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与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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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关于新闻生产有限的研究文献中,宣传管理大多被当作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甚至被当作某种压制性权力因素来考察的[1]。我要尽力表明的观点是:对于新闻生产来说,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宣传管理兼具“制约”和“使动”两个方面的作用,正如吉登斯所言:“形形色色的制约形式也都在不同方式上成为使动的形式。它们在限制或拒绝某种行动可能性的同时,也有助于开启另外一些行动可能性。”[2]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生产本身也是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本文通过考察“宣传通知”以及一些媒体的贯彻执行情况,来分析宣传管理对于新闻生产所兼具的“制约”和“使动”作用。
一
所谓“宣传通知”,指的是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有时也联合有关部门)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新闻报道(个别情况下也可能针对某一则新闻报道)向新闻生产者(组织/个人)下达的具体指示,一般包括“宣传提示”和“报道注意”两大类型。前者侧重从正面对报道重点、宣传口径提出要求;后者侧重于对一些报道内容的限制,通常被业界称之为“宣传禁令”。在一份以正式文件形式下达的宣传通知中,往往同时包括这两方面内容。
2008年初,国际粮油价格上涨,国内价格市场受到影响。2008年3月26日,中宣部与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当前价格形势宣传报道的意见》[3],要求各媒体“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当前价格形势宣传报道的重要性,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精心组织价格形势和价格监管方面的宣传报道,为稳定市场供应、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4月22日,山东省委宣传部与省发改委联合以“通知”转发此文。为深入考察宣传通知与新闻生产的关系,我们对此后20天《大众日报》关于价格形势的报道进行了统计和分析[4]。
从4月22日到5月11日(5月12日以后,汶川大地震成为焦点),《大众日报》共发表关于物价形势的报道35篇,其中采用新华社稿件26篇,自己采写的稿件9篇。9篇稿件中有2篇是直接反映物价上涨造成农民心理不安的(似与通知精神不符,刊发于通知发出的第一天,可能是报社在未接到《通知》前发的稿),其余7篇基本符合通知精神。选用的26篇新华社通稿中涉及国内和国外的各占一半,都是13篇,但内容及其侧重点却完全两样:涉及国内的稿件坚持“正面宣传”和“正确导向”,突出通知中的“宣传重点”,主要报道国家“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供应、稳定物价和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生活的措施”,并及时传播物价开始下降和回落的信息,即使稿件中涉及到物价上涨这一客观事实时,报道侧重点也在强调物价虽有上涨,但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干预下,上涨势头正在趋缓,总体形势仍趋于平稳;而涉及国外的稿件,无一例外,全都反映全球粮食危机,粮价和油价普遍上涨,其中使用“短缺”、“危机”、“困境”以及“涨价”、“飙升”、“上涨”、“突破……大关”字眼的标题占七成以上(与此比照,涉及国内新闻的标题多次使用“平稳”、“稳产”、“稳定”、“无忧”、“处于‘绿灯区’”等)[5]。
如何看待并解释这种稿件的选择和处理与宣传通知的关系? 从结构社会学的观点看,它是来自上级的宣传通知对新闻生产者施加影响的结果,就是说,宣传通知在现行的管理系统中作为一种外在的结构性因素,制约着具体的新闻生产。但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制约?制约是怎样实现的?宣传通知与新闻生产之间真的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吗?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对上面概述的情况再作一点具体分析。
在《大众日报》记者采写的9篇稿件中,《意见》转发当天(22日)占3篇,分别是《奶价虽涨,奶农心里不踏实,连续几年的市场低迷让养殖户心有余悸》、《一愁包不着成片地,二愁农资飞涨“吃”收成,种粮大户老刘的心事》和《增加供给以抑制食品价格上涨,茌平扶植城乡“菜园子”》。前两篇稿件显然不符合 “稳定”情绪和“正面引导”的要求。但一篇被作为“要闻”安排在3版“今日关注”的头条,另一篇也被处理为“读者•职场”的头条,而完全符合通知要求的第三篇稿件则被安排在8版“山东新闻(县域)”的上半版中部。对照此后这类稿件的处理情况,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是在不了解通知精神的情况下所为。但换一个角度看,又能说明另一个问题,即在通知下达前,媒体虽然重点关注物价上涨情况,但也并未忽视政府在“保障供应、稳定物价”方面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此后这方面内容报道的原因统统归之于“通知”。
事实上,新闻生产者和宣传管理者一样,也是社会实践的参与者,同样对社会实践有自己的认知。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实践方式的不同,而非认知能力的高下。
26日的《物价涨补贴跟着涨,青岛将2.1万低保边缘群体纳入救助体系》和5月8日的《政府出手强力调控国内化肥供需,然而受诸多因素制约――化肥价格走势未卜》两篇稿件,分别被作为头版“要闻”和13版“济南新闻”的头条,后者还与发在同一版面的《价格调控三难题――访济南市物价局局长孙建民》相互配合,以及《王仁元在价格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要求加强市场价格调控监督》,当然可以直接视为对通知中部分“宣传重点”[6]的贯彻。至于《氮磷肥80%以上浪费了,专家建议:面对化肥涨价,更应着力提高施肥技术》,是指导农民如何应对化肥价格上涨,只能算间接涉及价格形势;而《蔬菜价格逐渐走低》是一则一般反映物价信息的不足200字的小稿(也经过了编者的精心处理,如突出蔬菜价格走低而淡化鸡蛋和鲤鱼价格上涨)。这样看来,《大众日报》自采稿件中,真正可以直接视作对通知精神贯彻的只有4篇(其中包括1篇会议报道),内容也仅限于政府调控价格和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众生活两方面。
在对新华社稿件的选用和处理上,似乎更能体现《大众日报》贯彻通知精神的努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类稿件在数量上占26篇之多,内容涉及面也更加广泛,在处理上主要采取“对比编排”的方式,通过“上涨”与“回落”、“飙升”与“平稳”、“困境”与“无忧”等,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上述情况表明,宣传通知对这一时期《大众日报》价格形势的报道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如控制自采稿件的数量、尽可能回避直接反映物价上涨的内容、将物价上涨与政府采取的平抑措施同时展示并突出后者等。但不能将这种作用理解为“通知”直接作用的一个机械的后果。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控制数量、回避某些内容,还是采取某些报道方针,都并非“通知”所直接要求的(直接限制某些内容的情况也会有,这个问题我下面再讨论),而是媒介在“解读”通知精神基础上的“自主”行为。
二
在《大众日报》对新华社稿件的大量选用和编排处理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通知”所兼具的这种限制和使动作用。大量使用新华社稿件而较少使用自己采写的稿件,显然是为了“规避风险”,因为价格问题的报道“政策性、专业性很强,也十分敏感”。对比编排旨在突出我国政府的作为,这在该报4月27日头版刊发的新华社电讯《国际粮价达20年新高,今年国内粮价有望保持相对稳定》一稿的处理上反映得尤为明显。这篇稿件的上方配有一幅《粮价上涨排队购粮》的图片,图片中两名孟加拉妇女顶着烈日在政府开办的限价店里购买大米,图文并茂,更加凸现了稿件所提供的信息:“面对国际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严峻环境,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把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加之近年来增加粮食生产投入,提高最低收购价格等多项措施的实施,使得一季度国内粮价明显稳于国际市场”。但所有这些做法都不是通知“给定”的――“通知”没有要求媒介多用新华社稿件少自己采写稿件,也没有要求进行国内与国际的比较(而且它是否真的能达到“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的目的还有待另作考察)。
可见,《大众日报》这一时期关于价格形势的报道既可以看作通知“限制”的结果,又可以看作通知“使动”的结果:一方面,通知的“总体要求”和有关内容“制约”了价格形势报道的某些“基调”;另一方面,正是这种限定“促成”了媒体的一些具体做法。“制约”和“使动”本来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面,使用这两个貌似对立的概念,一是分析的需要,更多地还有针对既往新闻生产研究中由结构社会学带来的偏向的意味。
宣传通知必须通过新闻生产者(组织/个人)才能作用于新闻生产,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但指出这一“常识”绝非多余,因为在宣传通知与新闻生产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链,与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行为主体,涉及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就像“符号互动论”在行为主义“刺激-反应”模式中间插入一个“解释”的因素一样。这种分析框架能够非常方便地解释相同的宣传通知内容何以导致不同的新闻生产结果。例如,我们在考察《大众日报》的同时,也考察了同属大众报业集团的《半岛都市报》同一时间关于物价形势的报道[7]。
从4月22日到5月11日,《半岛都市报》刊发的相关报道只有6篇。其中自采稿件3篇,分别是4月22日A2版的《七区低保户有了动态补贴》、A16版的《成本涨价装修旺季不旺》和4月23日A16版的《岛城猪肉价格开始回落》。《半岛都市报》作为一份晨报,22日的两篇报道肯定刊发于通知下达之前,所以都未避讳“物价居高不下,市场受到冲击”的信息。23日的报道反映猪肉价格回落,但是同时援引“赵先生”的话:“养殖户养猪风险仍然很大,这使得生猪生产恢复较为缓慢,猪肉价格仍将高位运行,近期回落幅度不会很大。”这样的援引在22日以后的《大众日报》上似乎不可能出现。采用的新华社通稿有3篇,集中刊发于5月7日,分别是A25版的《持续高油价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国际油价突破120美元》,以及A28版的《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影响不大》。这些稿件所侧重的国际粮油价格上涨对中国的影响几乎是《大众日报》完全“忽略”的问题。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新闻生产中“统治技术”通过“自我技术”发挥作用的例证。
一些研究者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待新闻生产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认为“作为媒介的直接管理者,来自宣传部门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构筑了边界明确清晰的新闻生产的有形控制空间”,这个“控制空间”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划定的圈或如来佛控制孙悟空的手掌一样,制约着整个新闻生产。从思想根源考察,这种二元对立来自于以涂尔干等人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对此,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已有详细评论[8],此处毋庸赘言。沿着吉登斯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在新闻生产研究中,宣传管理被当作“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心路历程大致如下:作为社会现象的宣传管理先是被赋予自身其实并不具有的物性特征,即被“物化”,然后再被进一步理解为某种外在于人的“客观既定”存在,最后,社会世界的“事实性”(facticity)又被处理为自然世界的“既定性”(giveness),它们仿佛和自然界的力量一样,对媒体及其从业者发生作用,无论后者有怎样的“主观能动性”,也丝毫无法撼动前者的“既定性”,就像孙悟空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
然而,正如吉登斯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既定的“结构性解释”实体,关于社会制约“实体”及其力量的“所有的说明都至少牵涉到行动者有目的和运用理性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与行动者所处社会情境及物质情境的制约性和使动性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联”[9]。在新闻生产研究中,宣传管理事实上只是以一系列其他社会关系为背景而“凸显”的“局部”关系系统,所以研究时,我们不仅要考察这种“凸现”的局部关系,还需要考查那些作为“背景”的整体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来自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当作“实践活动”,进而发现其“‘行使’(exercised)多过‘控制’(possessed)”的特征。
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制约性”更强的一类宣传通知。根据观察,宣传通知影响媒介的强弱程度与两种因素有关,一是通知本身的内容,通常限制性内容越具体制约性越强(如上述关于物价形势报道《通知》中就明确规定:“对专家学者提出的不符合中央政策、中央精神的观点和文章,一律不刊播、不转载”);二是通知发出者与媒体在管理层面所处的关系,通常关系越紧密影响越大,直接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影响最大。由此可见,对具体媒体而言,直接由上一级党委宣传部门发出的、对某些报道内容做出具体限制的宣传通知,其“制约性”最强。
2007年9月27日,某市委宣传部向所辖媒体发出电话通知:“不要对电影《色•戒》及所谓影视分级问题进行炒作”(顺便说一下,电话通知似乎“制约性”更强)。根据这一电话通知我们查阅了该市一份日报、一份晚报、一份早报的相关内容。从数量看,从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7日,三份报纸关于《色•戒》的报道共计72篇,其中“通知”下达前44篇,下达后28篇。三份报纸中以都市化色彩最浓的《XX早报》所占数量最多。从内容看,与“通知”下达前不同,9月27日以后的报道大多是关于其票房收入以及参加各种电影节情况的纯事实性报道,像此前《XX晚报》上刊载的“记者看到,片中的确有四段性爱场面,其中后三段均发生在梁朝伟和汤唯所饰演的角色之间,场面火爆之程度令人咋舌,汤唯数次出现正面全裸,使事先有思想准备的记者也觉得的确‘儿童不宜’”之类涉及电影内容的报道几乎没有,标题中也不再有“裸戏”、“激情镜头”、“情色”、“电影分级”等词汇。从形式看,“通知”下达后的报道标题明显缩小,篇幅明显变短,版面地位总体也有所下降。
根据我们对照此类通知查阅媒体,以及相关访谈情况看,类似上述直接来自上级宣传主管部门、对报道内容做出明确而具体限制的宣传通知,媒介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事实上从业界所谓“宣传禁令”的称谓中,也能感觉到它们对媒体具有的强制力量。某市晚报的一位副总编辑告诉我,他曾因刊发一则律师回答业主关于购房问题的“热线咨询”受到过一次组织“警告”处分,原因是数月前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曾发出过“近期不要刊登涉及房地产业的报道”的通知,而他“不执行上级指示”。这位副总编辑说:“在日常宣传管理中,主管部门一般只下达‘禁令’,不会下达‘撤销令’。所下‘禁令’何时撤销?全靠你自己去判断和把握。其实在我签发那期报纸之前,市委市政府已经召开过一次关于房地产行业的会议,报纸也做了报道。但没办法,我只能接受处分。”[10]
的确,在这种“组织力量”面前,具体的媒体(一家或一个区域)及其从业者的一般选择似乎是:只能这么做。但是,正如以上论述表明的那样,“只能这么做”不等于“只能做什么”。关于电影《色•戒》报道的通知下达后,媒体虽然减少了相关报道的数量,回避了某些内容,降低了这类报道在版面上的地位,表现出对上级指示的服从;但电影《色戒》依然是媒体的关注点,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月,《XX早报》的相关报道超过12篇,《XX晚报》的报道也近10篇[11],其中2007年11月16日刊登的《<色戒>引发灵感 激情戏被删成宣传绝招》,尽管说的是一些影视剧的“宣传绝招”,毕竟还是涉及了“色戒”和“激情戏”的内容。
仅仅考察“宣传禁令”与具体媒体之间的关系还不足以揭示“个人技术”的真正力量。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宣传通知,对所辖媒体的限制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辖区以外的媒体则不然。为此,我们考察了不属于上述城市的《南方都市报》和《三秦都市报》有关《色•戒》的报道。2007年10月7日,《南方都市报》刊登《赴港看<色・戒>完整版才过瘾――内地版被剪去7分钟镜头,深圳人认为精彩打了折扣》的报道,导语如下:
本报讯(记者姜锵)“5时半的《色・戒》,我要两张票。”昨日下午,市民童先生和女友一起前往香港看电影《色・戒》,出乎意料的是,在香港又一城商场电影院买票时,在童先生之前的一对男女也是从深圳专门过去的,目的也是一睹完整版的《色・戒》。
据文锦渡边检站统计显示,国庆期间前往香港的深圳人中,多以休闲、观光、旅游、购物为主要目的,其中也有大批的旅客,看完整版的《色・戒》成为他们前往香港的主要目的之一。
11月1日刊登的《<色•戒>内地首映》详细报道了删改戏的内容;11月4日,该报做了10个版的题为《<色•戒>宝鉴》的“声色周刊”;6日刊发《<色•戒>被删床戏网上疯传》,并配有视频截图。《三秦都市报》10月31日《<色•戒>西安明晨上映》的报道导语:
先是片中的激情戏,后是档期问题,《色・戒》的上映日期一波三折最终才拿到了通行证,昨日记者获悉,11月1日该片登陆西安各大电影院,奥斯卡金花影城将于零点进行放映,这让所有迷李安的,迷梁朝伟的,迷张爱玲的FANS都欣喜若狂。当然,除此之外影片的强大魅力还在于它是重情或是重色的分歧,令观众好奇的三场大胆床戏,在国内上映时的“删减七分钟”以及在北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上映多天后至今无盗版。
下面的内容分别由“重情还是重色”、“七分钟到底剪了什么”两个小标题统领;11月2日又刊出《<色•戒>登陆西安 激情戏不见踪影》的报道,其中写道:“昨日看到的影片《色,戒》相当干净,大段表现易先生心态的激情戏更是不见了踪影,但删减后的《色,戒》就像失去了灵魂一样让人乏味。”总体看来,这两份报纸几乎完全不受上述电话通知的影响。宣传通知作为一种“统治技术”,其制约力量来源于它所“束集”的“组织力量”;新闻生产者的“临场发挥”或“策略突围”[12],作为一种“个人技术”同样可能“束集”整个“职业共同体”的力量。张志安通过大量访谈概括的“默契协同”[13]可以部分说明这种“束集”力量。当然,“默契协同”侧重的还是媒体间的联动行动,我强调的则是这种行动背后的动力,它的来源不限于一个个具体的新闻生产者,也不限于某个具体区域和具体阶段,甚至不限于某个民族-国家。正如孔德所言:在社会分工面前,“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以特殊而又确定的程度,加入到雄心勃勃的公共事业中。它注定要逐渐地发展起来,以至于把今天的合作者与过去的先行者,以及未来各种各样的后继者结合在一起”。[14]我们不仅要从具体新闻生产者,更要从“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生产者角度来认识宣传通知兼具的“限制”和“使动”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具体新闻生产过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是辩证的,其间大量存在的是一种合作/冲突、冲突/合作的互动关系,而不是那种要么是“对抗”要么是“合谋”的二元对立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复杂关系中,新闻生产的所谓“空间”,或者“临场发挥”中的所谓“场”以及“策略突围”中的所谓“围”,被一次次构筑,又被一次次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生产同时也是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注释:
[1]参阅陆晔:《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2003、6、);陈健强:《媒介生产的社会学思考》(《国际新闻界》, 2006、2、);陈阳:《我国新闻生产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妇女新闻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2、);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未>个案研究(1983-2001年)》(博士论文);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博士论文)。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277页,并参阅该书第六章,第二、三、四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该“通知”以“中宣发[2008]7号”文件下达,属“机密”级;为遵守保密规定,本文根据中宣部新闻局主办的《内部通讯》(2008 年第7期)中刊载的《做好当前价格形势宣传报道》一文引述,笔者对照过,两者内容完全一致,由于《内部通信》有国内统一刊号,未标明保密级别,我据此引用。
[4]这项工作是我委托我的硕士研究生王夏露做的。
[5]《大众日报》2008年4月22日-5月11日关于价格形势宣传报道一览表:
[6]“通知”中“宣传重点”包括5点:
1、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价格上涨问题,并积极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供应、稳定价格和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生活的措施。宣传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进展、成效。
2、客观分析当前价格上涨的原因和对各方面的影响,让社会了解价格上涨的真实情况,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市场供应、价格情况,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3、及时反映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灾后重建、保障供应、畅通物流、减免收费、发放补贴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大力宣传抗灾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
4、加强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宣传国家实施价格干预措施的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临时性和辅助性。宣传稳定价格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随着成本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市场价格波动是正常的。宣传政府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经营者要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制定价格,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5、加强对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的舆论监督。正确认识在特定条件下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加大对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不执行临时干预措施,以及价格串通、哄抬价格的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的舆论监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这项工作是我委托我的硕士研究生李嘉树帮助做的。
[8]参阅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四章,第二、三、四节。
[9]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282页。
[10]根据本人访问记录。
[11]《XX早报》2007年10月-2008年1月关于电影《色•戒》的报道:
1.华仔猛夸伟仔 <色戒>内地11月公映 日期:2007-10-11
2.刘德华望 《兄弟》票房有《色戒》的1/10 日期:2007-10-12
3.张同祖透露《色戒》无缘香港金像奖日期:2007-10-25
4.访《色戒》推手娱乐律师 揭开好莱坞机密 日期:2007-10-30
5.上海首映 李安对《色戒》又爱又怕 日期:2007-11-01
6.《色•戒》内地首日票房“一般”日期:2007.11.02
7.期望金像奖再改革 遗憾《色戒》未入围 日期:2007-11-06
8.第44届金马奖昨晚揭晓 《色|戒》夺8奖 日期:2007-12-09
9.《色|戒》入围金球奖 汤唯无缘影后 日期:2007.12.14
10.《赎罪》最佳 《色戒》没份金球奖 日期:2008-01-15
11.亚洲电影奖提名 《投名状》《色戒》较量 日期:2008-01-18
12.奥斯卡提名揭晓《色戒》颗粒无收 日期:2008-01-23
《XX晚报》2007年10月-2008年1月关于电影《色•戒》的报道:
1.《色•戒》连创港台票房纪录 无盗版出现日期:2007.10.18
2.《色•戒》明引爆零点场 李安抵沪日期:2007.10.31
3.不在意删节 观众:李安没让我们失望日期:2007.11.01
4.演技合格 人性成功 评汤唯《色|戒》 日期:2007.11.01
5.《色戒》引发灵感 激情戏被删成宣传绝招日期:2007.11.16
6.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揭晓 《色|戒》入围日期:2007.12.07
7.金球奖揭晓 《潜水钟与蝴蝶》胜《色戒》日期:2008.01.14
8.联手执法,11万张盗版《色戒》落入伏击圈 日期:2007.12.26
(以上工作是由我的硕士研究生李小军帮助我做的。)
[12]参阅潘忠党:《中国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五十四期;张志安:《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对南都深度报道的个案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13]张志安:《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对南都深度报道的个案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转引自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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