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防疫路 再难也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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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原
清末,中国有两次大规模疫情,一次是1894年暴发于香港的腺鼠疫,一次是1910年暴发于东北的肺鼠疫。这两次大规模的鼠疫疫病是中国社会最早以近代科学方法应对的公共卫生事件。当时,即便是在世界上那些医疗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此病都是无法攻克的难关,而发生在中国的这两次鼠疫防治,却为世界医学事业发展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通过比较这两次疫病防治的得与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科学防疫的这条路上,我们走得多么艰难。
1894年香港腺鼠疫暴发时,世界医学界对这一疫病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全社会也处于毫无认知的状态,对于防疫、控疫没有太多经验。此次疫病其实是在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云南渐渐传入华南,最后集中在香港暴发。疫情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传染病专家们才搞清这是腺鼠疫,是一种传染病,并逐渐摸清了其病源、病菌、传染渠道和治疗防控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社会或是通过善堂一类的公益组织发放一些药物,或是通过祭祀仪式来抵抗疫情。这些举措都收效甚微。所以,此次疫病造成的危害非常大。
医学上的欠发达是疫病难以控制的一方面原因,但传染病的防控不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欠缺也不无关系。就1894年香港鼠疫而言,当时的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有两个需要后世吸取的教训。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畅通、不明确。由于没有针对性药物,病人被隔离后,基本上只是用冰块为其降温,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手段。这就造成了有些病人被隔离后,病情迅速加重并死亡。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没有防疫卫生的观念,港英政府没有及时明确地向公众解释隔离治疗的社会意义,人们认为被送去医院隔离即为送死,所以很多患病者都会隐瞒病情,不愿隔离就医,致使疫情防治工作进展缓慢。
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管控不力。殖民当局对流动人口缺乏检疫和管制措施,很多患病者依旧混迹在社会人群之中。随着香港三分之一人口的逃离,美国、印度、埃及、澳大利亚等地也相继受到影响,出现疫情扩散的迹象。由于管控不力,鼠疫成为了香港地区,乃至全世界一些地区的风土病,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反复暴发。到1926年,集中暴发于香港的这次疫情逐渐结束,而在全球,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最终消除其影响。此次疫情的持续时间长达50—60年之久,有近1500万人死亡。所以,人与人之间少接触,甚至不接触,人口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流动,才能最有效地防止疫情扩散。
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的医学条件和医学理念来苛求那个时代,但我们必须正视那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港英殖民政府虽然已经开始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应对疫情,但在对香港社会的防控中,非常欠缺科学的态度和治理方式,收效欠佳,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这也为我们今天的防疫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對比1894年的腺鼠疫疫情,1910年12月暴发的东北肺鼠疫则来势更加凶猛,一个多月内,仅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人数就多达19000余人,并迅速蔓延至关内直隶、山东及北京、天津等城市。迫于各方压力,当时的清政府起用了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为防疫处总医官,统领防疫工作。他依据世界上最新的防疫理论,严格的科学方法,并加以科学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
关于这次疫情的研究非常多,相关的经验总结也颇为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隔离和消毒。除了隔离病人之外,还要对疑似感染的人员采取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加强对病人住处以及整个城市公共空间的清扫与消毒。在发生鼠疫之际,要对货物堆放场附近的劳工居住地、不洁的地区,加强卫生清洁。在海港及市内特别重要的地区,为使老鼠不能进入贮藏棉花、谷类等的仓库,采取了各种措施,并注意到通风口,用铜、铁线防止老鼠的进入和栖息。另外,还对从事为灭鼠而开展消毒工作的苦力实施了健康检查。同时还规定,为灭鼠而进行消毒、清洁工作的人员,以苦力5—8人为一组,由卫生委员加以监督,根据管辖区域范围的大小,配备适当的人员,但必须有熟悉土木工程的人员,工作时必须穿戴与之适应的消毒服及手套、帽子,为了不吸入灰尘还须使用呼吸器等器具,且工作结束后必须消毒并洗澡。
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从东北至各地的火车沿线,层层设置防疫站,随时检疫;对来自疫病发生地的步行者,勒令先在关厢住宿,待施行检疫后,始准入城。
成立专业疫情研究机构和防控机构。建立时疫医院,设立隔离病房,成立卫生警察队伍,随时收治病人,并开展防疫卫生等方面的稽查工作。尤其是卫生警察,他们挨家挨户视察,及时报告所有死亡、鼠疫病例和疑似病例,对特殊人群,如最早的感染者猎户等,还要定期检查,成为当时防疫期间的一支极具专业性的队伍。卫生警察“身穿干净的白大褂,戴着口罩”,给当时的苏格兰传教士医生司督阁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中国警察首次执行现代化疾病防控措施,也被很多研究者誉为20世纪中国国家医学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由专业医疗专家全面负责防疫工作。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科学的重要作用,因此启用了伍连德为防疫处总医官,统领防疫工作,明确了以现代医学防疫的科学态度。从中央政府的民政部到东三省总督,也确实都给予了伍连德最大权限的支持。比如他依据病菌的特性,提出尸体必须火葬。这一措施在当时是极其违背社会伦理风俗的,但却能够避免疫情的再度蔓延。最终,他的这一措施在东三省总督的支持下,得以落实。
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两次鼠疫疫情虽各不相同,但由此形成的一些诊疗经验和防治方案,却值得参考和借鉴。从历史上看,在各项条件都十分简陋的旧中国,只要以科学为依据,采取有力举措,还是能战胜疫病的。相较于100多年前的卫生防疫技术和水平,如今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民众的防疫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医学昌明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数万医护人员超负荷救治护理,医疗科研团队不舍昼夜全力攻关,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尽快攻克疫情防控的重点难点问题,一定能尽快提高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和水平,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作者简介:杨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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