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乡村振兴制约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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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宁夏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17.4%下降到2018年的3%，减贫成效显著。然而，截至2018年底，宁夏仍有12.02万农村贫困人口，成为宁夏乡村振兴的最大瓶颈。通过剖析宁夏农村贫困化的基本特征，利用主成分分析探明制约乡村发展的主导因素。結果表明：宁夏贫困总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程度深，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突出，由普遍性贫困向区域性贫困转变。制约宁夏乡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为自然资源（43.343%）、地理区位（20.637%）、基础设施（10.494%）、经济发展水平（6.286%）、民族聚集（5.938%），5部分因素成为宁夏农村贫困的症结。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宁夏亟需根据各县区的特征，科学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关键词：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宁夏
　　中图分类号 F32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20）06-0008-05
　　贫困是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现实难题，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举措[2]。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3]。宁夏作为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具有少数民族集聚、生态脆弱、乡村贫困的复合特征，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随着精准扶贫工程的深入推进，宁夏贫困程度逐步减缓，因此，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深入探析宁夏区域贫困特征，摸清乡村发展制约因素，科学划分地域类型，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起来，通过脱贫攻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以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4-5]，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宁夏乡村振兴基础探析
　　1.1 研究区概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面积6.64万km2，2017年底总人口681.787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6.31%，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辖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宁夏全境海拔1000m以上，地势南高北低，落差近1000m，呈阶梯状下降。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为温带半干旱区和半湿润地区，具有春多风沙、夏少酷暑、秋凉较早、冬寒较长、雪雨稀少、日照充足、蒸发强烈等特点，年平均降水量300mm左右。在地形上分为3大板块：一是北部引黄灌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二是中部干旱带。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土地贫瘠，生存条件较差。三是南部山区。丘陵沟壑林立，部分地域阴湿高寒，是国家级贫困地区之一。自然条件的差异性造成宁夏贫困程度的多样性，同时也导致宁夏在脱贫攻坚任务上的艰巨性、复杂性。
　　1.2 乡村振兴基础
　　1.2.1 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集中、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 宁夏由于地区的独特性，生态脆弱区、自然条件差、灾害频发，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贫困代际传递明显[6]，导致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宁夏回族自治区有8个国家级贫困县、1102个贫困村，依据2014年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全区有近80.3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到17.4%，高于全国平均0.8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分布范围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在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中部干旱带。2014年全区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为748657人（省贫县48884人、国贫县699773人），占农村总贫困人口的93.23%;非贫困县农村贫困人口为54327人，占农村总贫困人口的6.73%。特别是“五县一片”（原州区、西吉县、海原县、同心县、红寺堡区）生存环境恶劣，产业扶贫基础薄弱，产业链条短、辐射能力弱，“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比例大，自主脱贫的动力不足。贫困人口多、程度深，导致宁夏脱贫难度增加。可见宁夏地区贫困人口规模大，程度深，脱贫任务任重道远。
　　1.2.2 社会特征复杂多样，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从“人文贫困”看[7]，受教育水平低是贫困的基本表现;从经济贫困看，受教育水平低又是重要的致贫因素。宁夏农村贫困人口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下的问题。根据2018年建档立卡统计数据分析，全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贫困人口占未脱贫人口的52.40%，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3.64%。文化程度低下导致贫困家庭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不足，视野相对狭窄，创新致富门路的能力不足，致富门路少。由于受教育水平偏低，接受新事物困难，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接受新生事物能力较弱，缺乏主动脱贫意识，加上缺乏实用技术和管理能力导致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1.2.3 贫困地区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突出 我国由于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倾向”，加之农村发展建设的管理缺失与政策缺位，“人—地—钱—业”严重外流[8-12]，农村空心化形势十分严峻。2018年宁夏60岁以上未脱贫的农户占未脱贫人数的比重高达88.34%。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巧遇“未富先老”、养老资产不足、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常态下的农民工返乡还滋生了“未老先养”的问题，致使农村贫困陷入老年贫困或“银发贫困”[13]。
　　1.2.4 由普遍性贫困向区域性贫困转变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战略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出现由普遍性贫困向区域性贫困转变的演变格局（图1）。精准扶贫以来，宁夏的贫困发生率由2011年的25.5%下降到2018年的3%，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具体见图2。但是，宁夏六盘山地区、中部干旱带由于地处山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滞后，进而形成农村贫困化的特有现象——孤岛效应[1]。由于这些区域的贫困县（西吉县、海原县）、贫困村、贫困户长期远离城市、产业和技术带动，造成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弱化、发展差距持续拉大，贫困化程度不断加剧，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攻坚拔寨”的主战场。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结合SPSS22.0软件对宁夏各县区贫困类型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宁夏统计年鉴2014—2018》、《國家统计年鉴2014—2018》、宁夏扶贫办、宁夏精准扶贫云;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数据空间云。
　　2.1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主成分分析（PCA）也称主分量分析，通过降维处理技术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转换为少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使主成分指标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原始变量信息的同时又是彼此独立，以减弱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其原理为通过少数公因子的线形函数和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以达到合理解释与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及简化变量维数的目的，表达如下：
　　2.2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 聚类分析是定量研究地理相关分类和机理分析的重要手段，它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征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分析过程，目的为在相似的基础上收集数据来分类。如果把[n]个样本看成[p]维空间中[n]个点，则两个样本间相似程度可用[p]维空间中两点的距离度量。令[dij]表示样品[Xi]与[Xj]的距离，表达如下：
　　指标体系参考OECD的压力—状态—影响（PSR）模型及UNDP多维贫困思想构建。PSR模型是基于人类活动会对环境产生线性关系[13];多维贫困认为贫困是由环境、能力、遗传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导致完全的贫困[14]。因此，本文从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地理条件系统4方面17个指标进行分析：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构建各指标原始数据矩阵，为消除原始各指标数据不同量纲级与数量级的差异，便于数据计算与分析，本研究选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表明各指标的相关性很高，其余各变量也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通过对KMO值进行检验，KMO检验0.684，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累计贡献率达85%以上的综合指标即主成分），主成分能够代表所构建贫困指标体系的绝大部分信息，得到主成分分析结果并进行特征的提取与分析，由表2可知，5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到达到86.701%，即提取的5个主成分可以解释17个指标86.701%的信息，基本上能反映宁夏22个县区的特征。
　　进行主成分分析时，由于各指标变量在5个主成分上的载荷不同，为更明确各指标变量在主成分上的载荷，计算出成分载荷矩阵（表3），通过观察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到，各指标的载荷系数己经明显分化。
　　3 结果与分析
　　3.1 资源丰度因素 第一主成分在耕地面积载荷（0.892）最大，方差贡献率为43.343%，它是反应宁夏贫困信息的第1位因素。宁夏各县区耕地资源差异较大，农业生产规模和种植结构不同，对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来说，耕地资源多少直接影响着家庭生活水平宁夏3大地形中，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由于土地贫瘠，丘陵沟壑林立，部分地域阴湿高寒，成为宁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3.2 人口因素 第二主成分在常住人口载荷（0.849）最大，方差贡献率为20.637%。其中，大于25度的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百分比的载荷也在0.8以上，两者反映出常住人口与地理条件对乡村发展活力有重大影响。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常住人口减少，农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严重制约乡村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3.3 基础设施因素 第三主成分在规模以上工业数量（0.926）最大，方差贡献率10.494%。宁夏贫困县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的影响，其中，而医疗设施（0.89）、教学质量（0.862）的质量直接影响农村常住人口的数量。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宁夏农村空心化问题降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的速度，而脱贫与乡村振兴难度却不断加深。
　　3.4 经济因素 第四主成分在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载荷（0.907）最大，方差贡献率6.286%。其中，地方公共财政收入（0.907）、人均GDP（0.939）、地区生产总值（0.701）对贫困发生的影响较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对农村发展的的投入不足，进而产生马太效应。
　　3.5 民族因素 第五成分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载荷为0.912，方差贡献率5.938%。宁夏作为回族人口的聚集地区，其中8个国贫县具有少数民族聚居特征。当前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向少数民族地区聚集转变，且大多数贫困县具有自然环境恶劣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双重压力，如西吉县、海原县、同心县等，导致民族集聚地区脱贫难度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分析宁夏贫困乡村的特征，选取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地理条件系统四个维度17个变量，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宁夏22个县（区）农村贫困化影响因素，识别了资源丰度、地理区位、基础设施、经济条件、民族集聚5大因素成为制约宁夏农村发展的因素;并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宁夏划分为民族聚集与经济滞后型、空心化与基础设施薄弱型和人地矛盾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宁夏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贫困发生率高值主要集中在南部山区和中部干旱带的国贫县，贫困发生率低值主要集中北部的沿黄地区。贫困类型划分上，民族聚集与经济滞后型和人地矛盾型的分布比较集中，而空心化与基础设施薄弱型分布相对分散;民族聚集与经济滞后型、空心化与基础设施薄弱型的贫困程度高于人地矛盾型地区。
　　（2）少数民族比重、到省会距离、规模以上工业数量、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耕地面积5个因素是宁夏农村贫困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少数民族比重、耕地面积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呈正相关，其他影响因素呈负相关。 　　（3）宁夏扶贫呈现显著，已从普遍性贫困向区域性贫困演变。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滞后，形成宁夏农村贫困化出现孤岛效应。六盘山集中连片区和中部干旱带成为宁夏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过对宁夏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兴旺。各县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特色文化等优势产业;加强合作社的规范管理，强化合作社带动建档立卡户的能力，提高技能培训的针对性，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强化产业发展与建档立卡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对有劳动能力和有发展愿望的建档立卡户通过扶持特色种养业来激发农户的积极性，通过扶持发展生产，实现就地脱贫;而对有劳动能力，但没有经营能力可以通过资金或者劳动力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龙头企业，进而提高其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攻破制约发展的瓶颈。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整合资源，强化政策倾斜，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贫困地区乡村组道路改造、危房改造、農村安全饮水、污水处理、农田灌溉、电网互联网、文化设施等项目建设，加大行业项目倾斜支持，构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金融保险支持等服务保障覆盖面，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3）健全基层扶贫机构，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加快扶贫专职人员、高层人才、农业专家、基层管理者、“三乡”人才向深度贫困地区流入，壮大精准扶贫人才队伍，扶持高素质的致富带头人，增强基层扶贫工作的战斗力。落实干部驻村机制，切实发挥驻村工作队的作用;探索由财政拨款，将公务员系统延伸至村两委班子，在贫困地区引入专职公务员，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升贫困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加大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培养力度，为精准扶贫铺设好“最后一公里”。
　　（4）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构建正向激励机制。采取项目支持、劳务补助、鼓励发展等措施，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发展生产、就业实现稳定脱贫。加强贫困人口思想教育，树立勤劳致富的理念，坚持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并重，教育引导，学习培训，大力宣传扶贫政策，用典型事例引导贫困户自力更生，激发农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4.2 讨论 本文根据宁夏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布特征，由于各贫困类型分区内部依然具有空间分异特征，可以在宁夏各县区内部继续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方法探索乡村类型和制约因素，获得微观尺度上的减贫和振兴策略。本文仅就宁夏2017年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力推进，乡村发展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也将发生较快的变化，因此需要对农村贫困状况进行动态观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减贫过程中的新因素和新问题，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探讨乡村长效发展新机制。
　　参考文献
　　[1]刘彦随，周扬，刘继来.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3）：269 -278.
　　[2]周侃，王传胜.中国贫困地区时空格局与差别化脱贫政策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1）：101-111.
　　[3]刘彦随，李进涛.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J].地理学报，2017，72（01）：161-173.
　　[4]王介勇，陈玉福，严茂超.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3）：289-295.
　　[5]文琦，郑殿元.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J].地理研究，2019，38（03）：509-521.
　　[6]崔继鹏.精准扶贫在宁夏深度贫困地区的实践[J].宁夏党校学报，2018，20（05）：98-102.
　　[7]徐贵恒.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7）：94-97.
　　[8]王国刚，刘彦随，王介勇.中国农村空心化演进机理与调控策略[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36（01）：34-40.
　　[9]胡智超，彭建，杜悦悦，等.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空心村综合整治研究[J].地理学报，2016，71（12）：2119-2128.
　　[10]杨立雄.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研究[J].人口学刊，2011，4：37-45.
　　[11]丁文广，雷青.主成分分析在环境与贫困危机研究中的应用——以甘肃省43个贫困县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03）：6-10.
　　[12]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and UNDP（2011）[R].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10.
　　[13]文琦，施琳娜，马彩虹，等.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J].地理学报，2018，73（10）：1850-1864.
　　[1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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