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的策略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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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俊杰
[摘要]“双高计划”和“一带一路”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发展提供了国际化与高水平发展的立体性契机。从国家政策设计上看，“双高计划”与“一带一路”两种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发展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逻辑起点。高职院校要抓住这一立体性契机，必须找准两者的耦合点，并进行恰当的策略选择。分层性策略方面，高职院校要结合“双高计划”推进的阶段和水平，精准选择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覆盖面与具体连接点，避免盲目铺摊子带来的困境;特色化策略方面，高职院校要围绕特色优势专业，设计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具体产品，避免同质竞争带来的困境;矩阵式策略方面，作为整体的中国高职院校要以联盟、集团为媒，打造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的立体网络，避免各自为战、整体效能欠佳的困境。同时，还要通过大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与发展、有效落实对接平台和交流机制建设、鼓励引导形式多样的模式创新、切实加强具体项目的全方位支持等，确保高职院校能利用好高水平和国际化双轮驱动的整体优势，走好新时代发展之路。
[关键词]“双高计划”;“一带一路”;高职院校;策略选择;制度供给
[作者简介]陆俊杰（1978- ），男，河南开封人，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河南 郑州 450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部分普通本科院校向职业院校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6YJA880025，项目主持人：刘刚）、2017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河南省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7BJY035，项目主持人：陆俊杰）和2018年度河南省科技厅科技攻关计划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河南省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2102310287，项目主持人：李菡）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0）09-0035-08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共同均衡发展，提升区域经济水平，而这些均对职业教育提出了重要要求。经过多年的教育对外发展，中外办学、来华留学、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中国跨境教育的“三驾马车”。在“双高计划”和“一带一路”的协同作用下，中国高职教育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
一、“双高计划”与“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发展的耦合
“双高计划”和“一带一路”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发展提供了国际化与高水平发展的立体性契机。虽然“双高计划”和“一带一路”的逻辑出发点有所不同，但这两种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发展仍有一定的耦合性。
（一）“双高计划”的追求：指向水平提升
2019年，继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之后，《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也由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双高计划”是要在后示范时期明确优秀学校群体的发展方向，坚持扶优扶强与提升整体保障水平相结合，切实达到“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①。因此，可以明确，国家推出“双高计划”尽管对“一带一路”具有推动作用，但并非直接面向“一带一路”，可以视为在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升级。“双高计划”要重点支持一批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打造先锋队、国家队，从而最终带动我国职业教育实现整体上的提升。50所左右的高水平学校和150个左右的高水平专业群显然不能覆盖大多数职业院校和专业，但其示范引领作用不容低估。另外，从其制度设计来看，“双高计划”在承接示范校建设、优质校建设的推动人才培养上质量、上水平之外，还明确提出了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的目标。如此明确地赋予高职院校技术技能创新服务的职能，在之前的制度设计中是少见的，而这也正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才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必须以紧密型的产教融合为依托。
（二）“一带一路”的机遇：基于面的拓展
与“双高计划”指向高水平有所不同，“一带一路”对人才的需求更为多元，高水平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提供的教育产品属于这个人才需求大集合的子集。而且，从规模上看，“一带一路”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是50所高水平院校和150个高水平专业群所能完全支撑的，更多具有基于面的拓展的意味。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领域，这一点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有明显体现。目前，我国已同近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了1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以中欧班列为例，2011—2018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7891列，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②。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2010—2020年亚洲各国累计需投入7.9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③。但与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相当多类别的行业人才严重匮乏。以海事人才为例，到2020年，海洋人才资源总需求量将超过300万人，但中国航海类院校每年的毕业生仅有2.1万人。
具体到人才培养上，《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提出要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人才培养培训合作”等重点合作，但具体实施方式如合作办学、师资培训、教育援助等并未更多强调高水平和高规格，而是合作覆盖的领域和涉及的人才类型较为多元。目前，来华接受职业教育的留学生总体规模偏低，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才需求远未饱和。因此，面向“一带一路”教育服务的整体安排，必须更多强调覆盖面和多元化。
（三）两者的耦合点
根据上述分析，虽然从政策设计上看，“双高计划”与“一带一路”两大发展背景的逻辑起点并不完全相同：“双高计划”更多指向高水平发展，“一带一路”则更多指向国际化、综合性发展;“双高计划”旨在打造高地，以“高”为标志，“一带一路”则旨在拓宽面向，以“宽”为标志。但从理想状态来看，两者的耦合点就在于，都是通过提供更高效益、更好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以形成高端引领、多层次人才培养协同推进且良性发展的局面。换言之，二者尽管原始出发点不同，但并不矛盾，可以相向而行。这也正是“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必要性所在。 “双高计划”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而“一带一路”的巨大需求则为实现高水平发展的院校和专业群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二者的耦合还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区域、院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只有在这种不平衡性逐渐缩小，中国职业教育整体水平得以提升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发挥出“双高计划”的政策潜力，也才能真正满足“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教育需求。截至2018年4月，各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量共计1261个。但各区域海外教育合作的水平依然差距明显，各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水平依然差距明显。显然，对于满足“一带一路”的教育需求而言，仅仅追求高质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能确保区域和院校的最大参与度。
即便如此，研究“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的策略仍具有重要意义。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作为排头兵，他们的更好发展不仅可以产生巨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整体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起点水平，也可以丰富教育产品供给，为更多区域和院校成功参与“一带一路”教育服务提供经验、平台、机制等方面的软性供给和硬性支撑。
二、“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的策略选项
办学水平较高的高职院校要将两种发展背景耦合，必须选择恰当的策略，可在分层性、特色化、矩阵式等方面进行策略选择。分层性策略方面，高职院校要结合“双高计划”推进的阶段和水平，精准选择服务“一带一路”的覆盖面与连接点，避免盲目铺摊子带来的困境;特色化策略方面，高职院校要围绕特色优势专业，设计服务“一带一路”的具体产品，避免同质竞争带来的困境;矩阵式策略方面，作为整体的中国高职院校要以联盟、集团为媒，打造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的立体网络，避免各自为战、整体效能欠佳的困境。
（一）分层性策略
分层性策略要求高职院校准确定位自身的办学水平和阶段，找到自身“可为”“应为”之处，避免层次性缺失和无谓风险的增加。
1.增强开放性。这里的开放性应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外部开放性，即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应该首先扩大本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密切合作，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内部开放性，即中国高职院校内部要实现更广更深的交流和协同，以便形成更好的资源共享，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层次更加丰富、品质更加优越的教育服务产品。
2.体现国际化。体现国际化除了专业课程的开放性要求之外，还要体现出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现代化。既需要设立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的高铁建设、航空产业等国际化专业，并在满足留学生需求的基础上，“增加中文和中华文化课程，丰富现有课程体系”④;同时，也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学习平台、大数据技术等，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等的现代化。
3.参与标准制定与推行。《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要求我国主动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标准化战略对接，实现标准体系的相互兼容，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化。借此契机，高水平高职院校应该积极作为，投入国際化标准建设，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的标准化建设，高职院校应与更多高水平科研院所协作，开发支撑交通、能源、信息等设施联通的标准;二是教育层面的标准化建设，即开发国际通用的专业标准、课程体系、教学资源，打造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
4.探索创新模式。基于对2017年全国1298所高职院校年度质量报告的梳理分析发现，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具体方式包括推进海外办学、组织院校开展对外援助与培训、国际交流互动等多种形式。例如，“天津市政府将鲁班工坊列为教育发展的重点工程”⑤，并在泰国、印尼等国积极发展;商务部也推动实施了职业教育对外援助培训项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要引领高职院校进行更多的模式创新。在此方面，各区域和各高职院校均大有可为。
（二）特色化策略
特色化策略要求高职院校集中优势办学资源和发挥最大管理效能，先求好，再求宽，避免恶性竞争和同质化发展，形成多点成功突破的良好局面。
1.体现区域特色。不同区域要根据自身发展水平和产业依托情况，推动相应的高职院校依托区域优势，不断寻找高水平发展的出路。比如，重庆可在航空航天、摩托车等领域谋求拓展之路;河南则可以全民科技振兴工程、“中原千人计划”为依托，发挥交通枢纽优势，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有所突破。高职院校要充分依托区域特色，获取最大的资源支持和发展空间。
2.表现行业特色。依托行业在专业领域的优势，实现更有质量的发展，是高职院校实现高水平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此方面，高水平高职院校必须起到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协同性标准开发，为行业立规，为教育立准，带动职业教育不断向高水平发展。在此思路下，高职院校整体的发展方向、具体的特色和专业群设置及建设也必须体现出行业特色，以特色求质量。
3.彰显院校特色。目前，许多高层次院校在服务“一带一路”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成功的探索，如北京交通大学以协同创新为媒介培养高层次人才，在莫斯科共建了“中俄高铁研究中心”;“中南大学与中国中铁联合举办国际工程班”⑥;西南交通大学外语系采用“外语+专业背景”的人才培养模式，除增设“高等数学”和工科的基础课程外，还“开设《菲迪克条款》课程”⑦等特色课程;大连海事大学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航海工程学院建立了校区。部分高职院校也正在积极探索，如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班派工业社区教育学院合作高铁技术技能人才项目，在印度出版发行两部英文版专业教材;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中印尼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学院”和“印尼中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培育培训中心”;“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学院共建‘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⑧。高水平高职院校应积极学习先进办学经验，走特色发展之路。 （三）矩阵式策略
矩阵式策略要求高职院校在整体上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良性机制，形成上升有引领、拓展有承接、发展有保障、多样能实现的良好局面，避免结构性缺陷和协同性困境。矩阵式发展策略是与单点突破式发展策略相对的，要求面向“一带一路”的职业教育服务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多种职能作用，不断开拓国际教育市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道路，为“一带一路”提供全面、立体、强劲的人才资源支持。
1.拓展院校联盟，延伸触角。要引导高职院校努力发挥整体效能，发挥联盟优势，增强优势集群的整体效益。目前，部分院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加入欧亚交通高校国际联合会，共同发表了《“服务欧亚交通走廊建设，合作培养国际化人才”南京共识》，“发起成立了‘中俄交通大学校长联盟——中国轨道交通应用技术人才培养联盟’”⑨。毋庸置疑，协同式发展对于高职院校熟悉国际市场需求、拓展教师视野、積累国际化培训经验，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要倡导并推动建立面向国际国内的院校联盟群体，为各区域和各职业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增加更多的触角和平台。
2.依托多元机构，体现引领力。服务“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是重要方面，但也绝不仅限于人才培养，而应以人才培养为圆心形成多元的机构群落。“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批致力于‘一带一路’职业教育研究的智库，如中泰两国依托鲁班工坊成立的中泰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天津·印尼东爪哇职业教育研究发展中心等。”⑩另外，依托于“一带一路”的需求，也有大批量的社会组织产生。高水平高职院校发展要充分了解并借助于这些多元机构的多重功能，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推进治理现代化、引领国际化发展提供样本借鉴。
3.发挥智力优势，拓展课程开发。教育服务依托于院校和专业，但落脚于课程。当前，服务“一带一路”的一些特许课程和双联课程已经开发并成功运行，但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特许和双联课程由教育进口国的机构举办，其质量往往难以保证”11。因此，在服务“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如何打造能用、管用、好用的课程体系，是需要积极探索的关键问题，而这也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必须承担的重要任务。在此方面，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不应是单兵作战，而应依托于多方智力优势，依托于各高职院校的专业优势和课程优势，进行立体谋划。
4.利用多方资源，打造立体教育体系。立体的教育体系是包括教师培养、企业人员互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文化交流互鉴在内的立体网络。从技术依托上看，既包括线下的实体性教育机构、专业、课程，也应包括远程及虚拟教育模式。鲁班工坊通过开发教学项目、“委派骨干教师”12、提供实习实训设备等方式提供教育服务，积累了一定经验。但类似的教育体系开发和实践还大有可为，值得深入挖掘潜力。
5.集合多方优势，丰富产品供给。服务“一带一路”，不仅要产出以机构、专业、课程为主体的实体性教育产品，还可在其他诸多方面提供产品供给，如海外实践/夏令营、奖学金支持、技术研发支持等。供给这些产品虽然可能并不直接指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但也是我国教育品牌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海外教育市场的拓展、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长远的意义。
三、“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的整体保障
“双高计划”背景下，要实现高职院校精准服务“一带一路”，除了从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具体层面明确策略，在专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外，还要从整体层面强化保障，提供更多更好的制度和政策支持。
（一）固本：大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与发展
要更好整合和外化“双高计划”和“一带一路”的制度红利和政策潜力，必须充分发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和发展的“固本”之用，使各个创新项目和各种创新模式有坚实的顶层设计之依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目前的发展条件下，“双高计划”为高水平高职院校精准服务“一带一路”提供了更好的契机，但受制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水平的情况依然存在。例如，有些高水平高职院校在专利发明、技术推广上已经有一定的实力，具备了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能力，但受高职院校不能升格的制度规约，也只能将培养层次限定在专科层次，限制了人才培养规格的提升。当然，也有不少高职院校走与本科联合举办专业之路，但多数合作还处于松散状态，培养质量和环节设计未能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完全认可。而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绝不是单个区域和高职院校所能做到的，相关的招生制度、评价制度、办学体系、管理机制等，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供给，需要省级及省级以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和行业的密切协调。在此方面，如果不能在国家层面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势必会增加各省域层面制度创新的成本，也会贻误诸多历史机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既是适时的，也是及时的;既有利于部分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完善。
完善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表面上看是我国体系建设的内部问题，与“一带一路”并无直接关联，实则不然。在“一带一路”这个大背景下，有些省份可以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有些省份则一直处于跟跑阶段;有些高职院校借助“一带一路”高效实现国际化，充分享受了政策红利，而有些高职院校则一直处于“影子”状态。这种差异化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与不同区域的教育结构和经验积累密切相关，也与相关院校的思想准备和制度准备是分不开的。相对发达的省区和部分高职院校迂回或曲线突破诸多政策限制，实现对政策红利的享受，但更多的省区和高职院校会因为相应的制度创新成本而止步不前，从而影响了国家层面整体性的教育产出。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可以在整体上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内部实力，也是克服师资、专业、课程建设水平局限，不断增强服务“一带一路”能力的必由之路。 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内多方向上的顺畅与协调，基本形成“层次上升通道顺，立体拓展依托广”的局面。“层次上升通道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学校层面的层次升格，二是学生层面的升学通道顺。只有具备这种顺畅的设计，高水平高职院校才能为精准服务“一带一路”培养各层次各类型人才，才有利于人才培养的一体化、连续性。“一带一路”的人才需求是多元的，既需要大量的高水平人才，也需要大量的操作型、技能型人才，还需要大量与文化产业、关联产业有关的“中间性”人才。“立体拓展依托广”即面向“一带一路”的需求多样化培养人才，并且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企业的联系，依托立体化的人才链不断拓展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同时，这种多样化的人才培养还有一个溢出效应，即长期的经验积累可为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培养当地各类人才提供借鉴。
（二）强干：有效落实对接平台和交流机制建设
制约高职院校高水平、国际化发展的因素除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够完备之外，缺少平台、缺少交流互动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此方面，具有較长国际化办学历史的省区或高职院校会借助独属于自身的平台和机制进行延伸和拓展，而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处于较低阶段的省区和院校会举步维艰。因此，“双高计划”背景下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的机会是立体的。目前更多依托个人、特定社会组织的平台和交流机制，并不利于在整体上推动更多高职院校参与到精准服务“一带一路”中来。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协调多方资源的优势，既提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般性对接平台，也提供服务多种矩阵所形成的特色性平台和交流机制。
按照服务产品的刚柔属性，以难度为测试的层级进行粗略划分，服务“一带一路”的职业教育至少可以在如下矩阵和平台群方面进行发展：第一类是偏向标准制定、科技研发等方面的高端软性产品;第二类是偏向基础人才培养，以交通为媒介，以文化交流为主体的一般性软性产品;第三类是偏向实体性人才培养机构建立，直接服务于特定项目，以高层次人才培养为标志的高端“硬性”产品;第四类是偏向一般问题解决，如教材编写、师资短训等的一般性软性产品。不管是哪一类产品，要更好地实现精准服务的目标，均需要以矩阵和群体的方式进行服务产品供给。在这种语境下，筹建以特定高职院校或行业社会组织为引领的平台和协调机制，显得非常必要。在此方面，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或其他政府性、行业性机构均可牵头。当然，应该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助推这一目标的实现。
同时，要在高职院校财政资金使用自主权的授予和扩展方面有进一步突破，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对于高职院校精准服务“一带一路”而言，资金使用权的扩大可以增强高职院校的创新活力。建议开展试点，鼓励高水平高职院校自主使用专项资金，开始多样化的创新实践。例如，打造面向“一带一路”需要的国际化特色专业、与国际化专业相配套的特色教学资源（含电子资源），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值得说明的是，许多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才刚刚探索起步，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如果严格按照绩效收益进行评估，未必能达到好的收益效果。在这种条件下，给予高职院校资金使用更多的灵活性，可以鼓励和推动高水平高职院校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三）丰枝：鼓励引导形式多样的模式创新
“双高计划”对高职院校高水平发展的引领和“一带一路”对高职院校的功能拓展，均要求高职院校进行多层次多类型的模式创新。立项建设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要为服务“一带一路”提供样本参考和示范引领，走老路是行不通的。即使是高水平高职院校，要成功探索出相应的模式也有一定的困难，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使探索出的模式具有相应的推广性和持久的生命力，则会更难。因此，加强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培育具有潜在发展力的模式，推广具有外显活力的模式，升华具有生命力的模式，将是未来我国职业教育界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
要鼓励特色发展，建立模式创新的支持机制。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服务“一带一路”既是一个重要的利好，是一个创新机遇窗口，也有诸多的挑战需要认真面对。而且，对于我国绝大多数高职院校而言，在高质量和国际化同步发展方面，许多实践都带有很强的创新性。要使“双高计划”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使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精准度、效能度最大化，鼓励特色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均是必由之路。除了各级职业教育机构主动追求特色发展之外，国家还应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做好整体的结构性布局，做好统一的顶层性规划，促进不同类型高职院校以适当方式、适当项目参与到精准服务“一带一路”之中。以交通职业教育为例，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诸如新材料研发、新项目设计、新施工方式的创新性研发等高端类项目，也有诸如道路维护、交通相关人文类培育等基础性项目。要通过适当的引导，推动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相关项目都有相应的高职院校来承担和参与，确保各个高职院校都能找到自己的特色定位，并围绕特色点实现有效发展，努力在自身的特色点上做到一流。这样一来，建设出来的便不仅仅是几个高水平的综合高职院校，而是独具特色的各类型高职院校，将这些院校整合起来就形成了高水平的高职院校集群，最终将提升“双高计划”的建设水平。
（四）繁叶：切实加强具体项目的全方位支持
当前，“双高计划”的实施依然是以项目形式（高水平院校或高水平专业群）进行建设和推进，而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也往往是以专项项目的形式。因此，要充分发挥两者的综合功效，精准遴选并推动项目建设应该是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个既定策略。
一方面，要引导分层，开展多种项目支持。引导分层，也就是要推动高职在整体上的“顶天立地”。“顶天”，意味着要鼓励高水平高职院校向上走，在标准制定、科技创新等方面朝着高水平、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例如，在标准制定方面，可以引导鼓励高水平高职院校在相关的教育标准制定、教学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诸多探索，可以设立专项的研究计划和实践计划予以大力推进。甚至在时机逐渐成熟的条件下，应对高职院校开展应用性较强的科研成果研发和科技成果推广予以专门支持，真正使我国高水平高职院校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立地”，意味着要以高水平高职院校为示范，带动其他高职院校的多元化发展，打造“向上发展有引领、向下拓展有活力”的发展格局，在提供立体化的教育资源供给方面打开新的局面。可以预见的是，在服务“一带一路”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相关专业项目经验逐渐成熟的条件下，高水平高职院校将获得更多的项目资源，但是一些低层次的项目并不能推动高职院校实现更大发展，需要向下挖掘更多的增长潜力。 另一方面，要增加力度，扩大资金支持。从基本层面来说，要整体增加面向“一带一路”的教育投入，以更大的资金支持力度促进各种教育类型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的质量和水平。从具体层面来说，建议面向服务“一带一路”的高职院校建立更有针对性的资金支持体系。例如，设立“一带一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专项支持计划，单列“一带一路”师资定向培养资金等。这是因为，高职院校面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扎实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有适度提升自身科研能力、提高精准服务水平的需求。虽然高职院校在整体办学水平上无法与一些综合性大学相提并论，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积累了相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其精准服务能力的提升将更具有针对性，更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切实需求。当然，扩大资金支持不仅是单个或者少数高水平高职院校发展的需要，更多的还是服务平台搭建的需要。对于将国际化与高水平发展耦合的高职院校而言，探索的风险和成本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资金支持，单个高职院校，甚至是一定数量的行业院校的合集，也未必能够承担新平台、新机制的构建成本。
四、结语
“双高计划”和“一带一路”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发展提供了国际化与高水平发展的立体性契机。尽管“双高计划”与“一带一路”两种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发展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逻辑起点，但办学水平较高的高职院校应将两种发展背景耦合，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和自身实际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坚持分层性、特色化、矩阵式等策略，既是充分外化“双高计划”和“一带一路”政策生命力的一种方案，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高职院校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的主要方向，不失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征程上“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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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0-11.
③瞿振元.“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教育新使命[N].光明日报，2015-08-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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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吕景泉，杨延，芮福宏，等.“鲁班工坊”——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支点[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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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光辉.“一带一路”背景下交通教育机构“走出去”风险机制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13）：64.
12黎志东，张鹏.渤海“鲁班工坊”天津职教国际化发展的创新之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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