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不以朋党之争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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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中是统治时间最长的，达290年，比明朝长3年，比清朝长12年。唐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其时，由西向东全球并列着四大帝国：西欧的查理曼帝国、东欧的东罗马帝国、中亚的阿拉伯帝国、东亚的唐帝国。正因为唐王朝前期的强盛，在经历八世纪中叶后的安史之乱后，仍旧延續了一个半世纪，直到907年才灰飞烟灭，退出历史舞台。安史之乱后还能存在一个半世纪，除前期打下强盛的基础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批敢于担责的宰相，其中最杰出的就是本文主人公李德裕。李德裕虽然是牛李党争中的李党领军人物，但瑕不掩瑜，其人其事还是值得一说的。
　　李德裕（787—849），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字文饶，出身名门大族，祖父李栖筠是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元老，父亲李吉甫是唐宪宗最倚重的宰相。
　　反对藩镇割据，平定藩镇叛乱
　　晚唐时期，最严峻的政治问题有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李德裕执政的贡献主要在于解决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他在文宗和武宗朝两度入相，居相位七年四个月。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此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到了唐晚期，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至九世纪初，藩镇已达四十多个。天下之势已是方镇强、中央弱，形成“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的局面。藩镇节度使在辖区内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节度使职位往往是父子相继，或为部将承袭，或为士卒自择，即“留后”，根本不听中央命令，俨然独立王国。一些君主想解决这一问题，可收效甚微。李德裕执政，坚决反对藩镇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所以，他任相期间，力主削藩，对不服从中央的藩镇坚决征讨。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秘不发丧，自任节度使。昭义军北接河北三镇，南临东西两京，辖有泽、潞、洺、邢、磁五州三十一县，是战略要地。文宗时，节度使刘从谏已与中央对立，积蓄兵力，不服从中央调遣。刘从谏死，其侄刘稹把持节度使一职企图长期割据此地，中央下令让其护丧南下回东都洛阳，刘稹拒不服从。如何处置刘稹，是对中央政府的严峻考验。而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兵犯天德（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带），已经三年半，战事正酣。面临内外忧患，朝中商讨对策，意见不一。多位宰相认为回鹘犯边还未平息，倘若此时出兵征伐刘稹，恐国力难以支撑，不如同意刘稹权知军事。这实际上是妥协。因是多数宰相的意见，故朝臣中不少官员尤其是谏官随声附和者众多。此时唯有李德裕坚持异议，他说：“刘从谏骄横跋扈，难以掌控，多次上表胁迫朝廷，如今又擅自把兵权交给自己的侄子。朝廷如果再沿袭旧例授予职位，那么天下藩镇谁不想效法他的行为？天子的威严和命令也很难再贯彻执行了！”李德裕分析：刘稹凭借的是河朔的三个藩镇。只要能让成德和魏博两镇不与他合作，那么刘稹就没有什么作为。朝廷派一位能言善辩、有威信的大臣前往成德与魏博两镇，向这两处的节度使王元逵与何弘敬讲明利害关系，重申原定允许他们职位传子孙的规定不变，朝廷讨伐刘稹，你们两镇必须服从中央，派兵攻打泽、潞等州。讨伐时皇上下旨遍告将士，平定刘稹，论功行赏。唐武宗遂决定立即征讨刘稹。
　　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得诏，权衡利弊后一致表示服从中央命令。在李德裕的调度指挥下，次年八月，平定了刘稹割据，朝廷收复昭义镇。平定刘稹割据，显示出李德裕是一个有胆、有识、有谋、有卓越军事指挥艺术和高超战略思想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分化瓦解敌方阵营，把敌人凭借的后援转化为攻击敌人的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首敌。在平刘之际，除回鹘战事仍在进行外，还突然发生了太原杨弁叛乱，朝廷面临三面作战的形势。李德裕在冷静客观分析形势后，毅然决定，先易后难，立即调兵进剿太原。李德裕对唐武宗分析说：杨弁力量弱小，追随作乱的不过1500余人，却错误判断朝廷无余力兼顾他，试图火中取栗，决不可恕，如国力不支，宁舍刘稹，也要取杨弁，否则，后果严重。所谓后果严重，就是指可能发生鲶鱼效应——群起效仿，那时国将不国，再来收拾只怕是水中捞月、竹篮打水。实践证明，李德裕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仅月余杨弁被俘，作乱者尽诛，杨弁之乱乃平。收拾杨弁虽然打乱了原先的部署，拖延了平定刘稹的时间，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发生了积极效应，它让各地藩镇见证了中央政府打击反叛的决心和不可动摇的坚定意志。平定刘稹反叛的同时，回鹘犯边也被击退。至此，历时五年的平乱与抗边战事终告结束。
　　抑制宦官专权
　　反对宦官专权是李德裕的另一重要政治举措。他对宦官的所作所为痛心疾首。李德裕对文宗说：“常令政事皆出于中书（省），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李德裕认为全国军政大权应集中于中央，充分信任宰相，掌握实权，剥夺宦官窃持的权力，则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因此，他不断寻找机会打压宦官干政。
　　会昌二年，李德裕开始削弱枢密使的权力，以往中书省起草的诏令都必须经过枢密使签押才能下达执行，这次中书省起草了关于禁军粮饷的诏令，他命令不要通过枢密使直接下达主管此事的部门，从行政上裁抑宦官权力。枢密使是唐代宗永泰年间设置的，由宦官担任。最初枢密使只是负责承受表章，权力不大。可随着皇帝对宦官的依赖，宦官权力渐增。他们出纳王命，掌控国家机密，直至掌握禁军，而禁军负责拱卫京师，尤其是皇帝的安全，一时宦官权倾朝野。李德裕的做法引起大宦官仇士良的恼怒，他借给皇帝上尊号的机会，造谣说：“宰相李德裕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煽动禁军去政府请愿。然而，此举为李德裕识破，抢先奏上，仇士良阴谋败露，引起唐武宗的厌恶与警惕。在唐武宗支持下，李德裕成功堵塞了宦官利用枢密使一职的干政。此后，李德裕又通过不断的行政改革，打压宦官，防止其干政，终于迫使仇士良不得不于会昌三年六月以老病告退。但仇士良不甘心失败，把自己多年在皇帝面前耍手腕的经验传授给亲近宦官，他说：“不能让天子觉得悠闲，应当不时用奢靡的花样娱乐他的耳目，每日更换新事物，每月增加，使他无暇顾及朝政，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志。一定不要让他读书，与读书人亲近，如果他见到以前各个朝代兴亡的事迹，心中知道忧虑畏惧，那么我们就会被斥逐疏远。”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次年，一位敬重李德裕忠心为国的宦官揭发仇士良所犯罪恶，朝廷在其家中搜出兵器数千件。宦官家中藏兵器，实属居心叵测。武宗下诏削除仇士良一切官爵，家产抄没充公。这也是罪有应得。 　　李德裕寻思从德宗（780—805年在位）以来，将帅出征屡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宦官在军中的权力太大。宦官监军，这伙人根本不懂军事，却仗着权力胡乱指挥，且又怕死，往往把年富力强的骁勇将士作自己的卫队，而将帅没有任何军事主动权，可率军冲锋陷阵的却是他们，如此，这仗怎么打得赢？更有甚者，他們在高处观战，一旦见前方敌军气势压人，就策马先逃，往往导致全军溃败。宦官监军除了皇帝本人觉得安全外，并无丝毫利军利战之处。所以，李德裕在平刘稹、杨弁之乱，以及抵御回鹘、抗击吐蕃侵犯时，都不让宦官任监军，防止他们干预军事指挥。也正是李德裕的坚持，才使得这些战事能够取得胜利。
　　不以党争害政
　　牛李党争持续近半个世纪，对晚唐政局影响不小。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元和三年（808年）四月，政府按惯例举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考试，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抨击时弊，言辞激烈，主考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员外郎韦贯之很是欣赏，将二人录为上第。宰相李吉甫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否定，将两位主考官贬官，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淘汰，从此结下冤仇，由此引发了四五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而李德裕正是李吉甫的儿子，仇就这样结下了。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无疑火上浇油，更加激化了牛李两派的矛盾。李吉甫为相时，为了避嫌，李德裕一直在地方任职。直到李吉甫去世后，李德裕才到中央任职，因为在地方任职时政绩突出，尽显才干，很受皇帝信任，所以，在文、武两朝时出任宰相。有一年，他担任进士科主考官，同任考官的评事李某人是进士科出身。考试结束时，一个考生前来交卷，把试卷交给了李德裕，这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这个考生突然悔悟起来，要回了卷子并对李德裕说：“我交错卷子了，应该交给李评事。”此事惹得李德裕大怒。后人评牛李党争，以此断言李德裕从此以后排斥进士出身的官员，并论断牛李二党分别是庶、士两族利益的代表。实际情况是，李德裕任相时，虽然在用人方面确实提拔、重用了一批与自己政见相同的官员，这其中不乏科举出身的官员，并未以进士出身划线。他提拔官员的一个主要依据是看与自己的政见是否一致，是否有真才实学。晚唐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其实是两个集团在治国理政的政治态度上存在严重分歧。在牛李党争中，李德裕并没有意气用事，凡事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以党争害政，这与牛党形成鲜明对比。这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印证。
　　一是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不同。唐晚期的藩镇割据，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矛盾斗争，这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每位从政者、官员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态度，牛李两党当然不会例外。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对待藩镇割据一以贯之的态度、立场是息事宁人，这无疑是姑息养奸。而李党的态度立场一贯主张坚决打击，反对割据，发现了坚决出兵平定叛乱，决不姑息，保证国家统一。李吉甫做宰相时，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他力排众议，说服唐宪宗出兵平叛，取得了完胜。以后又发生镇海节度使李锜“留后”，李吉甫提出讨伐的计划，在唐宪宗支持下也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李吉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调换了36个镇的节度使，占当时藩镇总数的70%。不让藩镇在一地时间过长，是抑制藩镇坐大的强有力措施。而对李党坚决主张削平藩镇割据，牛党却攻击说：“用兵征发之弊，由吉甫而生。”李德裕任相执政时，如前所述坚持了削除藩镇割据的立场态度。
　　二是李党主张对存在的问题、矛盾强调正视、重视，进而通过改革以解决问题，牛党则主张维持现状。唐太宗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官员最少，办事效率最高的时期。如中央政府一级，全部官员仅640多名，人少，不扯皮，效率高，这也是“贞观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原因。经过了近两百年，唐王朝早已不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上下一心共同进取的唐王朝了，而是机构臃肿，官多吏更多，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各地藩镇对税收随意截留，不缴中央，这很不利于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李吉甫执政，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在他主持下省并州县，裁汰冗员，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李德裕任相时，继续这项改革，又精简冗官1214名，几年下来，财政负担明显减轻。这自然也有利于人民群众减负。而牛党恰恰不赞同，如大中年间（847—859）牛党白敏中（白居易堂弟）执政，立即把李德裕“所减州县官复增三百八十三员”。这明显是唱对台戏，反着来，完全是从朋党小集团意志出发，牺牲国家利益的意气用事，没有了是非。
　　三是李党坚决主张维护边境安全。李德裕不但主持过抵御回纥的扰边，也主持过击退吐蕃的侵扰。
　　四是李党反对佛教。晚唐佛教盛行，兴建寺院，耗去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上有名的“三武毁佛”，其中“一武”就是指唐武宗（另“两武”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积极推动毁佛的正是李德裕。在李德裕推动下，“毁佛”的结果是40多万人还俗，解放了一批劳动力。为了解决还俗僧人的生计，由政府拨出田地交由他们种植，受田者向政府缴纳赋税。
　　不论是维护边境安全还是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牛党都极力反对李党的做法。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过去有一种观点，一谈到朋党之争总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对朋党之争应做具体分析，不可笼而统之。
　　因党争而罹难
　　会昌六年三月唐武宗去世，对武宗有旧怨的皇太叔李忱（唐宪宗的第十三子）继位，是为宣宗，巧的是宣宗是一个科举迷，牛党趁机攻讦，李德裕于是年四月被罢。牛党白敏中任相，罗织李德裕罪名，最终将他贬为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区东）司户。在崖州，一日，他散步走进一座古寺，见墙上挂着十余个葫芦，便对僧人说，这里面装的是药吧？我的脚走路疲软，能否给点药治疗。和尚不知他是李德裕，告诉他：这不是药物，是人的骨灰。昔日李德裕做宰相，流放了不少大臣在这里，后来就死在此地，我怜悯他们，收敛了他们的骨灰装在葫芦里，待他们的子孙来取。李德裕听后怅然若失，在回去的路上心中作痛，于当夜去世。时年62岁。
　　十几年后，唐懿宗路过延资库，见仓库内钱帛堆积，侍臣告知：“昔日宰相李德裕把每年使用剩余的物资都存放于此，以备不时之需。白敏中为相时把他贬到崖州，死在那里。”懿宗下诏给李德裕平反并加赠谥号予以表彰。可见历史老人是公正的！
　　（作者系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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