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而为的宜兴紫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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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者，态势、趋势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适应社会发展大局是千家之本、百工之本也。一万年前，“陶器”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一件新物质在地球上诞生，它与“磨制石器”、“水稻”构成三个主要标志，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新石器时期（距今1万年～4千年）。磨制石器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工具，水稻给人们提供了更好的食物，并且放慢了人们长年迁徙的步伐，而陶器则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人类的健康发展、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生命力延续至今。
　　 千百年来，中国陶瓷从无到有、从粗到精、从少到多，从新石器到夏朝“陶器”的一枝独秀，从商周到秦汉时期“原始青瓷”的不断成熟，从晋代到宋元时期瓷盛陶衰之势下“瓷器”的辉煌。这期间，原始彩陶没有了，夹砂灰陶、白陶没有了，薄如蛋壳的黑陶没有了，印纹硬陶没有了，盛极一时的唐三彩也没有了……但它们创造并留下了今天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骆驼墩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灿若星河的古代中国文明。
　　 事物相生、相克本是宇宙和大自然不断演化生存、发展前行的客观存在，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新生事物总能在适时变化的环境中找到发展机遇。宋元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瓷器的一个高峰期、辉煌期，先有“汝、定、官、哥、钧”五大名瓷，后有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上釉下彩瓷”，还有龙泉窑的“龙泉青瓷”、建窑的“天目釉瓷”等。在当时，上至皇家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远至海外夷族，无不对中国瓷器喜之爱之。就在这样一个“唯瓷独尊”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南方一个有着几千年制陶历史的小城镇正酝酿着一场制陶大变革，它就是后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著名“陶都”的——中国宜兴。
　　 江苏宜兴地处太湖西岸，长三角地区中心位置，“三山二水五分田”是宜兴天然的自然禀赋，特别是它的西南山区（今宜兴丁蜀、湖滏、张渚、西渚）一带蕴藏着丰富的陶土资源。七千三百多年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窑场兴替，但窑火却从未停歇。一万年人类居住史、七千多年制陶史、二千多年建城史以及一千多年贡茶史是宜兴的历史底蕴，而薪火相传、绵绵不绝、推陈出新的陶瓷文化则是宜兴这座城市的根与魂。非凡的城市必将有一批非凡的人們，而非凡的人们也必将有一些非凡之举。我们将时光倒流回600年前，面对全国陶瓷发展态势，宜兴陶人感到从未有过的危机感，由于当地没有优质的瓷土资源，瓷器产品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而陶器生产也早以处于低迷状态。是顺其自然坐等消亡，还是努力拼搏、创新求生，宜兴人选择了后者。天佑劳者、天酬勤者，就在宜兴陶人求新求变之时，一个重大机遇送给了宜兴人，这就是大明王朝兴起并建都南京。一个王朝的兴起也必将有它勃发的动力，而这种动力也将成为推动社会百业发展的积极力量。
　　 宜兴自古水陆交通便捷，距离南京较近，因而对这股新兴力量的感知和反应更为明显。当时，因都城皇宫对龙缸（一种大水缸，用于消防、赏花等功能）等大型陶器的订购以及普通平民对日用陶制品的大量需求，让宜兴陶业快速作出产业转型调整，这其中包括窑场的转移（由西南山区转移至东南部，即丁蜀一带）和窑炉革新（馒头窑改良和龙窑完善）以及原料的优选（由一般粘土向优质矿土发展）等。这期间一种能提高坯体强度从而适合制作较大型产品的原料逐渐被宜兴陶人认知并不断加以优化和合理利用，这种当时神奇、宝贵且全国少有的陶土原料就是今天宜兴丁蜀镇黄龙山及周边地区的一种岩质性矿土，当地人称它为甲泥（或夹泥），其中黄龙山产出的称为本山甲泥，周边产出的称为外山甲泥。
　　 甲泥是由层状沉积岩叠加而成，最早的岩层距今约3亿年左右，较近的也有约2.5亿年之久，由于它们成矿时间的差异，其矿物构成和化学成分均有不同，其中，主要是含铁元素差别较大，这也导致它们的矿物颜色以及器物颜色存在不同。虽然颜色有差异，但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一是颗粒度高（颗粒度达30%左右），二是可塑性强。这些优越性决定了宜兴这种特殊矿土可以制作许多大型而精细的优质陶器。
　　 明代早期宜兴丁蜀镇窑场用这种甲泥生产的产品，可否称为“紫砂陶器”？答案是否定的。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在明代早中期，宜兴丁蜀窑场已经广泛利用甲泥来制作较大型日用陶器，并且这类陶器一般要上釉水。到明中晚期，一种似宋代“钧窑”釉色的产品开始生产，在明清时期这类制品通常称为“宜均”。从羊角山古窑址以及蜀山古窑址出土的实物来看，“宜均”胎料通常有三种：甲泥胎、白泥胎、紫砂胎，前两种为多数。关于“紫砂陶”与“宜均”的关系，我们用一张图来简单表述（见图1）。“紫砂”是民国以来宜兴人对“紫泥、红泥、绿泥以及团泥”这四种原生矿土的总称，虽然甲泥矿中含有后来人们所称的紫泥、红泥、绿泥以及团泥的矿泥，但它还含有其它矿土成份（见图2），这类陶器可称“宜兴砂陶”但不能称为“紫砂陶器”，这就好比河沙里含有一些金砂，但不能将河沙称为“金子”一样。但这里必须强调，这些早期甲泥制品中已经有着紫砂泥的基因，宜兴紫砂陶器正在孕育之中，何时产生、更待时机。
　　 “紫砂壶因茶而生，茶叶因壶而绵香”，这在许多历史典籍以及科学考古中得以证实。同样来源于典籍，但长久以来，学术界关于宜兴紫砂（壶）的起源却有着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宜兴紫砂（壶）的创始可以追溯到北宋中叶至宋元年间，且当时已受到许多文人学者的推崇。理由如下：其一，宋代文人梅尧臣《宛陵集》第十五卷《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居谟寄茶诗》中有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第三十五卷《宣城张主簿遗雅山茶次其韵》中有云：“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又如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所作的《和梅公仪尝茶诗》中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再有米芾的《满庭芳》中云：“窗外炉烟自动，开瓶试、一品香泉。轻涛起，香生玉乳，雪溅紫瓯圆。”还有元代蔡司霑《霁园丛话》中也记载说：“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俗称壶为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其二，1976年宜兴陶瓷公司下属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移山整基时，发现了蠡墅村羊角山的早期紫砂窑址。有人实地考察后记述：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中有细颈大腹的釉陶注壶及器肩堆贴菱花状边饰的陶瓮等），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早期紫砂器的废品堆以各式壶类为主，也有大量的壶身、壶嘴、提梁、把手和器盖等，特别要指出的是，部分壶嘴上的捏塑龙头装饰，与宋代流行于南方的龙虎瓶上的捏塑手法相一致;再结合此层所掘出的宋代小砖，以及中层出土的具有元、明风格的器物来看，大致可以推定下层堆积物为宋代产品，而主要烧造年代大抵在南宋，其下限可能延续至元代，以上皆为“宋代说”的两点理由。 　　 另一种观点认为宜兴紫砂（壶）最早起源于明早中期，理由如下：其一，他们认为梅尧臣、欧阳修、米芾等大文豪在各自诗句中所表述的“紫泥”、“砂罂”、“紫瓯”是指用来盛茶水的瓷盏（以历史上被称为天目釉的建窑产品为代表），而非用来泡茶的茶壶，当时文人雅士流行的是“点茶道”而非“泡茶道”;另外，能上这些风流人物台面的器物一定是美器，而当时宜兴紫砂工艺若有如此水平，那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供春开宗、大彬立派了;同时，田野考古如此成熟的当今，还未出土发现一件明确有宋元纪年的紫砂器物;还有，将蔡司霑认为元人是谬误，其实此人是清康熙年间一位地方官，将《霁园丛话》当作元代著作显然不对;再有，羊角山古龙窑遗址由于客观原因，没有进行正规的科学考古发掘，其结论待考，所幸当年有相当一部分羊角山出土標本收藏于宜兴陶瓷博物馆，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认真研究。基于上述理由，有部分学者认为宜兴紫砂（壶）起于明早中期，至于宋元时期有无紫砂还待各方进一步考证。
　　 不管是“宋代说”还是“明代说”，宜兴紫砂（壶）的起源都与茶事有关，说到明代“茶事”就不得不讲述一个与我们宜兴紫砂壶看似无关，但却异常重要的人物——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当初没有朱元璋一纸诰令（废团茶、兴散茶），人们也许在明清时期还沿袭着“点茶道”的饮茶方式，那就没有明代崇祯年间江苏江阴人周高起在其著作《阳羡茗壶系》中开篇所表达的这段文字了：“壶与茶具，用处一耳。而瑞草名泉，性情攸寄，实仙子之洞天福地，梵王之香海莲邦。审厥尚焉，非日好事已也。故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这段文字对当时的中国“茶事”，特别是对宜兴紫砂茶壶的功能表述得相当清晰，明末年间人周高起在其著作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明初的“废团饼兴散茶”这一茶事改革，使得人们对茶具作出重新选择，这为宜兴紫砂壶的生产提供良机。也许有人会问，这时的宜兴茶壶其原料还是前面所讲的丁蜀镇黄龙山上的甲泥吗？通过对古代典籍的研究以及历史遗留作品包括考古出土标本的分析，再结合做茶壶本身用料少且制作要求高的因素，可以推断从明代中期开始，宜兴陶工已经从甲泥矿中有意识地进行优选，即将甲泥层中的紫泥、红泥、绿泥以及团泥挑选出来并大多采取单一矿料制作产品。到明末清初，宜兴紫砂壶许多制作工艺在这一时期成熟并得以发展，同时人们对宜兴紫砂原料的认识、利用也达到一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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