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娱乐化的伦理反思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雪莎 刘 宁

　　[摘要]进一步理清新闻娱乐化、传媒娱乐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加强对新闻娱乐化的伦理反思和对策研究，有助于更有效地推动我国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传媒　娱乐化　伦理　反思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娱乐化风潮日盛：我们的媒体似乎已经到了娱乐至上的时代；新闻娱乐化也日益成为新闻理论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同时，传媒娱乐化、新闻娱乐化所带来的诸多伦理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思考。进一步理清新闻娱乐化、传媒娱乐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加强对新闻娱乐化的伦理反思和对策研究，有助于更有效地推动我国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
　　
　　一、传媒娱乐化中的新闻娱乐化
　　
　　所谓“新闻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用娱乐化的态度去对待和处理新闻。在《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一文中，林晖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加以表述：“最突出的表现是软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其次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并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和情节性，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这一对新闻娱乐化表现形式的描述性定义后来被广泛引用，成为目前国内对新闻娱乐化表征的经典叙述。
　　如果说新闻娱乐化只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娱乐”之风盛行的结果，那么，传媒的娱乐化才是这股娱乐之风的根源。国内最早提及传媒娱乐化概念的是李良荣，他在2000年探讨美国传媒发展趋势的文章中谈到：“传媒的娱乐化不单是指报纸、电台、广播娱乐性内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闻内容和版面受到冷落和挤压，而且新闻本身的娱乐性内容越来越多，严肃新闻也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直至现在，娱乐性节目比例大量增加，严肃新闻节目比例下降：新闻信息的娱乐化倾向日益显著，仍然被人们认为是传媒娱乐化的两大集中表现。
　　然而，值得注意到是，传媒娱乐化的影响决不仅仅只局限于传媒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传媒娱乐化使大众传媒在继承传统的信息传播功能之外，还赋予了大众传媒娱乐大众的功能。实际上，传媒娱乐化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纵观美国新闻史，19世纪30年代美国新闻史上的政党报时期结束，《太阳报》、《先驱报》等一大批面向大众的廉价报纸(“便士报”)兴起。这些以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生活相对贫困的城市平民为受众，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报刊，在开启媒介商业化的同时，也开启了传媒娱乐化的风潮。为了不断扩大报纸的销路，这些廉价报纸以简短、通俗、政治色彩淡的新闻为主，以人情味、趣味性甚至是刺激性、煽情性的社会生活内容取胜，通篇充满低级、庸俗、耸人听闻的消息。这种廉价报纸的煽情之风可以看作传媒娱乐性的开始。1883年，普利策《纽约世界报》的出现，标志着廉价报纸取代了政党报纸成为美国报刊的主体。美国新闻事业进入现代化的时代进程已经完成。伴随着《纽约世界报》与《纽约新闻报》的竞争，在传媒娱乐化的背景下新闻娱乐之风日盛。到19世纪末期的黄色新闻泛滥达到顶点。这些“建立在煽情主义基础上，注重犯罪、丑闻、流言蜚语、离婚、性的问题，强调灾害和体育新闻的报道”，“使用大写字煽动性标题(黑体字或套红色印刷，经常对不甚重要的新闻加以渲染、夸张，整个报纸版面给人以耸人听闻的虚假感”。
　　
　　二、大众文化下的传媒娱乐化
　　
　　如果说传媒娱乐化是新闻娱乐化的“根”，新闻娱乐化是传媒娱乐化的“果”，那么，传媒娱乐化和新闻娱乐化所置身的土壤则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大众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都在发生巨大的转变。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消费的高涨。长久的压抑之后，带来的是过度的欲望追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对物质的享受、娱乐的追求和情感的释放，试图在满足感观享乐的娱乐消遣中释放出自己的本能。对大众文化，金元浦先生是这样定义的：“大众文化是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的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的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而麦克唐纳则进一步指出：“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
　　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90年代传媒产业化步伐加快，紧盯市场的传媒集团也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机，一改严肃、生硬的泛政治化面目，转向另一个极端，通过宣扬享乐、情色、暴力、金钱、冒险、怪僻、传奇，大肆满足人们的浅层次感官要求和享受欲望，来赢得消费者，并想方设法地催化出更为强烈更为持久的需求，从而追求更大的商业利益。同样，浸染在商业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相同的消费文化本质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互相营养互为寄生，相互伤害互为牵制的复杂关系。经过产业化的大众传媒，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利用技术的力量实现了对大众文化审美的迎合，在不断为消费文化加温中成就了新闻娱乐化的“繁荣”。
　　
　　三、对“娱乐化”的伦理反思
　　
　　事实上。传媒娱乐化、新闻娱乐化已为我们带来了诸多伦理问题。新闻娱乐化和传媒娱乐化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
　　1　娱乐化立场对“人”的关怀的弱化。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人都具有高于一般“物”的崇高价值。在西方哲学中，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将“人是目的”作为“道德三律令”的核心思想，提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中国哲学中，人比万物贵，人与天地并，更是中国价值哲学最根本的观点。《易传》将天地人并立为“三才”，且以人为中位。孔子说：“大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然而，在娱乐化浪潮中，为迎合受众口味，许多传媒在娱乐化风潮中开始走向感性至上主义，事物存在的社会价值，行为与处境所引起的社会反思，不再是传媒关注的重点，有关公众利益的劳动权利、生态环保、高新科技、行业危机等方面问题很少得到重视，一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硬新闻被淹没在娱乐化的浪潮之中。2003年初SARS疫情来袭，但公众却没能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充斥着我们报刊、电视、电台、网络的是香港影星张国荣愚人节去世，伊拉克战争即将打响等信息，对广州发生“致命性的流感”进行淡化处理。同年7月，世界足球豪门皇马来华献

技期间，云南省大姚县刚发生了6.2级强烈地震。统计死伤几百人，估计直接经济损失在10亿元以上。但为了获取更多的“眼球”，许多媒体不惜将公众利益抛至脑后，将全部的精力投到一场对“皇马”空前的“新闻大战”中，对云南地震只作为一般的消息例行报道。
　　2　娱乐化立场中道德的弱化。传媒娱乐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信息与娱乐的合流。在娱乐化的背景下。信息与娱乐的界线逐渐消失，传媒从过去简单的信息传播，转向对娱乐效果的追求。在这种娱乐化的立场中，当遭遇到严肃的社会道德问题时，传媒往往会忽视道德的价值与意义。不对事物作评价与判断，放逐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真、善、美的价值判断，而是让大众在娱乐中，在不需动脑筋的“愚乐”中，放松理性批判和改造世界的意志。这种娱乐化立场对道德的弱化着重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正确舆论导向的偏离。“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江泽民舆论观的活的灵魂，坚持把正确舆论导向放在首位是新闻宣传最重要的责任。媒体掌握着话语霸权，通过选择新闻、评价现象、解释观念、描绘图像、议题设置。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品位、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趣味。然而，在传媒娱乐化的进程中，在利益的驱动下，当木子美、流氓燕、车震门等被个性化、放大化时，暴力化、色情化倾向的社会风气就被媒体助长，正确舆论导向就被弱化。二是缺乏对深层问题的关注。新闻的过度娱乐化容易造成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失准。在传媒娱乐化的影响下，为追求新闻的新奇性、刺激性，节目制作人、记者被迫在寻找新闻线索时不断挖掘，甚至参与策划“猛料”以挑逗起公众兴趣。在报道严肃的重大问题的信息时，新闻娱乐化也容易导致新闻的媚俗化和低俗化。为迎合公众兴趣，媒体往往容易丧失对事件的道德批判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在克林顿的绯闻案里，对美国总统品行的反思已不再重要。斯塔尔的报告、莱温斯基的一举一动才更有价值。
　　传媒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转变人们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等方面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为公众提供正确价值导向上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不可否认，传媒娱乐化、新闻娱乐化对于增强新闻的吸引力，拉近新闻事件与读者的距离，起着积极推动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过度娱乐化的背后。是对大众传媒的权威性、公信力的伤害。为此。加强对“娱乐化”的控制成为传媒良性发展的必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防止新闻“娱乐化”过泛。新闻娱乐化不是新闻庸俗化，更不等于新闻低俗化。然而，追逐商业利益容易将传媒引入歧途。将新闻娱乐化引向庸俗化和低俗化。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建设，通过塑造媒体个性，更新传播理念，优化传播手段，明确新闻价值取向，推动新闻报道向多元化、深度化、专业化发展，防止新闻娱乐化的“泛化”倾向。另一方面，发挥传媒娱乐化的积极作用。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提升大众审美情趣。娱乐是一种精神状态和审美感受。人人都有向善向美之心。但感官享乐的娱乐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反而容易造成审美疲劳。为此，媒体必须以社会使命感、责任感为支撑。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品质，有效引导大众健康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才能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才能真正赢得大众。实现媒体长久的生存和发展。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2255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