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保护文化？抑或文化拯救民族？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覃德清

　　[摘要]民族创造了文化，文化同样成就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如影随形，相互拯救，彼此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文化保护需要理解文化的精髓及其宽广范围的保护限度，而保护文化其实也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人类需要依托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智慧，才能从面临的危机中获得新生。
　　[关键词]民族；文化保护；人类智慧；文化生态
　　[作者]覃德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人类学博士。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G03；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39-007
　　
　　一、引论：鱼和水――民族和文化
　　
　　人好比是鱼，文化好比是水。鱼和水相依相随，须臾不可分离，水腐鱼危，水枯鱼死，水满鱼存，水活鱼欢，乃自然之常理。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成就了人类。凝聚着数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演化法则与智慧结晶的人类文化果真消隐失传，正像鱼失去了水，人类必然进入穷途末路，世界末日随之降临。
　　人类绞尽脑汁，各显神通地通过评选文化遗产名录、建立生态博物馆和文化保护区以及其他模式，试图延续濒危的民族文化，此实为人类的理智和良知得到激发的逻辑结果，也是保证人类文化永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然而，当我们审视自古以来的人类社会演进历史，参照人类学所强调的文化内涵和外延，重点是特定族群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符号象征体系和人类适应自然的文化智慧和文明成果，就会切实感受到文化是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人类就像是鱼儿栖息其间，浑然不觉，我们能把握住文化吗?我们录制的音像制品，我们捡回来放在博物馆里的“样品”，何异沧海一粟!
　　人类能够保护、抢救的仅仅是文化的空壳，真正的文化作为一种境界、一种情境、一种氛围、一种发自内心的“悠然见南山”的愉悦、一种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而心旷神怡的体验、一种潜融于民族心灵深处的智慧，就像弥漫在空气中的缕缕清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更不可拿捏把握。
　　鱼赖以生息的江河湖海被污染了，要干涸了，鱼自身难保，还说：我要拯救水，终究无济于事。文化衰落了，消失了，心高气盛的人类以为可以拯救文化，无异于鱼要拯救水。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文化更新，自有其内在不可操控的潜在规则，人为地过多地干预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甚至偏离符合真善美原则的苍苍世道，人类自身的前途堪可忧虑。
　　文化保护思潮汹涌而来，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论探讨却依然是个薄弱环节。文化与民族孰为保护之主体?孰为被保护的客体?主客体之间如何相互成就对方?值得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行多方位的思考。
　　
　　二、文化成就民族：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文化包含“可观察的文化”(observable culture)和“不可观察的文化”(unobservable culture)，其核心就是潜在的“文化的内在法则”(cultural grammar)。“文化”是一种-“认知系统”，是相互连结的有“高度秩序的网络和结构中的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命题’，这些‘命题’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各民族的文化法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同自然的适应过程中，在自身的文化经验的日积月累中，无意识地形成，无意识地支配着分享这一文化成果的各位成员的价值观念、言谈举止和行事伦理。一个民族奉行什么样的文化法则，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一个民族的文化政策，甚至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
　　侗族民谚云：“饭养身，歌养心”，实为揭示文化与民族――客体与主体内在关系的精辟高妙之论。“饭”与“歌”既是人所创造的文化客体，又是人的身心得到滋养所依托之物。没有饭吃，身子将受饥饿的煎熬；没有歌声，生活缺少了许多乐趣，心灵得不到滋润，必将枯寂寡欢，甚至变态。保护“饭”与“歌”之源不至于枯竭，不是人对文化客体的施舍和恩惠，而是人自身得到生息繁衍并且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
　　民族文化其实是一种“心灵鸡汤”，滋养了人类的心灵，使人过得充实，给生命的存在赋予意义，使民族生命得以延续。人类学功能学派比较全面揭示了文化对民族的滋养作用：
　　人和其他动物一般，一定要有养料，为了个人和种族的绵续，他也一定要传种。他亦定要时常防御着自然、动物或他人所给他的危险。他若要得到舒服的生活，不能不有住处、温度、湿度的调剂及清洁的设备。要满足这些生物上的需要，每个社区都一定得备下一种文化“军需处”及一种传种的安排：一防御的机关及一居住的体系。人体首要的需要得到有效的满足，它追着任何文化产生种种基本的结构：营养方面的“军需处”，两性交接及传种的制度、防御的组织及日常生活的设备。
　　古今中外都有无数的例证说明：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像一个“军需库”，源源不断提供能源，帮助无数的民族或者族群成就了无数的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
　　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政体和国家来说，政治是骨架，经济是血肉，而文化是灵魂。文化决定民族潜能的激发路向，决定人们怎样看待自然?怎样同其他民族相处?怎样体现自身的价值?西方文化注重主客体之分，借助科学技术控制自然力和自然资源，物质文化成就尤为突出；中国文化强调“儒道互补”，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处世的文化法则，许多仁人志士既能树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能安贫乐道，追求自我完善。
　　世人公认，智慧在中国人的脑袋里，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0.3％，自古以来流离失所，饱经歧视、劫掠和残杀，却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少数民族，操纵着世界经济的杠杆，在诺贝尔评奖中独占鳌头，令其他民族只能望其项背。究其根源在于犹太人固守本民族文化传统，团结对外，重视教育，发奋自强，在夹缝中生存。犹太文化造就了犹太民族的独特性格，与生俱来或者潜移默化中习得的性格，决定了无数犹太人的成功命运。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教育是一项神圣的宗教义务，教师是社会普遍尊重的职业。哪怕是最贫穷的家庭，也会尽力使子女受尽可能好的教育。14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平均每月读一本书，全国有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一千多所，平均每4500人就有一所图书馆。
　　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指出：“文化的出现是很曲折奇妙，但是出现之后，却有对人类构成很大的影响。人类创造文化原本是为了增进生活的舒适，结果却也深受文化的束缚，一举一动中都表示出文化的影响力，不同文化熏陶下举止就有差异”。这种差异养成不同的性格，而不同的性格，决定不同的命运，个人如此，作为群体的民族亦然。
　　中国历史上的诸侯列国，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奉行不同的文化政策，形成不同的文化品性和族群性格，由此成就不同的文化业绩。
　　秦始皇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同秦国自身的文化法则及其采取的文化政策息息相关。秦文化是华夏文化与西戎文化多元汇融的结果，秦人乐而不疲的是农垦、战争和拓展疆域，不屑于仁义礼乐的教化和超越时空的玄想，不拘于先王典章制度的制约，崇尚法家文化，儒家却备受冷落。秦文化

讲究实效，充满了生机活力，造就秦国人不拘一格、富有冲击力、敢于进取的民族性格，这是秦国实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伟大理想的文化思想根基。
　　楚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刻苦耐劳、崇尚勇武、忠君念祖、智慧刚强。楚人创棒辟莽地开拓基业，在四邻的威逼中求得发展，形成了刻苦、耐劳的作风。楚虽被秦所灭，但是，楚人艰苦创业，揭竿而起，推翻秦朝，印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
　　李唐王朝国运隆盛，万邦来朝；军威四震，光耀四海；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根源之一是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正确的文化政策。唐代统治者尊儒、崇道、礼佛，致使儒学、道教、佛教并行不悖，借助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教养性，发挥各自的功能，促使各民族文化蕴能相互激发，缔造了百花争妍、春色满园、流光溢彩的繁荣景象，把中华民族文化推向历史的最高峰。
　　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和当今的“浙商”之所以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叱咤风云，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是独特的理财文化，成就了山西、浙江两地杰出的商家。在清代，山西人擅长经营钱庄，票号遍布全国，盛极一时。其成功得益于晋商讲究诚信的商业伦理，他们讲究信誉，人弃我取，薄利多销，谦和忍让。
　　“浙商”被誉为“中国第一创富商帮”和“东方犹太人”，其文化根源是在当今商海的潮起潮落中，炼就了“浙商精神”：勤奋务实，从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善于捕捉市场信息，勇于开拓。浙江人不弃一针一线的小生意，许多人从经营钮扣、拉链之类的小商品一点点发家致富，这种越王勾践式的“卧薪尝胆”精神，成就了“浙商”的辉煌业绩。
　　客家人远离中原故土，经历数次大迁徙，颠沛流离，养成了客家人刻苦耐劳，敢于冒险，团结奋进的特性。这种民族性格反过来激励现实生活中的客家人勇于进取，耐苦节俭，敢作敢为，崇文重教，诚恳弘毅，团结包容，开拓创新，获得宽阔的生存空间，屡屡取得巨大的成功。
　　藏族因为信奉藏传佛教而维系一片圣洁的心灵世界；伊斯兰教信仰则使穆斯林获得精神的寄托和力量的源泉；壮民族因为继承了源自远古，历经仓吾瓯骆时代、乌浒俚僚时代、偎僮时代、僮族时代和壮族时代一脉相承的文化序列，有《布洛陀麽经》确立布洛陀人文始祖的地位，有壮族民间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确立壮族的伦理准则，有《嘹歌》展示了壮族歌咏文化的博大精深，有活态的盘古文化信仰表明壮族文化源远流长，才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壮族不是纯粹“政治建构的民族”，而是有深厚人文底蕴和悠久历史渊源的“文化的民族”。
　　电影《刘三姐》让世人知道中国有个能歌善唱的壮族，而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的巨大成功，不仅拯救了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还让人意识到“文化是个好生意”。《纳西古乐》的巨大经济效益成就了宣科，《云南映象》，风靡海内外，不仅仅是因为杨丽萍的独特创意，而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可以说，没有民族文化内在底蕴，不会有电影《刘三姐》和《印象・刘三姐》，不会有《纳西古乐》和《云南映象》，也不会有以周庄为代表的江南六镇旅游开发带来的显著效益。当今世界的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如朝阳喷薄而出，前景不可限量，显而易见地昭示着未来世界属于拥有文化的民族。没有文化的民族，不仅无法成就任何事业，还将失去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本。
　　
　　三、文化危机逼迫人类陷入困境
　　
　　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是塑造人的心智的力量，语言分类系统决定人的概念世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话语体系天然形成对于外部世界的不同分类。包括“我族”与“他族”，“圣洁”与“污浊”，“善”与“恶”，“安全”与“危险”，“正义”与“邪恶”等等的区分标准，都在潜移默化的文化习得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一旦定形则构成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体系，决定了民族成员认知图式的建构，决定了民族潜能耗散的方向，文化指引民族生命最终归宿之所。文化危机是民族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丢弃了本民族的文化，正像鸟失羽翼，无法腾飞，鱼离开了水，无法生存，也就是遗失了民族灵魂，必将失魂落魄，后果不堪设想。
　　某个民族或者某个政体之衰微，往往根源于文化政策的错失，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不乏证明。太平天国借用基督教之某些外壳，建立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视中国儒、道、释正信宗教为“妖魔”，毁坏寺庙、书院，断绝同中国文化道统的有机联系。这种文化政策无疑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
　　近代中国“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日本的明治维新奉行“和魂洋才”。这两种文化政策轩轾之分，高下之别显而易见。文化之“体”与“用”不可简单移植，“中学”之“体”，自有其用，而“西学”之用，依托于“西学”之体，正如牛有负重之用，马有致远之用，不可搭配。而民族文化之魂作为民族内在精神，必须固守，惟才可借。两种文化思潮必然带来迥然不同的结果――“洋务派”以失败告终，明治维新奠定日本强盛之基础。
　　当今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危机造成无形的陷阱，迫使人类的生存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对自然敬畏之心的失落，造就无所畏惧的人格。
　　人们对自然失去敬畏之心，山川林木、日月星辰，从前都是有灵性的存在，“七月流火”，“三星在天”是普通民众的视觉经验。面对寥廓的夜空，群星璀璨，运行有常，周而复始，亘古如斯，激起人们心中神圣的道德律。而今有多少人认得北斗七星?有多少城市保留天空的湛蓝，让人领略星星在闪烁?
　　当神性失落，人性必然扭曲；当自然被当作纯粹可以索取资源的客体，人类心中的神圣的道德律将对人们的所作所为失去基本的约束力，加上旧的伦理准则趋于瓦解，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建立。人伦规范失落，安身立命的道德准则摇摇欲坠，导致偷摸盗窃现象屡见不鲜，黄、赌、毒屡禁不止。人们寻求摆脱人类道德困境有效之方，却找不到疗救世风日下的妙计良策，无法无天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先是毁灭为非作歹的个体，日积月累，迫使人类整体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
　　其次，相对自足的村镇社区不是人生的理想归宿，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必然面临文化震惊和更大的风险。
　　鱼归大海，区域族群融入全球化浪潮，一方面是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是主动追求，热切渴望进入外面精彩的世界。孙中山先生有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假设顺应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潮，却损毁凝聚人类历史印迹和文化智慧的传统文明，原本多姿多彩的各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奄奄一息，人们享受同样的乐趣，也经受同样的风险。全人类拥挤在日益难寻立足之地的“地球之舟”上，牵一发而动全身，随时有可能面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生存考验。
　　在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特定村镇社区的族群，依靠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来维护民族生命体的延续，与外界交往不多，生活空间狭窄却相对安全。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人们走出比较闭塞的社区，进入到各民族命运彼此相连的现代社会体系之中，生存风险却增大，安全感明显降低。正像鱼原来栖息在相互隔绝的小水塘里，池虽小，却没有惊涛骇浪。

一旦海水猛涨，淹没了无数的水塘，塘中之鱼不得不到新的环境中生存，难免水土不服。
　　第三，快餐式娱乐导致心灵缺乏深层次的审美熏陶
　　人类心灵世界的构筑，源自人的视觉和听觉等器官的感知。现代科技的发展，某些缺乏品位的快餐式娱乐畅行无阻，经典的光辉暗淡无光，精细繁难的创作被轻松的点击复制所取代。
　　人类被浩如烟海的信息所淹没，我们的文化变成充满感观刺激而充斥无聊游戏的庸俗文化，“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表面的生动可感，掩盖了本质的虚幻飘渺。深邃细腻的审美体悟消失殆尽，疗救不了人的精神世界的苍白和审美趣味的低俗。无所不包的电脑网络将人沉溺在虚幻的想象空间，无法感受自然的呼吸，不能窥测自然的神秘，难以倾听自然的声响。望秋高云淡，鸿雁南飞；任春风拂面，神思浩荡的审美感悟，已不再是现代“新新人类”能够领略到的审美高峰体验。
　　第四，族群记忆之链断裂，人类反思能力失落，遗忘生命本真。
　　现代人类在“千城一面”的现代都市过着同一模式的忙忙碌碌的生活，为了追求带着绚丽光环的“富裕”、“发展”、“快乐”的目标，却遗忘了自身之由来，遗忘了健康，遗忘了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的表述和心灵的滋养，遗忘了生命的本真，也忘记了人类走向美好归宿之路径。
　　由此令人想起渔夫和鱼的故事：渔夫想钓鱼，却被鱼拖进水中淹死。以西方文明为主轴展开的全球一体化浪潮，危及世界上各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生存，边陲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向往现代文明，正像渔夫想钓鱼，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方法不当，心过急切，失去理智，忘却自身安全之基，必然岌岌可危甚至被绚丽光环掩映下的巨大陷阱所湮没和吞噬。
　　
　　四、文化拯救民族的内在机理
　　
　　随着人类文化的趋同化，凝结民间智慧的文化艺术后继乏人，人亡艺绝的现象屡见不鲜，致使大批文化瑰宝走向消亡或遭到严重破坏，具有先觉意识的有识之士所大力倡导的文化遗产保护，渐渐像大海深处的潮汐，从孕育到慢慢涌动，进而形成势能浩大的力量，转变成联合国的公约以及签约国的实践。白庚胜将文化保护的形式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把文化保护的手段分为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护、教育保护、产业保护、学术保护，他认为文化保护的主体是“学者、官员、教员、普通国民、传媒工作者、法官、文艺工作者、实业家构成的联合体”。然而，数年的实践表明，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各民族文化遗产来说，国际保护有如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保护面临深层次的文化信念体系的差异而难以协调。民间保护缺乏资金，当地文化传人缺乏文化自觉。教育保护面临高考指挥棒和就业压力两道不易逾越的门槛。产业保护也许发现民间文化新的生存空间，但更多把民族文化纳入功利化的生存轨道。学术保护理论的空疏和不切实际，学者们大声疾呼，却有如在空旷的沙漠上呐喊，应者聊聊无几。
　　自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民间文化抢救工程，文化部启动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以来，文化保护的事业日益深入人心，随后国务院公布了518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加紧实施民间文化的数字化进程，成绩斐然。然而，毋庸讳言，当前如火如荼开展的文化保护运动也面临重重困难和理论上的悖论。联合国理解的文化保护之原旨，经各个国家和各级政府基于各自立场的解读和重新阐释，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本来文化保护是需要投入资金给予支持的社会责任，却变成用以提高知名度以带来经济效益的一种投资。挤进遗产名录的目的是为了在国家财政中分得一杯羹，解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有些地方的生态博物馆扭曲人性，有些文化保护项目以假乱真，有些地方政府将上百名祭司汇聚起来，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仪式，脱离举行仪式的特定语境，实际上是以保护之名，扭曲神圣的祭祀仪式。
　　中国各民族的文化遗产有可能在“文化保护”的幌子下，被生吞活剥，被强制性地摄入录像机，被不懂其文化原义的所谓“文化工作者”携回并收藏在档案馆里，离开固有的生存语境，失去赖以生存的真实生活场域，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
　　地球上的生命体无时无刻在进行着新陈代谢，每一个物种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地球生物链中的人类因为是惟一有高级思维和完整表述符号体系的灵长类动物，所以，能够有意识的追忆人类的历史，展望人类的未来，试图探究人类陷入危机以及走出危机的各种路径。人类走出困境需要借助文化的智慧，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人类用来保护自己不受环境直接变化的影响的方式”。
　　文化拯救民族之要务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导致地力消耗过度，人类栖居的社区，难见流水潺潺、果木茂盛、飞鸟嘤嘤的天人和谐的胜景。越来越多的人崇尚简朴生活，徜徉林泉之间，忘情山野之中，清静无为，逍遥自在，守本真心，才能使心灵得到拯救，也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拯救民族的内在机理在于塑造身心健全的新人类。近代文化大师辜鸿铭深刻指出人的塑造对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他说：
　　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博大、深沉、纯朴的健全人格的塑造，有赖于童年的文化习得。优秀的民族文化给人以心灵上的愉悦和刚健清新的审美感受，潜移默化地在人的认知体系中树立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对与错、好与坏的价值观念，开展民间文艺活动有利于促进形成健全的意识结构。
　　现代技术迅猛发展使得地理空间的距离明显缩短，人们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但是，现代人却变得更加忙忙碌碌，身心疲惫，形容枯槁，忧心忡忡，中国古代文化开出了医治“心灵憔悴”病症的灵丹妙药：
　　吾将赠子以无为之药，给予以淡薄之汤，刺子以玄虚之针，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予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遨游而逝，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子与子具养神之馔，老聃与子致爱性之方，趣遐路以栖迹，乘青云与翱翔。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关于人应当“如何活”、“怎么活”和“为什么活?”什么是“需要”的东西，什么是“想要”的东西?这些哲学的基本问题一直吸引和困扰着人们。现代人在寻根的冲动里，在冷静的反思中开始明白如何在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中安顿自己是人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人一方面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又渴望超越自己的本能。于是，人在世俗的世界之外，又创造出一个更有意义的世界，并在此过程中给生命赋予永恒的价值，从而建立安身立命的基地，使

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自我在相互关照中获得精神的升华。
　　提升民族文化的品位，通常不在物质文化的创造，反而是业余时间的娱乐，更能体现民族文化的品格。正像观察一个人的志趣不在工作的八小时之内，而在于看他如何支配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中国素有以琴、棋、书、画为文人雅士沉醉其中的四大艺术门类。琴之深沉，棋之智慧，书之神韵，画之意境，其独特的文化旨趣有利于人格的塑造，有利于实现心灵的愉悦和精神的寄托。
　　正确处理好生命有限性与欲望的无限性的关系，体现了东方民族的生命智慧，重拾生命记忆，建立合理的生命秩序，赋予生命旺盛活力，让心灵得到安顿，体现了“人生智慧”的文化本性。
　　个人“得救”和民族“得救”，离不开营建“静思”和“净思”的践行。“静思”才能在纷乱中保持清醒头脑，不致迷乱；“净思”才能在面对五颜六色的诱惑中保持圣洁之心。
　　在后工业时代，文化拯救民族的切实途径之一是文化经过影视传媒转变成一种文化资本，这就需要艺术家的想象力同文化专家的知识相互结合，共同打造文化产业的经典之作。叶舒宪先生认为：“今天我们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对人类千百万年延续下来的无比珍贵的生存经验的自觉，是对历经沧桑还依然活在民间的文化传统的自觉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与存续，将反过来保护我们13亿人的可持续生存”。@1993年，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超过了汽车工业的产值。至2001年，英国文化产业产值达1125亿英镑，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美国的音像制品成为第一大出口贸易产品。
　　
　　五、结论：文化与民族相互拯救理论的价值
　　
　　文化精灵无形无影，在不同民族特有的真实生活语境中潜移默化，口传心授，毫无踪迹，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不可捉摸，却片刻不可缺失，任何神通广大的人若想把握文化无异于想要伸手抓住空气一般。因此，对于文化保护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来说，应意识到文化保护的限度问题，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保护，我们能够把握住文化的躯壳，并不一定能够把握蕴涵在文化深处的精髓。文化有自身不可干预的演进、更新、承续机制，有些时候，最少干预，就是对文化的最好的保护，去掉笼罩在民间文化之上的诸如“迷信”、“落后”、“风流”、“粗野”等种种“污名”，根据其真实情况，给予合法化的“正名”，就是功德无量的事业。
　　文化保护应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的乡土社会文化体系的重建相结合，同消解社会的不公平引发心态的不平衡相结合，为人类心灵不再迷茫、困惑、苦恼，提供文化的滋润功能，不再让仇恨的情绪萦绕心间，清除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根源。因为人心不安则社会不安，人心不稳则社会不稳。实现心灵世界的宁静与舒畅，是文化保护与文化建设的核心使命。
　　确立文化与民族相互拯救关系的理论价值还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文化不一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是，“抛弃我们的文化遗产，只能把丑陋的野兽面具重新套在我们头上”，所以，文化保护绝对不是“赔本生意”。确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合法地位及其在当今社会延续的合法性，正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是每一个民族得以有文化、有灵魂、有自尊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资本。因此，民族与文化的关系，正如一代明君唐太宗所言“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现代科技发展为我们解决了许多关于自然现象的困惑，但是文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常常会使我们陷入到迷茫和绝望之中。人类既要面对生态恶化带来的人类困境，更要面对文化资源枯竭造成的“精神饥荒”。英国小说家奥而德斯・赫胥黎学者预言：“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所以“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但愿这一悲观的预言被人类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智慧所化解，让各民族文化习俗中深涵的消解精神空虚的“灵丹妙药”和灵性体验的传统，为现代人“精神得救”，提供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泉。
　　无论如何，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验证：文化与民族如影随形，相互成就，相互拯救，彼此之间相残则俱伤，相生则共荣，一灭俱灭，一兴俱兴。
　　
　　责任编辑　邵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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