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实验科学的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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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娜
摘要：中世纪时期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科学和哲学上的"黑暗时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近代实验科学突飞猛进发展的时期，在这一鲜明对比中大多数人都走向了一个极端，完全忽视了中世纪对近代实验科学的准备作用。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中世纪对近代实验科学的准备过程。
关键词：中世纪思想准备物质基础知识准备
“当人们谈起科学史时，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种实验的和数学的知识，以及它无穷无尽的应用成果；他们想到的是我们所谓的‘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在十七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展开。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当然是有道理的。然而仅仅了解这一部分情况的人对于整体的发展会有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这仿佛就像是只在一个人成熟时才了解他，而没有意识到，只是由于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漫长岁月才使这种成熟成为可能。”[1]近代实验科学之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定也有他童年以及青年的漫长的积累过程。不难理解他的童年时期当然是我们所熟知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近代科学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在此也不再多说。而他的青年时期，即中世纪时期却一直遭人误解，被认为是科学和哲学上的“黑暗时期”，接下来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近代实验科学青年时期的酝酿过程。
一、 近代实验科学之思想准备
众所周知，实验科学之发展需要我们承认理性思维的作用，承认我们可以通过理性达到对事物的确定性认识，从而获得可靠的知识。同时实验科学的发展需要我们重视感觉经验，重视个别的具体事物，重视从经验事实出发寻求知识。总之，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二者的结合之上实验科学方可产生。近代实验科学之感性理性思想方法在中世纪是如何一步步成型的呢？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中经院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经院哲学的主要特色是神学与哲学的结合。波埃修是中世纪早期最著名的思想家，在古希腊罗马知识备受摧残的中世纪早期，他不仅起到了保存古文化的作用，同时还为以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他翻译了大量古希腊罗马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除了翻译外他还自著了几篇逻辑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早期对逻辑的关注，大抵来自波埃修的影响。除了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继承和发展之外，波埃修对理性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开启作用。在他与教皇约翰一世的通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只要可能便将信仰与理性结合起来。”并且他确实这样做了，在他的神学论著中，他排除了信仰的权威，完全按照逻辑推理来论证。至此，波埃修便将逻辑理性引入，确立了经院哲学的基本方法。
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对理性的认识比他的前辈更进了一步，他力图实现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调和和统一。他强调人的理性在认识客观事物中的实际作用。他认为，人凭借理性希望了解他所生活的世界，尽量多的掌握自然知识，这是正当的。并且他认为，坚持纯信仰主义的思维方法，贬低理性是不明智的。虽然他给予理性一定的生存空间是为其信仰服务的，但这却在客观上促使理性逐渐抬头，使人们思想中理性的成分越来越多。托马斯除了在理性上的重大突破外，在对感觉经验的认识上也颇具影响。在他对上帝存在的五种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方法已经和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方法完全相反了。“安瑟伦从‘可以想象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的观念开始的，由此，他推论出那个存在的实存。而阿奎那说：所有的知识都必须开始于我们对感觉对象的经验。他不是从具有完满性的天赋观念开始，相反，他的五种证明全都以那些我们凭着感官经验到的日常对象的观念为基础。”[2]
托马斯・阿奎那使经院哲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然而当他达到了最高点时便不可避免的孕育了否定自身的因素。理性逐渐抬头，并且在这条路上已经越走越远，同时对感觉经验的重视已经逐渐背离了教会的初衷。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的应该是罗吉尔・培根，与其说他走的更远，倒不如说他已经走向了与经院哲学完全相反的路，从而促使了经院哲学的瓦解。罗吉尔・培根是与托马斯・阿奎那同时代的人，持唯名论观点，与阿奎那相对立。他说：“我们相信权威，但不是通过权威来了解事物。如果没有理性做基础，权威是不完全的。”[3]在罗吉尔・培根这里理性已经完全战胜了权威，理性终于走出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同时他又说：“而理性（或抽象的推论）不能单独区别诡辩和真正的论证，如果他不能以经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话。”[3]可以看出，他又强调理性认识应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知识必须从感觉经验中产生，因而应重视科学，重视实验。他继承亚里士多德的精神，热心科学实验，被誉为“实验科学的鼻祖”。他认为，只有实验科学才是认识真理的真正途径。罗吉尔・培根所提出的经验和理性的结合或者说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 实验科学之经济基础
实验科学的发展需要辅之以相应的实验器材以及人员的配备，而这些无疑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接下来从中世纪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谈一下对实验科学的促进作用。
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农业在其经济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中世纪农业技术上一个重大的革新就是重轮犁的发明。传统的旧式犁由于缺少轮子，在耕田时就得由犁田人提到一定的高度，这种操作需要相当大的力气，而且犁田的深度不够。并且这种旧式犁只适用于又松又干燥的土地，而中世纪欧洲的土地大部分是肥沃而稠黏的土地，这样就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重轮犁的发明则扭转了这种状况，这种新式犁的使用不仅节省了人力，而且犁出来的地又深又整齐，非常适用于欧洲肥沃又稠黏的土地。
与此同时，随着重轮犁的广泛应用，又为发展农业三圃制提供了条件。由于旧式犁只适用于土质干松的土地，所以为了恢复地力经常是把所有耕地分成两部分，轮流耕作，每年有一半的耕地处于休耕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农业二圃制。而重轮犁的发明使肥沃而稠黏的欧洲大部分土地得到了开垦，这种土地由于本身土壤肥力比较好，所以使农业二圃制的耕作方式逐渐转向了三圃制。即把耕地分成三部分，每年有一部分休耕，两部分耕作，其中一部分是春季播种的作物，另一部分是秋季播种的作物。
另外，新发明的新式笼头和马轭套在马肩上，改变了将马轭系在马脖上的状况，使马的有效拉力比在古代时要大三、四倍，这时人们就用马来耕地。这样马作为原动力就逐渐代替了牛。
重轮犁的应用使欧洲北部的肥沃土壤逐渐开垦并用于耕地，并且促使农业的三圃制逐渐代替了二圃制，这样使农作物产量提高，出现了超过人们生活的一些多余的粮食，从而使人们越来越富裕，生产力大为提高，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马作为原动力用来耕地则节省了人力，使一部分劳动人民可以摆脱掉一些体力劳动上的粗活，从而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观察，进行科学实验。
除了农业上显著的进步以外，中世纪的欧洲手工业方面的发展、贸易的繁荣以及城市的兴起对近代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促进作用。整个中世纪经济的发展为后来实验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使实验科学得以可能。如果不是中世纪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我想实验科学在近代的发展不可能那么迅速而有效。
三、 中世纪的教育对近代实验科学的推动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教育对科学的促进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教育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了人才，使科学技术成为可能，同时教育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准备。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中世纪的教育对近代实验科学所做的准备工作。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人控制西欧以后，西欧的教育水平曾一度低落。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唯一的知识分子就是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中世纪对教育的推动则主要依赖于这些基督教徒。他们除了搜集和抄写经典、宣讲教义外，还充当教师、举办学校。当时学校讲授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七艺，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及文法、修辞和辩论术。虽然此时的七艺在内容上与古希腊、罗马时已不尽相同，并且教会学校教授七艺的主要目的是为其神学思想服务的，但这些课程的学习却在客观上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了人们的思维。例如对几何、算术的学习为近代实验科学能够获得准确的计算数据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初期的教育主要就是在这些教会学校中进行的，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兴起，正规的、系统的教育机构相继出现了。“11世纪末，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首先出现了最早的世俗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到12世纪，又相继出现了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13世纪后，捷克的布拉格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也相继出现。”[4]与中世纪前期的教会学校不同，此时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则主要以逻辑和科学的课目为主。当时的教材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以及他的《物理学》、《论天》、《气象学》等科学论著。另外，还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等。可见，古希腊的科学思想在中世纪大学里已得到了研究和吸收，而近代科学的产生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对科学论著的如此重视不禁让我觉得中世纪时期并不是对科学的完全压制时期，我甚至觉得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科学、提倡科学，至少在大学建立以后的中世纪中后期是这样的。
中世纪初期的教会学校教育客观上传播和普及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开拓了人们的思维，而中世纪的大学教育则进一步唤醒了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并且使人们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科学知识，为后来近代科学的起飞准备了条件。
四、 结语
正如丹皮尔所说，中世纪是近代的摇篮，近代实验科学正是在中世纪时期酝酿出来的。近代实验科学得以产生的思想前提是在中世纪时期伴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和解体而一步步构建出来的；近代实验科学赖以存在的物质保障是伴随着中世纪农业技术上的创新以及农业革命而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近代实验科学的知识准备是伴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总之，中世纪并不是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黑暗时期”，科学史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连续的、不间断的，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不论多么的辉煌，多么的突飞猛进也必定只是其自身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是实验科学的全部。中世纪时期对于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是一个基础性的准备阶段，是实验科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中心环节。
参考文献：
[1]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52
[2]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M］．北京・广州・上海・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152
[3]陈曦文．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32
[4]黄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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