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与解构：莱辛《屋顶丽人》中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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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屋顶丽人》中讲述了三个男性工人试图通过言语和男性凝视侵犯和规训对面阳台上晒日光浴的女子，却被冷漠无视的故事。在这场凝视与漠视的对峙中，女子使用了“回视”“他者凝视”等策略，最终击溃了三个男人居高临下的男权建构。凝视主体随之改变，权力和欲望开始易主。小说在凝视表象背后所折射的是各种权力冲突和对弈，以及莱辛复杂而矛盾的两性观和阶级观。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建构;解构;凝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5-0025-06
　　200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终于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此前她已多次获得该奖提名。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称莱辛是“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对于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莱辛却不大认同，她认为要确切地概括一位作家及其一大堆五花八门的作品，其实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她和她的作品亦如是。事实上，莱辛的作品不仅仅基于女性经验，也不囿于女性主义主题，她的作品“展现了广博的兴趣，同时又集中体现了种族主义、共产主义、女性主义和神秘主义”[1]184。一直以来，文学评论界较为推崇她的长篇小说，如代表作《金色笔记》。她的短篇小说也丝毫不逊色，主题思想丰富、题材广泛，篇幅虽短，却能极为准确地把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微妙的人物内心感受。《屋顶丽人》就是这样一部佳作。
　　《屋顶丽人》创作于1963年。故事中，三个修葺屋顶的工人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六月午后，在屋顶暂时躲避烈日之际，忽在不远处的烟囱间发现一位“简直一丝不挂”的女子。炎炎赤日下的辛苦劳作因此被打断。他们开始躁动，不停地变换位置“观看”这名女子，向她吹口哨、喊叫，继而是跺脚、谩骂。然而这位女子对这一切置之不理，悠然自得地继续享受着午后阳光。躁动与冷漠、骚扰与拒绝就这样持续着，三个男人倍感羞辱，最终带着极度的无奈与愤怒离开了屋顶。当高温天气结束后，晒日光浴的女子再也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三个男子的主体身份也因此变得摇摇欲坠，几近崩塌。
　　芭芭拉·鲁尼（Barbara Looney）认为《屋顶丽人》中，莱辛阐释了不同角色、不同年龄阶段对男人的女性观的塑形作用。[2]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在《多丽丝·莱辛小说集》序言中评论莱辛在《屋顶丽人》中“坚持认为女性有权对男人说不，女性有权无视男人给予的关注”。[3]11袁荃在其《当汤姆偷窥微笑的美杜莎——多丽丝·莱辛<屋顶丽人>的福科权力理论解读》一文中以福科理论为指引，探讨小说中的目光暴力——“凝视”，她认为小说中“象征女性以身体话语为武器的无声反抗最终转变女性在两性权利关系中的被动他者地位”[4]50。
　　然而，在一个父权制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男性凝视下，她何以敢对男人说不，何以敢无视男人？她的“无声”又为何具有反抗的力量？本文试图探讨凝视所携带的权力和欲望如何运作，又是在何种语境下失效，使三个男人从“主体/我”转换成“对象/他者”，而她在面对他者凝视时，如何反客为主，从而将三个男人虚幻的主体性付于“失明”之中。
　　一、凝视与主体性建构
　　“凝视”，对应英语中的gaze，也可以是theory，它的希腊词原形是theoria，意思是“专注地看、看到”[5]349。显然，这一与视觉有关的行为与知识、真相、真理等紧密相连。古希腊时期，先哲们已开启所谓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到了20世纪，“凝视”这一视觉模式更是进入学术殿堂，成为西方文论和文化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一种携带着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结，以及身份意识的观看方式。
　　《屋顶丽人》正是围绕“凝视”这一视觉模式，展开两性权力之争。作为观看之道，“凝视”也参与小说人物的主体性身份建构。萨特（Jean-Paul Sartre）认为：“我看见的向我走来的那位妇女，在路上走过的那个人，我隔窗听见他唱歌的那个乞丐，对我来说都是些对象，……他人面对我在场的模式之一是对象性。”[6]319这里的“我”是一个有自由行动能力的完整的“主体/我”，因为“我”注视这个世界时，世界万物自在的存在随着我的目光向我聚拢，此时的我是万物的中心，是自己的主人，“我”的存在是自由的、具有主体性质的。小说一开场，三个男人在屋顶上干活，烈日炎炎，他们的工作环境甚是恶劣。但三个男人仍能相互打趣，应该从楼下哪家女人那里弄鸡蛋来，用铅皮屋顶煮熟做午饭。下午两点，他们正在更换的那根排水沟烫得碰都碰不得，他们一起猜测那些在很热的国家里干活的人会怎么办。“他们可能会借防烫的棉手套抓鸡蛋吧！”虽然几乎热晕，他们依然是他们视阈所及的世界的主人。想象中的“楼下哪家女人”，“在通常很热的国家里干活的人”，甚至他们目光所到之处的在屋顶上看报纸的男子，当然还有那个“简直一丝不挂”[2]248的女人，他们都是“对象/他者”，参与建构了三个干活男人的主体身份。此时依然很热，但他们内心深处俨然已有一丝凉意。三个男人的目光开始聚焦于这位简直一丝不挂的女人的身体：“黑头发，晒得发红的结实的脊背，双臂伸开”，“红色围巾”，“红色比基尼裤”，“雪白的肌肤晒得发红”，“两条粉腿”。[2]248在三个男人的目光注视下，这位女子的身體被任意肢解、物化，她作为人的人格被省略和忽视，只剩下肌肤、腿等能指和象征。三个男人企图通过目光雕琢她的身体，掌握她之为她的秘密，成为她的主人。此时，注视不再仅仅是日常感觉，它开始携带权力，对对象实施压制。战争一触即发。 　　此后，三个男人不断地变换位置，“来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远端，偷看那女人”。“他们站在一个凸起的方形小屋顶上，朝下盯着她看”，“他们三个，甚至连哈利在内，在烟囱管帽间爬来爬去，越过短墙，到处找她”[2]249-252，目光所投之处是作为视觉客体的几乎一丝不挂的女人身体。此处“偷看”“盯着看”即所谓“注视”，也即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述“凝视”。福科，20世纪继萨特之后又一位研究“看”的法国哲学家，他认为：“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7]89在他眼中，“凝视”永远是权力化的视觉模式，在“凝视”背后，是一系列权力运行机制。约翰·伯格（John Berger）曾在文章中指出：“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8]47小说中三个男人被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因此沦为对象客体，承受着来自于主体观者的压力。但是，为何男人在看，女人则是被看的对象或“景观”？是谁赋予男人以权力？陈榕认为：“因为在父权社会中，男性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驰骋，女性则被封闭在家庭这个狭小空间。为了生存，女性被迫追寻男性的保护。”[5]357父权社会赋予了男性一系列权力，男性凝视，女性被凝视。
　　另外，男性还被赋予言说的权力，女性则需聆听。传统的权力观认为：“权力一开口，便成为法规，它让它的对象依法行事。权力通过语言，在创造法则的同时，也控制了对象。”[7]52小说中凝视和话语相互纠结，共同施压。一开始，斯坦利便说：“她若不提防着点，会有人告发她的。”第二天，斯坦利又说：“要是她结了婚，她老公不会喜欢她这个样子的”，他甚至嘀咕着想去报告警察。第三天，斯坦利说：“我敢说是她老头子不许她这样干了。”[2]248-251通过男性凝视和话语监督，三个男人将其权力施予这名女子及其身体，对其进行规约和束缚。
　　虽然在炎热的屋顶上从事繁重的劳作，但在这一开放性的空间内，凝视和话语却赋予了三个男人一种身份、一种自我优越感：“我”是丈夫、是家长、是领导者，“我”是拥有菲勒斯（phallus）的人。这一主体性身份使他们瞬间成为目光的发出者、话语的掌控者。他们屡次跺脚警告，斯坦利说：“如果她是我老婆，等着瞧吧！”[2]251然而，她并不是！
　　二、凝视与主体性解构
　　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曾言，身份认同的组成要素之一是他者对主体的评价。单方面的自我评价不足以建构主体身份。个体若活在一个人的世界中，与世隔绝，唯有孤芳自赏。此即拉康所言“镜像凝视”所造就的自恋式认同，基于此而投射出的主体身份实则是一个虚像，是“矫形的整体性形式幻想”。这一虚像一旦脱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脱离了他原本熟悉的话语处境，主体身份将难以界定，甚至支离破碎。主体只有在与“他者”的相遇中，在与“他者”的相互凝视中继续自我身份的建构。
　　三个男人投射出其男性凝视，对面窗前那个正在浇花的“30岁左右、皮肤白皙、金发碧眼”[2]254的普里切特太太甚至和斯坦利逗乐取笑，似乎回之以女性凝视。男人的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也在这一想象的女性凝视中得以形成。然而这一切只是幻觉，是“主体把想象的他者的凝视投射到自我之上，从而造成自我完满性的幻觉效果”[9]37。当想象的他者的凝视消失或省略，男人理想自我的完满形象也将随之受到质疑。最开始，在遭遇三个男人挑逗的目光时，晒太阳的女人回之以“连眼都不抬一下”。第二天，在挑逗的口哨及男性凝视下，终于“她向他们直望过去。太阳正好照着她的眼睛。她眨眨眼，使劲朝这边看，接着又垂下了头”。当他们再次对着她吹起口哨，“她抬眼冷冷地看了看他们，又继续看书”[2]249-250。她这种毫不在乎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三个男人。但是，仅仅只能愤怒而已，最为愤怒的斯坦利也只能对着另外两个男人发泄胸中怒气，骂了句“真是个荡妇”。[2]250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写道：“（对于男人来说，）不动用武力的气愤和反抗，是想象中的一种虚构。而不能在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种严重的挫折。”[10]381小说中，三个男人企图通过目光、话语等一系列挑衅的动作对被观者/女人实施规训，想从她身上获得预期的反应：羞愧、自责或回避（身体的或目光的）。但是在她身上，男人未能获得他者对自我主体的认同评价，男人欲望指向的驯顺的女性也是缺场的。因此，他们严重受挫，继而气急败坏并开始反抗，主体身份岌岌可危，只差最后一根稻草。
　　萨特认为，注视是双向度的，当我注视着他人时，他人也可以反过来注视我，万物因此偏离了我，而向他人靠拢，他人成为世界的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萨特强调的他人注视“不是指别人的目光，不是指看见别人的目光在盯着我，而是说我觉得有某个他人在凝视我，就是说，这个他人的凝视并不一定是一种实际的看，而是存在于主体的想象中的”[9]35。陈榕曾评论：“即使是在他人缺席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因树枝的沙沙声，寂静中的脚步聲，百叶窗的微缝，窗帘的轻微晃
　　动’而体会到他人注视的在场，由‘自为的人’异化成‘为他的存在’”[5]353。小说中最年长的男人哈利也“观看”这位几乎一丝不挂的女人，但总体来说他稳重且自我克制。当“斯坦利挑逗地向她吹口哨”时，哈利说：“只有卑鄙小人对这种低级举动感兴趣。”当“他们又吹口哨又喊叫”时，哈利“好像对他们很恼火似的”。哈利对斯坦利说：“你老婆会怎样？”[2]249一开始，哈利以道德审判者的姿态监视与规训这个小团体里另外两名成员的行为规范。但是这种道德判决力量并非源自他本身的纯粹道德优势，在他的视线背后存在着萨特所谓“他人的注视”，虽然不在场，但却存在。哈利有时也会像斯坦利他们一样以带有情欲色彩的目光“观看”那个女人，他可以是一个“自为的人”，但他的携带权力及欲望纠结的目光被想象中的“他者的注视”给打断了。拉康说，“在意识的层面上，我们只是一味地观看，而且只能从一个方位去观看，殊不知我们总是在被观看，而且在被全方位观看”[11]28，“有一种现在的凝视将我们包围，使我们成为被观看但是没有显示的存在”。[12]72本文认为这种全方位包围着哈利的“他者的注视”即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对于已年届45岁的哈利来说，年龄及阅历使他更易受到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压制并将其带有检查性质的凝视内化，这一主导意识形态的“他者的注视”就这样在视阈之外的某个点注视着原本的“主体/我”，并使“主体/我”异化成“对象/我”，一个“为他的存在”。他开始自我监禁，成为自己的监视者，同时也监视着他人。 　　至此，男性通过凝视建构的主体身份因晒日光浴的女子那“毫不在乎的举动”、因存在于他周围各个方向的“全视”的“他者注视”而自行解构、溃败，他的权力世界分崩离析。
　　三、凝视背后的权力冲突
　　女人目光背后隐藏了什么？她为何沉默？是什么赋予了她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她的目光不再是迎合男人色情凝视的驯顺，以至于她的沉默不再是失语症的表征而是携带着威胁与解构力量的不屑与鄙夷？社会主导价值观又为何物，又是如何规训与惩罚其成员的行为的？
　　国内学者荆兴梅曾就反凝视做过相关论述：“被凝视者以一种反抗的新姿态勇敢面对来自权威意志的凝视，形成一种对抗性凝视，即反凝视。”[13]92“反凝视”一词源于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回视”（the returned gaze）。萨特指出：“现在，黑人将其凝视投注到我们（白人）身上，于是我们原本对他们的凝视被反射回我们自己的眼睛。……这一坚定的，且具有侵蚀性的凝视使我们被彻底看穿。”[14]514小说中，在他们一次次的口哨挑衅下，她曾冷眼看了看他们，随即继续低头看书;当斯坦利朝她尖叫，她因惊吓差点摔倒时，也曾非常气愤地直视着他们;最后，当汤姆爬上她所在的屋顶，跟她近距離面对面时，她更是怒目瞪着他。但在质问了一句“你想干什么”之后，便“在棕色的毯子上躺下，理也不理他”[2]256。此处的“看了看”“直视”“瞪”虽然动作短暂，但目光坚定且极具侵蚀性，腐蚀了三名男子的衣服，穿透了他们的肌肤，直达他们的灵魂。这一目光便是上文所述的“回视”。但是，笔者认为，此“回视”非彼“回视”。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回视”通常是被压迫者投射于压迫者身上，象征被压迫者对压迫的反抗和对平等的诉求。而晒日光浴的女子的“回视”中所携带的并非对来自更高权威压迫的反抗和平等诉求，而是极度的轻蔑与不屑，不屑到她只想保持沉默。
　　斯卡利说：“身体的痛不仅抵抗语言，而且主动地消灭语言，使人马上转向语言之前的状态，回到学会语言之前的声音和嚎叫之中。”[15]124小说中，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在不断地被窥视、被挑衅中，她基本保持沉默。然而，她沉默，不是因为身体痛而去抵抗语言，是因为她拒绝进入象征父权的语言符号系统;她沉默，是因为她不愿也不屑将象征父权的语言符号作为武器去对抗来自父权社会的语言挑衅，因为她知道这是徒劳的，只会将她拉入父权话语系统的圈套，从而被其俘虏。因此，她选择沉默。
　　拉康认为，沉默是个体进入象征界之前的前语言状态，处于母亲占主导地位的镜像阶段。然而，这是一种无缺场的圆满状态，进入象征界后，只有死亡能够让我们重返圆满境界。因此，她的沉默并非是重返想象界，并从想象的母亲那儿获得超越语言的力量。笔者认为，这一力量从本质上来说源于社会主导价值观。“所谓主导价值观，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及其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主导、引领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主导价值观通常是官方（或统治阶级）所倡导和推行的价值观，……首先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16]12小说中，她生活在牛津街，他们来牛津街干活，太阳于她是一种享受，于他们却是折磨。显然，她就是戈代娃夫人（Lady Godiva），是有闲阶层的一员，而他们靠体力谋生。三位男子企图以目光和语言的暴力穿透她，然而他们的目光和话语暴力只限于规约惩罚他们所属阶层的成员，无法触及到高于他们的、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有闲阶层的成员，无论这成员是他还是她。莱辛在采访中说过：“我每天都可以遇到来自不同阶层或集团的人。不同阶层或集团相互不知道对方如何生活，相互不了解。所有不同的集团、阶层都有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严格的不成文的规章制度。”[17]8年纪稍大的哈利显然涉世较深。他适时制止了斯坦利，是因为他已意识到在视阈之外的某个点，为有闲阶层代言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正以“他者”的姿态“注视”着他们，提醒着他们，他们的目光言语暴力已越过阶层禁区，等待他们的将是惩罚。
　　四、结语
　　《屋顶丽人》中，一开始男人凝视，女人被凝视，经历几个回合，女人开始回视。传统社会里，凝视权力始终掌握在男人手中。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发现自己并非总是“被穿透”的弱势群体，她们也可以投射出“反凝视”，瓦解男性的主体身份，同时建构女性主体身份。但仅仅关注男人和女人、凝视和被凝视的关系绝不足以使《屋顶丽人》成为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在这一表象关系背后，莱辛向我们呈现的是关涉阶级之间相互纠缠的各种权力冲突与对弈。小说中的三个男人和女人之间便是如此。21世纪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掌握权力即掌握话语，即使沉默，其威慑力也胜过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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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An Analysis on the Gaze in Doris
　　Lessing’s A Woman on a Roof
　　CHEN  Bei-b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British writer Doris Lessing’s A Woman on a Roof is a story about a sunbathing woman and three male workers， who attempt to assault and discipline the woman with the violation of male language and gaze， but are disregarded. Throughout the confrontation of gaze and disregard， the woman finally smash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descending male identity with her strategies of “returned gaze” and “other’s gaze”. The roles of the gazer and the one being gazed exchange accordingly， so the subject of power and desire changes. Yet， beneath gaze， what the novel reflects are the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of powers， and Lessing’s complicated and
　　contradictory gender perspective and view of class.
　　Key  words： Doris Lessing;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gaze
　　責任编辑    徐    晶
　　收稿日期：2019-07-11
　　作者简介：陈蓓蓓，讲师，硕士，英国诺桑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疾病叙事文学、现当代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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