅38岁，已经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了6年，在北京独自生活了6年。名气大、高收入都是1918年后的意外之喜，那么未成名之前的小公务员鲁迅（那时还叫周树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1912年，留日归国的鲁迅在绍兴的一个学堂当教员，薪水不高，“不足自养”，工作又很无聊。在好友许寿裳的引荐下，得到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先赴南京，后进北平，在教育部做了一个科长（佥事）。鲁迅任职于教育部三大业务部门之一的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是全新的机构设置，其职责范围既包含整个社会文化工作，又加上自然科学这一部分，对社会的教育可说是囊括殆尽。其下所设三个科室又以第二科直击现代文明的核心——文化、科学、美术，鲁迅具体从事的便是第二科（后改为第一科）的工作。
　　在教育部的工作很闲，鲁迅的同事冀贡泉后来在《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回忆道，“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我们两个并不是闲的，没公事办，有私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德文，他在日本学医，懂德文——笔者注），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据回忆，鲁迅“不着西服革履，冬季只着长棉袍，戴毡帽、提手杖（留日习惯），须发稍长，退而忘理”。李维庆《我的回忆》）他的鞋子只有两种，一是普通布鞋，一是那种胶底帆布鞋，冬夏常年都是如此，从来没有穿过皮鞋之类。”鲁迅自己对人说过，独自一个人过活，生活不妨简单点。后来举家北迁后，小脚夫人到位了，然而鲁迅的“独身”生活没有本质的改观。夫人好意给他做了棉裤，但是鲁迅拒穿。
　　鲁迅刚开始当公务员的时候十分热心，很有大展宏图的志向。1912年，蔡元培号召以美育代宗教，并以教育部的名义开办了“夏期美术讲习会”，热爱美术的鲁迅为此专门撰写了《美术略论》讲稿。自6月21日迄7月17日，基本上是每周演讲一次。可惜听众并不像期待的那样热心，每次只有十来二十人，甚至有一次一个听众也没有。后来蔡元培去职，这个讲习会也就消失了。鲁迅在《日记》中对此非常气愤：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鲁迅还曾上交《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强调保护自然（名曰“保存事业”）：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意见书还强调文物保护：凡著名的建筑，如伽蓝宫殿“所当保存，无令毁坏”，“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瞻游步之所”。为了推进这个主张，鲁迅还曾去先农坛等地考察，希望将这些地方开辟为国家公园。遗憾的是，这些都没能有下文。
　　鲁迅还努力推动京师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并捐赠了一些文物给历史博物馆。这几件工作虽旷日持久，也屡遭变故，但还算有成绩。1912年至1913年，教育部搞国语注音工作，与会者争成一团，鲁迅与朱希祖、许寿裳、马幼渔等几位旧友一道创造了一套注音字母，表决时竟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这套注音字母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
　　1912年冬，鲁迅还被袁世凯接见过一次。在他自己的日记里，只记了这样一句：“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经历了一些挫折后，鲁迅不复初来时的意气风发了。1918年鲁迅给好友许寿裳写信时曾感慨自己的职场生涯是“一别忽已过年，当枯坐牙门中时，怀想弥苦”。这与1912年刚开始做公务员时写下的“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几乎一模一样，6年就这样闲过去了。
　　工作上不如意，倒是让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这6年，鲁迅的业余生活非常忙，比如忙着写信。他1912年5月到京，到当年年底，他给弟弟周作人写了76封信，1913年也写了76封，1914年83封，1915年97封，1916年106封。他弟弟的回信也基本相当。考虑到那个年代的邮递速度和对方回信的周期，鲁迅实在可称得上“写信狂人”了。况且，他也并不只有周作人一个写信对象。
　　第二忙的事是逛市场，总结起来，主要是逛宣武门内的小市和琉璃厂，目标是买书、买纸、搜集碑帖拓片墓志，买山水画册、古钱，等等。鲁迅的薪资，有相当比例都花在了买这些东西上。
　　此外就是与朋友、同事们吃饭、喝茶。在那几年里，鲁迅的社交生活特别频繁，仅1913年一年，他在日记中提到的外出活动就有294次，朋友、同事、同鄉来访有209次，最多的时候一天有5次。他和朋友有时是一起去逛市场，有时候是一起去下馆子喝酒，常下的馆子是广和居，每个月都要去喝三四次，还经常叫外卖送到家。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是许寿裳和齐如山的弟弟齐寿山;钱玄同也一度私交甚笃，他写小说投给《新青年》，就是钱玄同的主意，但后来两人交恶。钱玄同曾评价过鲁迅的性格弱点，一为多疑，二为轻信，三是迁怒。
　　如果不是钱玄同的鼓励，鲁迅可能走不上写小说写杂文的道路。在做公务员的那几年，他的爱好是修订古书，一本《嵇康集》就校了不知道多少遍，还辑录谢承《后汉书》，搜辑《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还有段时间沉醉于读佛经。
　　如果教育部的工作一直这样下去，可能鲁迅就不会成为后来的鲁迅了。1920年，北洋政府愈发动荡，开始拖欠公务员的薪资，很多公务员在外兼职解决生计，鲁迅也到北大兼职讲小说史。随着他连续发表文章，名声越来越大，在教育部无法继续下去，他的公务员生涯慢慢走向了终结。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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