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侣机器人发展的现状与伦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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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智能科技深入发展，伴侣机器人的拟人程度越来越高，很多人购买这种人造人作为自己的伴侣。伴侣机器人的强大功能能够满足人的种种要求，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对伦理发起的挑战：一方面冲击了传统伦理关系，另一方面也和社会道德原则产生很大冲突。面对这把“双刃剑”，人到底该如何对待伴侣机器人？认清它的客体地位才是关键。
　　关键词：人工智能;伴侣机器人;家庭;伦理思考
　　纵观历史，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历程非常短暂。1968年，它在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正式问世，1978年，工业智能技术就已经成熟。自此之后，智能机器人开始走向精细化，逐渐出现在很多社会服务岗位甚至家庭中。随着智能机器人的社会参与度逐渐被提高，它不仅仅在科研技术上备受关注，人们对它的社会影响也开始展开讨论。2004年，“机器人伦理”出现在第一届机器人伦理学国际研讨会上，从此引发热议。
　　1 伴侣机器人应用现状
　　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有关伴侣机器人的研制水平总体差异非常大，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美国和日本。2017年，美国Abyss Creations公司研制出第一款能够和人类产生情感，并且具有体温的智能伴侣机器人。这款机器人一经出世，备受广大群众的关注，它的AI（人工智能）系统Harmony能够不断学习，拥有持续记忆体，在和用户交流中逐渐记住用户的偏好，进而和人类发生真实的情感。不过这款机器人不能行走，目前沟通交流也只能通过手机APP传输。2019年，日本推出一款“妻子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突破了以往的限制，能够直立行走，甚至做家务等等，和真人的相似程度极高。“妻子”也具备人工智能，除了触发关键词之外，还能自发和人简单地交流。目前，伴侣机器人的受众以男性为主，所以大部分研制成熟的机器人都是女性角色，不过也有男性角色的伴侣机器人，例如Abyss Creations研制出的Henry，和Harmony一样具备强大的人工智能。
　　从“洛克茜”到“妻子”，伴侣机器人的拟人程度越来越高，在外貌上逼近人类，具有人类的体态特征和皮肤触感。其在交流中像人一样谈吐自如，和用户很自然地聊天;在动作上逐渐流畅，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在IQ（智商）上，伴侣机器人也加入智能芯片，用户和它在沟通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伴侣机器人的“真实性”。
　　2 伴侣机器人带来的伦理问题
　　伴侣机器人不断模仿人类，在智能芯片的控制下，它像人类一样活动，甚至像人类一样“思考”。世界上也有一些群体，他们将伴侣机器人视为自己真正的家人，例如美国一男子，将伴侣机器人看成他的终身伴侣，并且经常带伴侣机器人出去逛街、游玩。这种看似能够代替真正人类的机器人，是否会引起新一轮人际关系的变革……这些社会现实都将引起我们对它的伦理反思。
　　2.1 对伦理关系的影响
　　家庭伦理关系以缔结婚姻为基础。当下，随着社会飞速发展，女性經济地位也稳步上升，婚姻关系面临着巨大挑战。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结婚率呈下降趋势，2019年的数据已经低于50%。而我国从2013年开始，结婚率也逐年下降。一方面，因为情感、金钱等因素，流传千年的家庭伦理关系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另外一方面，伴侣机器人的发展也对传统家庭结构引起新一轮的冲击。用户在购买伴侣机器人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选择外观，也可以设定伴侣机器人的性格。这样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伴侣机器人的一切设定都恰好符合用户的喜好，和真人相比，这样智能化的伴侣机器人拥有很多独特的优势，能够成为人心中理想的伴侣。
　　社会伦理关系以人的社会属性为基础，社会属性作为人的本质，是人类区别动物的重要标志，人在群居生活中不断演化而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团队协作。人类交往过程中，需要实现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者之间的协调，这样才能既保持个人实现自由解放，又能适应群居生活的条条框框。伴侣机器人的目标客户是那些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存在困难的用户，这些人购买伴侣机器人作为自己的家人，在交往过程中也能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关心和照顾，所以很有可能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中，减少现实中的交往。人类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每个人都必须依存在大集体中，和他人相互交往、交互协作，这样才能维持人的本质。
　　2.2 对道德原则的影响
　　人机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它又会对社会中的传统道德原则产生怎样的冲击呢？这需要我们首先搞清楚传统的道德原则有哪些。王海明教授把社会治理的五大道德原则归结为：公正、平等、人道、自由和异化。平等是公正的终极原则，而自由是最根本的人道，这5种原则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可以成为判断伴侣机器人对社会道德影响的标准。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正义”（在大多数情况下等同于公正）做了详尽的描述。除了分配公正和矫正公正之外，他还提出回报公正，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这种等害关系的交换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将社会制度看成正义的核心内容，他认为解决公正问题，就是解决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问题。机器人最初的设计目标就是代替人类劳动力完成重复又简单的工作，但随着机器人智能化程度逐步加深，它能够代替更多的人类劳动力。目前，社会面临严重的结构化失业问题，很多岗位都被机器人代替。大型机器的生产力远远高于手工工人，资本也利用智能优势进一步加速积累，拉大社会贫富差距。伴侣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尖端代表，拥有快速学习的能力，能够代替人类完成很多技术类工作。而经过调查，我们发现，高阶伴侣机器人的价格昂贵，只有小部分富人群体才能够享受伴侣机器人带来的便利之处。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的社会，伴侣机器人不仅给用户提供拟人服务，还拥有快速收集信息的能力，加快家庭财富累积，这种人造的信息数据鸿沟会影响财富分配，扩大社会两极分化。
　　通过研究以往哲学家对异化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异化就是一种与自身相背离的实现活动，可以分为三类：“被迫异化、自愿异化和不觉异化”。[1]被迫异化是被强制做一些不符合自身意愿的事情。例如，当实际情况和智能算法发生偏差时，伴侣机器人强制用户进行某种行为，这就属于被迫异化。自愿异化是为了便利，自愿放弃自由。例如，当用户和伴侣机器人生活在一起时，为了生活便利，自愿放弃隐私自由，这就属于自愿异化。不觉异化是最悄无声息的一种方式，当用户和伴侣机器人生活在一起，在潜意识中已经放弃自由意志，习惯伴侣机器人为自己做决定。异化是伴侣机器人对道德原则最大的危害，具有严重的负价值，也是自我实现的障碍。如果用户在使用伴侣机器人的过程中，自由意志逐渐消亡，一味信赖算法的决定，这也将危机社会进步，影响人类总体幸福感。 　　3 消解伴侣机器人的伦理问题
　　人类对伴侣机器人的认知存在偏差，目前已经产生很多社会伦理问题。同时，鉴于伴侣机器人的特殊功能，它能够和人亲密接触，成为人生活的一部分，更容易对人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为避免引发更多伦理问题，危及社会稳定，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伦理学家，都应该对伴侣机器人的社会影响引起重视，两者需要找到平衡点。这样一方面可以推动伴侣机器人的稳步发展，另一方面也能保证伴侣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符合伦理原则。
　　3.1 指导原则：阿西莫夫三定律和“善”
　　有关机器人研发的原则，受学术界公认的是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阿西莫夫在《我，机器人》一书中提出机器人学的三大法则：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第三，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2]阿西莫夫在《机器人与帝国》中又增加机器人零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伤害，其他三条定律都是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成立。总而言之，伴侣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应该尽可能为人类提供服务，这是伴侣机器人道德纲领的首要条件。
　　另外，“善”也应该作为解决伴侣机器人伦理问题的指导原则之一。“善”是人类道德总原则，把“善待人类”设立成伴侣机器人的道德价值标准。伴侣机器人通过大数据学会“善待人类”，让人感到幸福。根据王海明在《新伦理学》中的定义，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而幸福就是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从而可能成为最有价值的人。伴侣机器人和人在交互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善”的行为原则，帮助人类完成自我实现。
　　3.2 法律控制：保障伴侣机器人的安全性
　　由香港研究人员设计出的机器人“索菲亚”，在沙特被赋予公民身份，这是首个被赋予法律地位的人造物。这个案例并不能说明智能机器人已经拥有独立的人格，但应该让我们感到警惕，未来非人类物种很有可能和人类一样，享有独立决策的能力，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让伴侣机器人的行为符合法律道德要求。目前，有关机器人道德地位的法律法规比较少，机器人更是缺乏道德管制。欧洲会议发言人曾表示：有必要颁布相关法律，特别针对拥有自主决策权的机器人，将自然人和机器人加以区分。韩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份《机器人道德宪章》，该宪章一方面维护人类利益，说明机器人不得对人类造成危害，另外一方面也保证机器人自身安全。因文化和宗教的差异，人们对伴侣机器人的伦理问题也存在很大差异，但从全球人类共同命运来讲，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有关机器人的法律法规，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道德角度，对伴侣机器人的研发做好控制，防止机器人对人类造成伤害。
　　3.3 人为控制：研发者承担“积极责任”
　　研发者的社会责任感也是消解伴侣机器人伦理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伴侣机器人作为知识密集型产品，虽然拥有一些自主决策的能力，并且在未来这种自主性还会进一步加深，但是追根溯源，伴侣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决策，这是研发者植入相关的算法控制伴侣机器人的行为选择，伴侣机器人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所以，研发者为伴侣机器人的道德判断负责，这就对研发者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要求。拜纳姆罗杰森在《计算机伦理和专业责任》中提出“消极责任”和“积极责任”两个概念。积极责任偏向预防，研发人员在问题出现之前就预测可能出现的后果，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消极责任是主张事后治理，研发人员等出现问题之后，再采取解决措施。[3]研发者在研制伴侣机器人的时候，就应该主动承担积极责任，加强社会责任感，不仅仅考虑社会经济价值，更应该提前预料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及时改进。
　　4 结語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伴侣机器人的出现迎合了很多人的需要，它也对伦理发起巨大挑战。科技的步伐无法停止，唯有加上锁链才能安全前进。针对伴侣机器人对伦理的负面影响，我们要正确认识它的伦理地位，并且制定伴侣机器人的道德行为标准，通过内外部共同作用，努力消解负面影响，致力于人机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 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090.
　　[2] 郭霞.机器人时代的到来[J].机电一体化，2009，15（8）：2.
　　[3] 杜严勇.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及其解决进路[J].哲学动态，2016（9）：99-104.
　　作者简介：骆安安（1995—），女，湖北荆门人，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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