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织锦纹样陵阳公样的窠环形式流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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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唐代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织锦纹样陵阳公样的窠环形式变迁，不仅是纹样主题演变的结果，也是受众生活状态与思想认知的反映。通过图像倒序分析法，对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和甘肃敦煌等地出土的陵阳公样织锦进行图像考证，并结合唐史，以民族文化、中外文化、南北文化三种文化融合方式为背景，按照年代顺序，对其进行窠环骨架的发展与窠环图案特点的图像信息总结，明确窠环图案的深层文化内涵与大众审美方向，分析唐代受众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两方面与陵阳公样窠环纹样流变的映射关系。
　　关键词： 陵阳公样;窠环;融合;形式特点;映射關系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76.9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02007206
　　引用页码： 021203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0.02.013
　　A study of the Lingyanggongyang ring form in the brocade pattern of the Tang dynasty
　　LIU Chunxiao1， SHAN Xiaoqiu2， ZHANG Yi1
　　（1.Institute of Textile and Apparel，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2.School of Art，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next ring form change of the Lingyanggongyang pattern wa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pattern subjects， but also the reflection of the the audience’s life state and ideological cognition. Through the image reverse analysis method， the textu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Lingyanggongyang patterns earthed from Xinjiang Tulufan， Qinghai， Dulan， Gansu Dunhuang. Meanwhile， in comb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ng three cultures including national culture， cultur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north and south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ringshaped skeleton and the image information of nest ring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nest ring pattern and the public aesthetic direction were obtained. In addition， the mapping 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ates & thinking mode of the public in Tang dynasty and rheology of nest ring pattern of the Lingyanggongyang pattern was analyzed.
　　Key words： Lingyanggongyang pattern; nest ring; integration; formal characteristics; mapping relation
　　“团”即“圆”，“窠”即“穴”，为特定范围的意思。团窠图案的“窠环”是指具有圆形纹样轨迹和特定图案范围的环形纹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十载“窦师纶，字希言……封陵阳公……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1]，可知文献记载的陵阳公样始于初唐时期。田自秉[2]在《中国纹样史》中，将唐代定为动物纹时期向花草纹时期过渡的转折时期，有丰富的历史研究价值。许新国等[3]对都兰、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相同形式图案的唐代织锦按照年代罗列法进行整理，对唐代陵阳公样窠的环骨架与纹样进行了详细描述。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参考，以唐代自信的社会风尚和包容的文化政策为背景，对新疆、甘肃等地出土的唐代织物图形与年代资料进行收集，采用倒序图像分析法，将陵阳公样窠环形式演变过程与社会背景结合分析，可映射出唐代社会受众的状态写照与心之所向。
　　1陵阳公样窠环形式的形成背景
　　追溯陵阳公样窠环形式形成，不可忽略唐代的“大融合”背景。陵阳公样现于初唐，与唐代的文化交流政策、交通及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有不可忽略的联系。本文从民族文化、中外文化和南北文化的交融三个层面，分析其窠环形式的形成过程。
　　1.1兼收各族文化
　　唐代是多民族融合的时期，通过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使唐文化得以丰富和升华。从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开元、天宝之际，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描述中，可见唐代对于别系文化的包容态度。陵阳公样的形成，要追溯至何稠和窦师纶两位推动者身上。首先从《隋书·何稠传》中“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可知，唐代之前皇室所用的极具波斯风格的联珠对兽织锦可能是由何稠仿制的，国内专著中对何稠家族的说法认为其来自中亚何国，属于胡人中的支派[4]，自隋初至唐武德四年间，何稠负责仿制波斯锦的工作，波斯风格联珠窠环便是在此时期兴起的。之后，陵阳公样的创始人窦师纶（生于593年）是改汉姓的鲜卑纥豆陵氏，上文已提到窦师纶所创的瑞锦、宫绫被定义为陵阳公样，而联珠窠环也逐渐由北朝的珠圈连缀形式向多样化珠圈形式靠拢。因此不可否认，在陵阳公样早期联珠窠环的发展阶段，无形中融入了两位推动者所拥有本民族装饰文化的特点。 　　1.2广纳中外文化
　　自汉而起的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直至唐代，丝绸之路通商潮流仍然兴盛。说到陵阳公样带状联珠窠环的形成，不得不说起波斯萨珊王朝。萨珊王朝建于公元226年，公元310—379年沙卜尔二世时期铸造的波斯银币就有带状联珠纹的出现[5]，如图1所示。而联珠纹样在中国的兴盛始于丝路打通之后，因此不难推断，陵阳公样联珠窠环的形成是中外装饰艺术经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融的产物，波斯萨珊式联珠纹对中土联珠装饰纹样的流行起到推动作用。虽然丝绸之路并未真正到达欧洲，但波斯萨珊王朝作为中间枢纽将欧洲流行的蔓草卷曲纹样带入中原，与本土的忍冬纹相结合，出现了卷草纹样，并逐渐窠环化。宗教及其宗教意义图案会也对陵阳公样窠环的流变产生影响，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与本土生长的道教等各流派思想兼收并蓄，佛教图案宝花纹也逐渐流行起来，流行于中晚唐时期陵阳公样的窠环图案中。因此，从联珠环、卷草环、宝花环的相继出现可知，丝绸之路中，中外装饰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对窠环图案元素的演变有重要影响。
　　1.3融合南北文化
　　汉朝末年至隋唐之前，割据势力明显，南北方在长期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中，形成了独立的、对峙的、带有地域性特点的文化，地理与交通条件的落后也限制了文化的流通，对南北文化的交流增加了阻力。隋大业元年至六年，大运河的开凿为后期唐代南北经贸文化交流的加速奠定了交通基础。
　　南北文化在思想上有较大差别。北方学派以儒学为主导，重视名词或事物的概念，以粗犷、直接的方式表达所想，初唐时期尚武之风兴盛，窠环图案以联珠形式环绕动物与狩猎纹样，窠环面积较小，以窠内动物纹为视觉审美中心，直接明了，窠环形象属于陪衬地位，是受众内心需求与向往的写照，鲜少看到南方文化的影子。南方学派多受玄学与道教的影响，注重义解与超然的心境[6]，随着南北文化交融，生动的卷草纹样逐渐融入团窠图案中，不可否认这是受到南方文化中超然态度与生活情趣的影响。在装饰艺术风格中，有“北朴南雅”的南北特色，盛唐前后图像的艺术风格多为雍容壮美，至中晚唐时期，南北文化融合蔚然成风，此时期流行的宝花窠环面积逐渐增大，原本处于纹样主体地位的动物纹样逐渐隐退，宝花窠环风格逐渐向清丽优雅过渡，为宋代团花纹样与“生色花”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陵阳公样窠环形象在窠环面积与窠环主题的变化中，看到南北思想与审美差异逐渐融合的过程。
　　2陵阳公样窠环形式流变的主要特征
　　大量隋唐时期织物皆出土于中国西北地区，其中新疆阿斯塔那与哈喇和卓两墓葬群出土文物多为初唐时期织物，青海都兰热水墓葬群出土织物多为中唐前后织物，晚唐丝织品多出现于法门寺地宫及敦煌藏经洞[7]。以此规律为参照，用分期标杆法，将时间考证较为明确的织物，按时间顺序将窠环纹样流变过程大致分为带状联珠窠环、卷草窠环、宝花窠环三大类，其间出现的组合窠环如双联珠窠环、联珠卷草窠环等皆为窠环图案演变过程中的过渡纹样。本文从窠环骨架和图案特点两方面分析陵阳公样窠环纹样的形式流变规律。
　　2.1窠环骨架的发展
　　唐朝对待外来文化持包容开放的态度，装饰纹样逐渐形成了雍容饱满的图像风格。《唐六典》中对唐代织锦纹样有“独窠”“两窠”“四窠”“小窠”“镜花”等多种排列形式的说法，可以推断其中的“窠”可能包含陵阳公样图像形式，尤其“独窠”“两窠”“四窠”这三种形式与陵阳公样的契合度较高。
　　通过对部分陵阳公样织锦图像的骨架形式与窠径大致尺寸的统计（表1），可大致总结出陵阳公样的窠径大小与窠环骨架之间的规律特点：织锦中的窠环图案窠径越大，窠环单位数量越少，窠环骨架形式多为“独窠”或“两窠”。唐玄宗在位时期曾敕令六品以下“不得著独窠绣绫”，可见窠环骨架形式的数量与窠径大小无形中也成为了阶级性与地位的展现，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人对窠环图案的尊宠。
　　宏观角度下，陵阳公样窠环骨架排列基本为二方连续、四方连续、两窠与独窠四种形式。通过微观视角观察可发现，圆形窠环骨架形态，尤其是通过四方连续排列形式形成的簇四骨架，有着丰富的内容变化。初唐簇四窠环骨架的演变在中国团窠装饰图案发展史中属于转变时期（图2（a）），其中环与环连接的钮逐渐散开[3]，簇四骨架间隔逐渐扩大，为了保持织锦图案的完整性，空隙中逐渐加入的宾花为后期十樣花主体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盛唐至中晚唐时期，是窠环骨架转折的成型时期（图2（b）），极具波斯萨珊风格的骨架排列方式逐渐消失，窠环单位的边缘线逐渐隐去、窠环间隔逐渐扩大，环外的十样花图案逐渐丰满，如图2（c）所示。纵观中国装饰纹样发展史，可见变化后的窠环单位纹样为宋代的缠枝图案骨架和团花图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2窠环图案的特点
　　唐朝的印、染、织、绣工艺竞相发展，装饰图案风格多样，“纬锦”的兴起不同于汉魏六朝时期“经锦”，此类纬线起花技法为织制更复杂的团窠纹样奠定了基础[8]。具有时代特点的流行装饰纹样经过演变，同样也可转化为框架题材，因此对窠环纹样流变过程的研究不可忽略对时代流行纹样的分析。
　　初唐时期较为流行的联珠纹承袭了波斯萨珊式联珠纹的特点，而联珠窠环的轨迹有清晰可见的边缘线来划定窠环区域，经本土化发展，窠环区域中出现了三类联珠窠环种类：环形区域皆为单一联珠圈的图形样式，见表2编号1;水平与垂直方向含有“回”字图案、小联珠图案、连接式花形图案的半组合样式，见表2编号2、3、4;双联珠与联珠夹花两类组合样式，见表2编号5、6。由此可见，单一连珠环中逐渐加入其他纹样进行组合，逐渐向多样化趋势靠拢。初唐后期流行的联珠组合窠环，是陵阳公样窠环形式由联珠主题向卷草主题过渡的组合纹样，其珠圈样式出现了同心圆、小连珠、空心圆等环中环、圈中圈的造型形式，珠圈数量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综上，带状联珠窠环包含了窠环边缘线明确、珠圈图形形式呈多样化趋势与珠圈数量逐渐增多三个特点。 　　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综合中西元素的卷草装饰纹样逐渐兴盛并代替了联珠纹，宏观角度下，特定植物的纹样有转化为组合纹样框架、并在这一框架结构中变化出无数造型的可能[9]。卷草纹是忍冬纹与西方蔓草纹样相结合形成的卷曲边饰纹样，在盛唐前后逐渐改变纹样轨迹应用于陵阳公样的窠环元素中，其整体形式在微观视角下可分为单一卷草窠环与组合卷草窠环两大类。单一卷草窠环形态分为图形简洁的叶状卷草和线条卷曲的茎状卷草两种。都兰热水出土的中窠对鹰锦是典型的叶状卷草窠环形象，如图3（a）所示;同地出土的中窠卷草对鹿锦属于茎状卷草一类，较叶状卷草窠环更为雍容饱满和流行，如图3（b）所示。较为流行的茎状卷草窠环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单位卷草纹样的旋转角度上，如图4所示。围绕圆心的茎状卷草单位纹样旋转角度越小，卷草形象越密集，卷草区域宽度越窄;反之，卷草形象越饱满，卷草区域宽度越大，其夸张卷曲形象逐渐向宝花外形靠拢，可视为宝花窠环的雏形。组合卷草窠环纹样由于受到前期带状联珠纹的影响，窠环边沿线呈现出半有半无的现象，因联珠纹样区域会有明显边沿线框架，与珠圈相连的卷草纹样区域会有一侧紧贴边缘线、一侧外延的现象呈现。综上，卷草窠环边饰纹样的特点是：窠环边缘线逐渐减少并弱化，叶状卷草窠环面积与联珠窠环面积相似，茎状卷草形象由于旋转角度的逐渐变大使得窠环面积更加饱满，窠环外的十样花图案也逐渐丰富起来，整体组合雍容华贵极具大唐装饰纹样的风韵。
　　中唐前后至晚唐时期，宝花纹进入陵阳公样的窠环纹样中并逐渐流行。宝花常被叫做宝相花，但宝花与宝相花的概念界定是有区别的，据文献记载，宝相花首次出现于北宋《营造法式》，故唐代此类形式纹样应称为“宝花”[7]。唐代宝花纹样集佛教中的莲花、唐朝流行的牡丹花，甚至承袭了汉代柿蒂纹形象，形成综合性、想象性图案。陵阳公样宝花窠环分为瓣式窠环与蕾式窠环两类，甘肃省博物馆藏红底瓣窠含绶鸟纹锦中的窠环属于瓣式宝花形象（图5），时间考证大致为中唐之前，花瓣形象程式化特点浓郁[10]，仍然有明显边缘线划定窠环区域。因此可以推断，此类瓣式窠环是宝花窠环中出现时间相对较早的瓣式窠环样式。风格写实的蕾式窠环织物宝花鹿纹锦（图6），图案繁复雍容，是典型的中唐织物，无明显窠环边缘线，但仍然存有圆形纹样轨迹，相较联珠窠环与卷草窠环，宝相窠环区域看似无界，但规律依旧包含其中。其窠环面积逐渐增大，是陵阳公样窠环中宽度、面积相对较大的窠环形象，逐渐走向写实风格。如图7所示，宝花窠环中加入了鸟兽主题，向自由与无界靠拢，渐消雍容华贵气质，显露清丽风格。此后，在窠环轨迹不变的前提下，花卉纹样逐渐成为主流。由此可见，唐代陵阳公样中宝花窠环经演变，逐渐将窠内主体动物纹隐去、融进植物纹样中，使其成为次要地位，使中国装饰纹样演变历史转了个弯，逐步向植物纹样为主的时代过渡。
　　3陵阳公样窠环形式演变的启示
　　陵阳公样的窠环图案由最初承袭的萨珊式联珠环逐渐演变成为本土化的花式窠环，不可忽略对窠环图形元素内涵与受众审美意愿的分析，即何种纹样出现在何时间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推动的，侧面反映出时代受众的生活状态与思维方式，可以此为引导来分析窠环图案演变所具有的时代规律。
　　3.1窠环题材内涵与受众心理状态的映射关系
　　兴盛于初唐时期的典型萨珊式联珠纹，在萨珊王朝的国教袄教中象征着日月星辰，有神圣之光的含义。“圆”是联珠圈最突出特点，而中国受众对“圆”的认知早在屈原的《楚辞·天问》中“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可看出“圜”即圆、“圆”即天，充满着神秘与期盼的色彩，并在唐代赋予了“圆通”“圆满”等佛家精蕴。因此，环中套珠圈的陵阳公样联珠窠环虽然受到了波斯萨珊式联珠纹的推动与引导，但此纹样在中国的演变过程中受到本土受众对生活圆满状态的希冀，加上此时唐朝国力强盛，对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促使其逐渐变为极具本民族特点的窠环流行纹样。
　　流行于盛唐的卷草纹样有“生命”“轮回”“涅槃”等文化意蕴，图形形式也受到了西方卷曲纹样的影响，窠环纹样轨迹由直线到弯曲的转变也是织锦技术逐渐先进的表现[11]，带动了百姓种桑养蚕的产业兴盛。安史之乱后，从浙东“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中，可见唐后期丝绸生产的重心呈现逐渐南移的趋势。而卷草形象不仅代表植物的生长与繁茂，也是受众对安史之乱后重整精神的期待与努力。故相对于联珠窠环的程式化节奏，卷草窠环在节奏感中添加了荡气回肠的味道，是受众在盛唐浪漫激扬社会环境下的情怀抒发。
　　宝花作为佛教题材纹样，在中国可追溯至莲花与柿蒂纹的出现。“寶相”一词在盛唐时期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庄严相”，是典型的组合式宗教纹样。写实型宝花窠环的广泛流行是在中唐前后至晚唐时期，一改盛唐宝花张扬雍容的形态特点，带有精密细致、琳琅满目、井然有序之感[12]，逐渐向具象植物纹样靠拢，其层叠、琳琅的图像特征与中晚唐时期统治阶级耽于享乐、求神迷信的生活状态相关联。因此，宝花窠环题材的演变不仅折射出图像内涵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受众的心理状态。
　　3.2纹样审美意愿与受众思维方式的映射关系
　　社会环境与生活状态会对统治阶级的审美意向产生影响，而审美意像的变化是受众思维方式转变的结果。宏观视角下，唐朝是中国装饰纹样发展史中，由动物纹样为主的时代向植物纹样为主时代过渡的时期，结果的呈现是由窠环纹样元素所占面积决定的。微观视角下，通过对郑学檬《唐文化研究》一书中对唐代贡品资料“丝绸贡品对比表”的罗列可看出，唐代前期贡品以翼马纹锦、对孔雀绫、对凤两窠白绸、对龙纹锦等动物纹样为主，而后期的贡品中植物纹样有所增加，如宝花花纹罗、四窠云花绫、异文吴绫等以植物为主的团窠纹样。古代对于团窠纹样的命名多以纹样面积较大的纹样为命名主题，可以说唐朝后期植物纹样的面积逐渐增大并居于主要地位。唐代国力在由胜转衰的时代背景下，加上尚武之风渐消、文乐之风渐盛的局面，歌舞升平、饮酒作赋，繁花似锦代替了金戈铁马，统治阶级心怀大志却沉迷享乐，民间传奇小说与市井文化表达的是受众内心寻求善恶与解脱的个人追求。花团装饰纹样华美精致，不仅是受众内心希望的写照，也是对心灵缺失的弥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受众逐渐以自我、放纵的方式弥补无奈之感，逐渐形成了思维方式的转变。 　　4结语
　　流变是顺应时代之变，从古至今，一切事物都会因外部环境、社会风俗和制度的变迁而有所变化。本文通过对联珠窠环、卷草窠环、宝花窠环形式演变规律的分类研究，证实了陵阳公样的窠环纹样在整个唐朝期间的骨架、题材、涵义的演变渗透着兼收并蓄与交流融合。窠环图案由简到繁、由粗犷简洁到细腻繁琐的流变特点，不仅是时代背景与纹样题材多样性趋势的推动，同时体现了唐代受众对待多元文化自信、包容、灵活的态度，对现代织物图案的设计运用起到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4： 192193.
　　ZHANG Yanyuan. Notes of Past Famous Paintings（Li Dai Ming Hua Ji） [M].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64： 192193.[2]田自秉， 吴淑生， 田青. 中国纹样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8）： 5.
　　TIAN Zibing， WU Shusheng， TIAN Qing. History of China’s Grain Appearance [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8）： 5.
　　[3]许新国， 赵丰. 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1（1）： 6381.
　　XU Xinguo， ZHAO Feng. Silk fabric research unearthed in Dulan [J].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1991（1）： 6381.
　　[4]赵丰. 锦程： 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 181190.
　　ZHAO Feng. Distance： Chinese Silk and Silk Road [M]. Hefei： Huangshan Book Club， 2016： 181190.
　　[5]韩颖， 张毅. 丝绸之路打通前后联珠纹的起源与流变[J]. 丝绸， 2017， 54（2）： 6166.
　　HAN Ying， ZHANG Yi.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linkedpearl pattern before and after the silk road [J]. Journal of Silk， 2017， 54（2）： 6166.
　　[6]祁志祥. 中國古代南北文化特色论[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41（4）： 124131.
　　QI Zhixiang. On the northsouth cultural features in ancient China [J].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13， 41（4）： 124131.
　　[7]赵丰. 中国丝绸艺术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152153.
　　ZHAO Feng. Chinese Silks [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5： 152153.
　　[8]张晓霞. 谈唐代纺织品上的植物装饰纹样[J]. 丝绸， 2007（6）： 4952.
　　ZHANG Xiaoxia. Plant decorative patterns on behalf of textiles [J]. Journal of Silk， 2007（6）： 4952.
　　[9]沈爱凤. 丝绸之路古代纹样若干问题研究[J]. 丝绸， 2011， 48（12）： 4552.
　　SHEN Aifeng. Research on several problems of ancient silk road patterns [J]. Journal of Silk， 2011， 48（12）： 4552.
　　[10]赵喜梅. 甘肃省博物馆新入藏的唐代纺织品概述[J]. 档案， 2018（9）： 4550.
　　ZHAO Ximei. An overview of the textiles of the Tang dynasty newly collected in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J]. Archives， 2018（9）： 4550.
　　[11]乔洪， 乔熠， 毛艺坛， 等. 从陵阳公样看中外织锦技艺的交融与创新[J].丝绸， 2017， 54（11）： 6370.
　　QIAO Hong， QIAO Yi， MAO Yitan， et al. Analysis of fus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amite skills based on Lingyanggong pattern [J]. Journal of Silk， 2017， 54（11）： 6370.
　　[12]高明. 敦煌唐代壁画中宝相花纹饰探议[J]. 装饰， 2004（11）： 8182.
　　GAO Ming. Happy flower patterns in Dunhuang frescoes of Tang dynasty [J]. ZHUANGSHI， 2004（11）： 8182.
　　收稿日期： 20190323; 修回日期： 2019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15AG00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项目（文非遗发〔2017〕2号）;江苏省社科项目（16YSB007）
　　作者简介： 刘春晓（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家纺服饰面料设计与文化。通信作者：张毅，教授，zy519@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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